克什米尔问题长期以来一直是世界的热点问题，旷日持久地引发印巴两国冲突。对于克什米尔问题的产生和发展有多种不同的解释路径，如殖民主义、宗教冲突、霸权主义和民族主义等，本书以地缘政治为研究视角，对1947-1974年的克什米尔问题进行了考查，分析了它是怎样产生和发展的。
意大利着名历史学家克罗齐在考查那不勒斯的历史后说：“我们的土地上表现出的历史并不产生于其内部，因为历史学家开始注意到，南方的意大利和西西里命中注定地要成为世界历史中的主要冲突地点：在古代是迦太基人和罗马人的，在中世纪是伊斯兰、拜占庭和神圣罗马帝国的。”［意］克罗齐着，《那不勒斯王国史》，王天清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24页。另注：原文语句不顺，笔者已经根据该书序言第6页的相关内容作了修正。通过对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的历史进行考查，我们同样可以说：克什米尔命中注定地要成为世界历史中的重要冲突地点：在古代是亚洲腹地游牧民族之间的，稍后是锡克人和阿富汗人之间的，在近代是英国人和俄国人之间的，在现代是印度人和巴基斯坦人之间的。
作为英国结束对印度殖民统治的一项副产品，克什米尔问题虽然产生于1947年，但它深深地植根于克什米尔和印度此前一百多年的历史当中。前现代的印度和克什米尔与它们当前的政治版图大不相同，现代的印度和克什米尔都是经过英国长期殖民统治塑造而形成的。克什米尔位于兴都库什山脉，那里地势险峻，易守难攻。在19世纪初，克什米尔处于阿富汗杜兰尼王朝的控制之下；1819年，它被杜兰尼王朝的封臣锡克国王兰吉特·辛格兼并了。锡克国是骁勇善战的锡克人在北印度建立的国家，它实力雄厚，领土主要由印度河流域的旁遮普平原和克什米尔山区地带两部分构成。
克什米尔南面的查谟的多格拉贵族中有三兄弟都是才俊之士，为兰吉特·辛格攻城略地和摆脱阿富汗杜兰尼王朝的控制立下汗马功劳，先后从锡克王室获得采邑，成为位高权重的文臣和武将。其中的长兄古拉伯·辛格在1822年受封为查谟王，随后开始扩张自己的势力，吞并了周边许多小公国。从1834年到1842年，他乘中国清朝政府内忧外患之机，多次侵略中国的属国和西藏地区，最后兼并了中国的属国拉达克和巴尔蒂斯坦，把自己的领土扩大了十多倍，大大地加强了自己的势力，为此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世纪40年代初，英国人准备兼并锡克国。面对这个强大的对手，而且英国人当时在印度的行政中心在遥远的加尔各答，他们采取了一种渐进的、从内部消耗分解的手段来兼并锡克国。克什米尔不仅地势险峻，而且地处偏远，与英国管辖区之间还隔着旁遮普、查谟等许多地方，英国人当时没有能力去征服它，于是干脆把它当作交易品来处理。英国人与锡克国中权势熏天的封臣查谟王古拉伯·辛格勾结，以扶植他脱离锡克国建立主权国家和获得克什米尔谷作交易，换取他从内部策应以支持英国兼并锡克国的印度河平原区。这样，在瓦解锡克国的基础上，在英国人的卵翼下，信奉印度教的古拉伯·辛格，以查谟为基地，以克什米尔谷为中心，建立了具有主权地位的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成为英印帝国中面积最大的一个土邦，同时也是它的北部边疆。
把克什米尔谷转卖给古拉伯·辛格之后，英国与俄国在中亚的斗争日趋激烈。为了防止俄国势力伸入南亚，英国帮助查谟王室兼并了以吉尔吉特为中心的鞑靼斯坦；1936年，英国人又在一项司法裁决中把蓬奇采邑判给它。这样，经过一百多年的扩张兼并，通常意义而言的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最终形成了，其辖区主要包括信奉印度教的查谟，信奉藏传佛教的拉达克，信奉伊斯兰教的巴尔蒂斯坦、克什米尔谷、蓬奇、吉尔吉特等地，由少数印度教徒统治多数穆斯林。
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的建立和形成，是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地形地貌，以及19世纪阿富汗、锡克国、查谟、尼泊尔、中国、英国和俄国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作用下而产生的，是南亚北部地缘政治作用的结果。
地缘政治有微观、中观和宏观三种分析模式，相对应地分析局部（国内）的、区域（国家）的和全球（帝国）的地缘政治态势。尽管如此，这并不意味着在某个时段内只有某种模式的地缘政治影响克什米尔局势的发展，实际上它可能同时处在两种甚至三种地缘政治力量的作用之下。比如说在19世纪末，克什米尔已经是英印帝国里的一个土邦，它们之间有许多矛盾，甚至于英国政府在1889年褫夺普拉塔普·辛格大君的权力，建立部长会议而亲自发号施令，这是一种微观的地缘政治。然而，这个时期克什米尔在英印帝国和阿富汗的关系中也处于重要地位，当时划定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与阿富汗之间边界的李奇威线就是双方博弈的结果，它已经超出了单个国家而进入南亚地区范围，这是一种中观的地缘政治。但是，这个时期的克什米尔还是大英帝国和沙皇俄国在中亚斗争避免直接接触的缓冲区，受到英俄关系的影响。中亚是地缘政治学大师麦金德所称谓的争霸全球的“心脏地带”，英俄中亚斗争是标准的全球争霸行为，这是一种典型的宏观地缘政治。因此，19世纪末的克什米尔同时处在三种态势的地缘政治作用之下。
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形成之后被称作印度的微缩体，其民族版图对后来克什米尔局势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在20世纪上半期，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与印度的民族主义运动是逆向发展的。在印度是占多数的印度教徒领导其他少数派民族，争取从英国的殖民统治下获得解放，出现了少数派穆斯林要求建立巴基斯坦国的运动；在克什米尔是占多数的穆斯林领导其他少数派民族，争取推翻印度教徒的封建统治以获得解放，出现了印度教徒等少数派的分离主义运动。
