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者最需珍重的，是人民群众的情感；领导者须臾不可忘记的，是肩上的责任。
——题记
在病榻上
敲开宁夏党校6号楼107房间时，一个宽胸阔臂的大汉正在床上痛苦地辗转着。
这就是我要找的陶乐县委书记杜文辉？
看到我露出惊诧的表情，杜文辉带有歉意地解释：他不能起床。他才做了切除息肉、根治痔疮手术。平时忙得很，这次党校开运动会，他抓空子做了这次手术。
他侧了侧身子，苦笑着说：“病倒不是个大病，就是手术后直肠又痛又坠，躺也不是，坐也不是，折腾得你不得安生。”
我们都禁不住笑了。
坐在对面的一张空床上，我打量着这位陶乐县的“父母官”：虽然在病榻上，在忍受着病痛的折磨，可眼里却闪烁着令人感到热情、达观的光泽。之前我已知道，1985年，他从自治区大机关只身去了偏僻落后的小县陶乐。当时县里连个灶都没有，他东凑一顿西凑一顿，又自己开伙下挂面。后来把家搬去了，现在，大女儿也已在陶乐安家。
陶乐是怎样的一个地方？它是夹在黄河和毛乌素沙漠中间的一块半封闭区，交通不便，土地贫瘠，经济落后，县城象村落。1985年，一位同事去陶乐采访，回来后大加感叹这块“其乐陶陶”的“世外桃源”。虽说班车一天一趟，可过河需等几小时，有时等几个小时还过不去，只好再退回。总之，这是个连一些土生土长的陶乐人都不愿意待的地方。
是什么信念驱使他到那里去的呢？
看我坐定了，他笑吟吟地问：“你这当记者的，到我们陶乐去过吗？”我说去过两次。他陡然来了兴致，坐了起来：“说说看，对我们陶乐的印象。”
我说了陶乐人的朴实厚道，陶乐民风的淳朴天然，又颇为费力地以“一分为二”的观点找了陶乐的“闪光之处”，小心翼翼地谈了些陶乐的“不足之处”。
他饶有兴趣地听完，“哈哈”大笑起来，脸上还略带狡黠的意味。“记者同志，你讲的基本是实话。冲你这些实话，咱们可以交朋友。但有点‘打埋伏’，显然有些话不好当我这个‘父母官’的面讲。而我要说明的是，你这是前两年的印象，现在陶乐也是有显著变化的，这你就了解得不够。我们陶乐也有许多值得自豪的地方，你知道吗？”
他自得地一笑，像在新闻发布会上发布消息似的说道：
“陶乐是全国少有的农业人均吨粮县，《人民日报》在显著地位报道过；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陶乐粮食增长率为全区第一；
“陶乐已改变了工业空白的状况，这几年建起了不少工厂，发展了许多乡镇企业；
“我们搞了个十年战略规划。搞出这种科学规划的，全国仅有3个县；
……”
他侃侃而谈。说着陶乐，这位卧病在床的人好像忘了刚做过手术，好像失却了病痛，先前的“狼狈象”荡然无存。
我为他的热情和诚挚而感动，也为他对自己一方“领地”的感情而感动。
瓦斯爆炸以后
杜文辉实在没想到，他一到陶乐，就遇到了个“下马威”——县办煤矿再次发生瓦斯爆炸事故，死亡7人。
杜文辉迅速赶到了煤矿。虽然他来到陶乐县任管工业的副县长才几天，但心中仍万分震痛。
这个煤矿管理混乱，事故多，在全区“名闻遐迩”，1981年已发生过一次震惊区内外的瓦斯爆炸。摆在人们面前的问题是：这个矿还办不办？
这使他想起当初决定来陶乐时的雄心。那时他刚从宁夏党校毕业，才届不惑，精明强干，自治区有三个单位想要他。组织找他谈话时表示：这几个单位你想去哪个都行。可你年富力强，最好到基层去，充实基层领导班子。陶乐很需要一个年轻的、能抓工业的人，你去的话就再好不过了。他痛痛快快地答应：去陶乐！
虽说县里一些领导也主张封闭煤矿，一些知心的人还提醒他：“老杜，你精明点儿！”可杜文辉没有随波逐流地表态，他深入调查研究，随后表示：煤矿还要办！陶乐就这么一个工业经济实体，不能轻易舍弃。他激动地说：“我们不能遇到挫折就缩头、退却，而应该在失败和挫折中总结教训，继续前进。人民的愿望，党交给我们的任务，就是领导人民奋发图强，发展经济，走上富裕之路。如果我们只求当‘安稳官’，那就是失职。过去这个煤矿属于盲目开采，一无设计图纸，二无巴掌大的规章制度，三无切实可行的安全保障措施，怎能不出事故？我们矿区虽然地质构造复杂，但只要加强科学管理，事故是可以避免的。”
最后县领导统一了思想，一致决定：矿，继续办下去！
1986年元月，正是大雪纷飞、寒风刺骨的冬天，杜文辉和新任命的矿长李子超来到矿上。眼前的情景是：井口被封了，工人有的回家了，有的闲逛，有的在无聊地甩扑克。
他俩走进伙房。冰锅冷灶，只有几袋落满煤尘的米面袋子和地角一堆干瘪的土豆。
他们又来到井口。搬开堵塞物，黑洞洞的井口像死神张开的口。事故后，工人们害怕，都不敢下井了。杜文辉说：“我们下去看看。”他们找来了两件破旧的工作服，两个矿工帽。矿灯不亮，矿工出身的李子超鼓捣了半天才亮了。甩扑克的工人停住了手，像看大猩猩似的惊异地看着他们的举动。
他俩下井了。矿井里坑木歪斜地支着，两壁的石块龇牙咧嘴，显露着杀机。瘦小的李子超在前面灵活地走着，一米八个头的杜文辉不时头碰在顶端，发出沉闷的声响。杜文辉近视眼，眼镜被碰掉在地上了，找不到，李子超返回头才给找见了。
他们从巷底深处出来了。看到杜文辉脑门碰起的包，工人们感动了。
他们又下第二眼井。工人们扔掉了扑克牌，围到了井口。待他们第三次下井时，工人们跟在他们后边，一道走向深处……
开饭了。菜还没拉来，土豆疙瘩拌面。杜文辉、李子超与工人坐在一起吃。“这次事故太让人痛心！”杜文辉沉痛地说，“死了那么多好兄弟，我心里跟大家一样，十分难过。”工人们唏嘘了，默不作声。“大家的生活很苦。没蔬菜吃，房子漏风漏雨，饮用水不卫生。又没文化娱乐，没安全保障。今后，要绝对保证工人的安全，要改善生活条件，要办好澡堂子……”工人们抬眼望着杜县长，眼泪掉进碗里。杜县长和刚强的李子超矿长眼眶里也转起了泪花。
晚上，县长、矿长跟工人们住在一起。杜文辉与工人们谈了许多许多，工人们也跟杜县长谈了许多许多。第二天，工人们依依不舍地送杜县长下山。杜文辉要到区上请专家来，科学开矿。杜文辉紧握住李子超的手，再次叮嘱：“一定注意工人的安全！”
煤矿恢复生产的工作是紧张的。杜文辉一趟趟跑自治区煤炭厅、煤炭设计院，到一些办得好的矿取经；李子超废寝忘食地组织恢复生产，建立各项管理制度，建立党支部、矿委会、工会和职代会等，创办《安全动态》简报，直到累病住院。
辛勤工作的结果令人无比欣慰、振奋。1986年，煤矿初战告捷，受到县委和政府的表扬。以后的几年年年超额完成县政府下达的各项经济指标，每年的产值和利润均可占到县财政收入的1/4以上。几年中，再没出现大的事故，还建起了新房，打了清水井，改造了洗澡间。对职工进行了安全教育和各种技术培训，使职工面貌发生了深刻变化，并在管理上进行了一系列改革。
在采访陶乐煤矿的职工时，他们说：“杜书记是个好领导，多少次来矿上，一来就下井，看望井下工人，检查井下的生产和安全。杜书记心里有我们工人。”从他们敬佩、深情的诉说中，我感受到了这位党的领导干部所具有的强烈的责任感和富有魅力的人格力量。
放眼十年的战略规划
与杜文辉相处过的人，都会明显地感受到他具有独异于他人的特色。作为一个成熟的中年人，他有自身修养的魅力；作为一名领导者，他那开阔的视野和作为令人大开眼界、耳目一新。