不同的是，克什米尔作为从属于英印帝国的一个土邦，它的政治发展受印度主流运动的影响很大：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的两大政党穆斯林会议党和国民会议党，后者从前者中脱离出来；印度的两大政党国大党和穆盟，后者受前者的影响而成立。在印度的民族主义运动发展过程中，国民会议党与国大党分别成为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与印度的第一大政党，两者关系密切，都主张世俗主义和为共同体内所有人民的解放而奋斗；穆斯林会议党和穆盟分别成为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与印度的第二大政党，两者来往频繁，都强调保护共同体内穆斯林的利益。这样就出现了一个奇特的景象：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却是穆斯林领导的民族主义运动与印度的民族主义运动合拍共进，却与印度的穆斯林建国运动背道而驰。这是克什米尔问题产生的最重要的历史渊源。
英国在印度建立的殖民体系叫作英印帝国，由英属印度和印度土邦两部分构成。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英国被迫结束对印度的殖民统治而实行印巴分治根据赛琴？森的考证，甚至于印巴分治也是英国地缘政策的一个后果。他认为：“印巴分治实质上是边疆斗争的高潮。没有历史研究者会接受印巴分治乃穆盟的赠品这一观点。印巴分治无疑是穆盟斗争的结果，但英国切割边疆并让它们脱离印度教徒支配影响的政策，这才是印巴分治基本理念的根源。寇松勋爵在1905年分割孟加拉和阿萨姆两省并不是按照语言界线来展开，而是为了行政方便的目的。这在后来被证明具有消极的后果，该冠冕堂皇的计划旨在把印度的东北边疆置于穆斯林的控制之下。这是英国讨好穆斯林政策的延续。东北边疆需要确保安全无虞。按照英国的帝国战略，边疆安全就需要抑制日益发展的印度教徒民族主义。印度有漫长的海岸线，但是，英国因为拥有世界上首屈一指的海军，对此并不担心，自信能够应对所有来自海上的威胁。对于英国而言，印度的弱点在于其陆地边疆。
”（Sen， Sachin， The Birth of Pakistan， Lahore： Books Traders， 1978， p180）为了防止印度的民族主义势力通过陆地与国外敌对势力联系，进而威胁英国在印度的统治，寇松总督随意分割了孟加拉和阿萨姆，这成为后来巴基斯坦运动的滥觞。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印度激进民族主义领导人苏巴斯？钱德拉？鲍斯与日本相勾结，建立印度国民军，企图借助日本的力量把英国人赶出印度，实现民族独立。印度国民军曾经协助日本，从缅甸进攻英属印度，参加了重要的英帕尔战役。这一事件表明，英国人的担心并非多余的。在撤离印度的过程中，英国主要关心自己如何全身而退，因此把精力主要放在相对容易解决的英属印度分治上面，而基本忽视了复杂棘手的印度土邦归属问题。这期间制定的与土邦归属有关的文件主要有三份，分别是《内阁使团备忘录》、《蒙巴顿方案》和《印度独立法》，它们都没有明确印度土邦归属的具体解决办法。印度土邦的归属处于无法可依的状态，导致相关各方都可以找出含混的法律作为自己的行事依据，这为克什米尔问题的产生提供了法律空间。
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如果没有形成它在印巴分治前夕的那个样子，而是按照它在1822年的样子一直延续到1947年。那么，按照印巴分治的原则和印度土邦归属的普遍作法，各个部分将按其自然属性顺利地加入印度或者巴基斯坦，就像当时其他印度土邦所做的那样。如果英国在结束对印度殖民统治的过程中，以明确的法律条文规定印度土邦如何选择归属，独立后的印度和巴基斯坦将根据明文法律在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行事，克什米尔问题也将不会产生。如果没有克什米尔民族主义派的支持，印度在1947年出兵克什米尔是难以想象的；同时，如果巴基斯坦不与克什米尔接壤，也没有获得克什米尔什叶派穆斯林的支持，那它即便想干预克什米尔的局势也将无从插手，就像它对于印度占领朱纳加德和海德拉巴两个土邦而束手无策那样。由于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的形成是地缘政治作用的结果，因此克什米尔问题产生的历史原因应该追溯到地缘政治上去。
英印帝国确定分裂之后，印度把自己定位为英印统治国际地位的唯一继承国，这使它不仅想尽最大范围地继承英印帝国的领土，而且继承了它的北部边疆防卫政策。从地缘政治的角度出发，印度潜意识地把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纳入本国领土范围。但是，从地理、历史、民族和文化的角度来看，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更与巴基斯坦连为一体，对它更有战略防卫意义。此外，由于巴基斯坦立国的意识形态基础是“两个民族理论”，它内在地把穆斯林占人口优势的毗邻西巴基斯坦的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包含在自己的领土当中。反过来，印度却想把穆斯林人口占多数的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确立为本国世俗主义的象征。这些冲突导致独立后的印度和巴基斯坦都要求获得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的领土控制权，使出浑身解数去争夺它，从而导致克什米尔问题产生。印巴分治前后旁遮普的分割、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穆斯林部落民的反叛等事件，既是时局演变的结果，但印巴也参与其中进行较量，加剧了两国对克什米尔的争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