比如在工作作风上，他讲求高效率、快节奏。1986年初任县委书记时，一次李子超急乎乎地找到他，请示能否在矿区搞个露天矿。当时的情况是，矿区正在打深井，先打的是岩石层，采不到煤，整个矿里的工作是往进投钱，一分钱不赚。李子超看到井位不远处露出煤茬，想搞个露天矿。杜文辉对矿区的情况比较了解，颇有同感，他让李在办公室等着，他去召集常委们开会。一个多小时会就结束了，李子超“拿”上“旨令”就奔上山开矿。后来，这个露天矿取得了很好的经济效益。
团县委换届，推选团委书记。有人说，就弄个副的吧，以前都是这样。二十几岁就给个正科级，不合适。杜文辉旗帜鲜明地说：“我们党的书记都能选出来，怎么就选不出个团的书记？以前的老黄历就不能改变了？选正的。如果选上农村户的，也行！要敢于不拘一格用人才。”
陶乐经济匮乏，哪一任领导，每一个陶乐人，都希望能从区上争取到些款项。可在款项的用途上就迥然不同了。大部分人希望争取来的款用作“救济”“补助”，而杜文辉要来的是投资款，搞工厂、建大桥、改良土壤、发展教育……
他经常把那些无钱无权的专家、学者请来，亲自倒水，学习请教，毕恭毕敬。
他还大力倡导种植经济林，积极与外省区搞横向经济协作。他提出的“一稳定三突破”（保持粮食稳定增长，林果业、畜牧业、乡镇企业要有突破性发展），以“大农业”致富的发展方针也颇具特色。这个方针后经县里多次讨论，认为切合陶乐实际，在近两年的实施中，使陶乐县的工农业生产稳定发展。
而人们最称道的，是在杜文辉的领导下，县里和一些专家共同搞出的那个获自治区科技进步奖的《陶乐县经济科技社会发展总体规划》。这个规划在对陶乐县的经济、科技、社会发展的历史、现状进行广泛深入的调查、诊断分析和发展战略研究的基础上，筛选出2000年内经济建设发展的24个重点项目。这些项目的实施和建设，对陶乐县科技的应用、经济的振兴以及社会的发展具有决定性意义。规划运用系统工程原理和方法，在计算机上进行研究和规划。它不但节省了人力、物力和财力，而且可根据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及主客观情况变化及时进行调整，迅速推出各种优选方案，为领导决策提供依据。
这确实是个“宝”。可这“宝”不见得人人能识得，获得它也并非一帆风顺。
事情还得从两年前说起。
那时，陶乐县农工部部长雍绍泉在宁夏农学院学习。在上经济系统管理课时，他萌发了一个想法：既然系统工程有那么优良的作用，我们何不搞一个！他把想法与老师交流，取得共识，便兴冲冲赶回去找县领导。那位领导听他说完后沉默了几分钟，慢腾腾地说：“这个要花钱呀。研究研究再说吧。”雍绍泉急巴巴地等了几天，没音讯，就又跑去探问。那位领导不悦地说：“还没研究呢。”雍绍泉一看这位领导不热心，转头就去找书记。杜文辉听着雍绍泉激动的叙说，越听越来精神，茶水一杯一杯地续，香烟一支一支地抽。雍绍泉话音才落，杜文辉眉稍高扬，当场拍板：“好事，一定要搞！”
雍绍泉受到鼓舞，热情倍增，当天即返回农学院，很快就与软科学实力雄厚的农牧渔业部石河子农学院取得了联系。杜文辉也分外热切，不几天就亲自去宁夏农学院，与院长、书记等专家教授商谈。以后又去过多次。经费也筹措起来了，并雷厉风行地向石河子农学院派去了学习小组。
可这时，不断传来些冷言冷语：“搞什么规划！花那么多钱有什么用？纸上又打不出粮食！”
杜文辉知道，这不是个别人的想法。为了统一思想，他召集县里四套班子的领导专门开了两次会。后来又搞了一次研讨会，请石河子的3位专家和宁夏农学院的教授给县、科级人员讲课，使他们认识科学规划的重要性。县上还专门成立了规划办公室，杜文辉亲自担任规划小组组长，认真把好规划工作这一历史性事业的每一关。
在专家们的参与和指导下，历经半年的辛勤努力，陶乐县的战略规划终于胜利完成。1989年7月，自治区有关单位和专家在宁夏宾馆礼堂为他们的规划举行鉴定会。中科院学部委员、上海交大张钟俊教授，中国系统工程学会理事、石河子农学院副院长陈中基教授等全国许多著名的专家学者都来了。自治区副主席李成玉到会并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规划受到专家们的高度评价。
现在，陶乐县的干部群众正团结一心地实施着这个科学的总体战略规划，并开始取得成效。一胎数羔、一年儿胎的小尾寒羊种羊场存栏羊只已愈2万，成为自治区发展小尾寒羊的一大基地，“羊财”也源源而来；动工兴建的114千伏安输变电工程，将彻底改变该县因电力不足影响工业发展和吊庄扬水的被动局面；利用世界银行贷款进行的中低产田改造、宜农荒地的开发也全面铺开；还有万亩果园的栽植……当翻阅这本厚厚的《规划》时，眼前仿佛浮现出陶乐县五谷丰登、瓜果飘香、林木繁茂、高楼林立、工商发达、经济炫目的动人前景……
在和一些有识之士谈到陶乐县这个远景规划时，他们指出，这个规划不仅为陶乐县制定了社会经济发展的宏伟蓝图，更重要的是对人们的启迪开化、观念更新、思想解放，以及对科学的认识，裨益无限，是陶乐人一笔巨大的收获，宝贵的财富。
坦荡无私的胸襟
笔者在陶乐县采访时，听到陶乐的干部一致称赞：“杜书记这个‘班长’当得好！”
当好“班长”，首先要维护一班人的团结。班子不团结，往往来源于“打小报告”“透信息”“背后议论”之类。杜文辉当“班长”当得“洒脱”：背后流言蜚语一概不听；工作中该批评的，不管是谁，直接对你讲；有矛盾，有不快，在生活会上摆。久而久之，“小报告”、“悄悄话”失去了市场。
作为“班长”，他既注重提高一班人的总体领导水平，也很注意发挥每个人的长处与积极性。县委副书记白玉君是本地成长起来的妇女干部，四十出头，人年轻，工作有魄力，主管党办、宣传、精神文明、工青妇等，她告诉笔者：“杜书记对副手工作很放手、很信任，也很支持。”在精神文明方面，她提出搞个制度化、经常化、系列化的创建文明单位活动目标责任书方案，方案包含方方面面，各条各款，很详尽。向“班长”一汇报，“班长”很赞许，并补充了许多更趋完善的意见，提纲挈领地跟她交流了这项活动的意见后，就让她放心大胆地干。她感到很受启发，也很受鼓舞，使这项活动迅速有声有色地在全县开展了起来，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组织人事工作是敏感问题。这是个显示权力的“硬头货”，往往也是考验领导者是掌权为公还是以权谋私的“试金石”。
主管干部的徐秉文副书记年龄较长，老成持重，说话平平稳稳、朴朴实实，他由衷地说：“杜书记在提拔用人上既大胆又慎重，以德才兼备为原则，以考察为基础，会上搞‘解剖’，最后投票表决。他从不以‘班长’的个人意志为转移，从不搞临时动议。‘班长’开明，不上‘绳绳套套’，我这个管组织的副书记就觉得好当。”
他举例说，这次政府换届，各部门要重新配备领导人，160多个科级干部，公开搞民意测验。对一些执权部门，更加丁是丁、卯是卯地点将——“你认为谁适合当人事局长？”“你认为谁适合当财政局长？”直来直去，公开透明，毫不含糊。
选拔陶中校长时，先从教育系统选，又从全县选，光候选人提了十几个，常委会开了两三次，还到学校搞民意测验。为什么？就是为了选得准。
人事科原科长工作中有错误，尽管此人与杜书记有私交，但杜书记斩钉截铁地提出：严肃处理，坚决调离！
杜文辉的用人之道受到人们的称道，均认为冲破了传统思想的束缚，为陶乐这块封闭的地区注入了改革的强心剂，为陶乐未来的大发展从人的因素上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心，连在群众的利益上
杜文辉心底有个信念：为官一任，造福一方。
陶乐县有“三害一难”——盐碱害、塌岸害、风沙害，交通难。这“三害一难”祖祖辈辈困扰着陶乐人，折腾着陶乐人。
这“三害”也时时攫住杜文辉的心，萦饶在他的脑际。他知道，自然灾害是无情的，要免于它们的侵害，只有领导人民起来与之作不屈不挠的斗争。
植树季节，他带领县上所有的干部，天摸黑即乘车出发，背着干粮到遥远的毛乌素沙漠边缘栽植林带。他们是实实在在的苦干，一干就是好几天。
一年植树下来，那宽阔连绵的林带郁郁葱葱，充满生机，组成了一道绿色的长城，使风沙望而却步。
改造盐碱地也是一项浩大工程。在目前，由于技术和投资的限制，似乎没什么太好的办法。陶乐县采用的是传统的挖沟排碱法。每年秋天为挖沟季节，干部群众一起上，广阔田野摆战场。沟道纵横，密密麻麻，干沟支沟，深的浅的，苦涩的盐碱水顺排水沟流走。他们挖沟搞的是“承包制”，尺子一量，你就甩开膀子“练”吧。我问：“县领导干得怎样？”答曰：“都干得好呢。特别是杜书记，块儿大力气足，会干农活，常先干完还帮别人呢。”
为了抵制黄河水的侵害，杜文辉多方筹措资金，建造护岸码头。然而，洪水无常，1989年黄洪暴涨，几天工夫，就将高仁镇、六顷地乡几个村子塌进河里。县委、县政府紧急动员，调动车辆、搬迁人员、安置灾民、抢做码头。杜文辉通宵达旦在现场指挥，几天下来，眼睛布满血丝，人瘦了一圈。随后，又一家家地慰问受灾群众，帮助他们重建家园。看到杜书记泥一身水一身疲惫不堪又硬挺着的样子，受灾群众感动不已。
杜文辉说：“作为一名党员干部，任何时候都不能忘记党的宗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要做到急人民所急，想人民所想。”
这话平平淡淡，但蕴含着金子般的忠诚和品德。
建一座陶乐黄河大桥，这已成了杜文辉的“心病”。为了筹建这座至今还没能建成的大桥，他不知费了多少心力。他到自治区跑，又鼓动集资建桥。人们或安于现状，或怕担风险，响应者寥寥。就在病榻上，他还思谋着建桥的事。他表示，桥一定得建，要想尽办法。还是要发动群众集资，再贷些款；或与内蒙古合资。他说内蒙古海渤湾修了一座石桥，丢下一座旧浮桥，他病好后就去看，桥可用的话就与内蒙古商谈移过来，这样会更省些钱。他还听说内蒙古一个叫沙冬的地方架了一座黄河浮桥，才花了100多万元，他也要去看。
一说到建桥，他精神倍增，满面放光，仿佛不是在说桥，而是说他的宝贝孙子。
我说，你为什么非要建桥？陶乐才两万多人，河面好几里宽，投资几百万上千万建一座桥也似乎划不着。他急得面红耳赤，反驳我：“怎么划不着？现在陶乐段河床不定，淤沙严重，小船都有时过不去，等于交通阻塞了。绕石嘴山大桥路太远。交通不便严重阻碍陶乐经济的发展，桥一通，等于给陶乐插上了翅膀，陶乐的农副产品就可以源源不断地运出，陶乐的工商业就可以迅速发展，到那时赚回来的就不是几百万几千万了。你说怎么划不着？”
杜文辉注重抓大事，也善于抓“小事”。他要求干部：从思想深处要与人民群众血肉相连，要实实在在为群众排忧解难。他重视群众来信来访，要求县里有关部门，群众来信来访必须有落实、有反馈，要以高度的责任心对人民负责，对党的事业负责。
陶乐县人少，书记县长脸上有几道皱纹人们都清清楚楚。有些人大小遇点事都要找“县官”断案，不管你是在办公室还是在家里。对这种“造访者”，杜文辉照样认真听，该怎么处理怎么处理，从不推诿。有一次，一个妇女哭闹着闯到县委。已到了下班时间，杜文辉给这个妇女倒上水，请她慢慢讲。原来这个妇女是县畜牧场家属队的，她家因给地里淌水跟附近生产队的人闹矛盾，丈夫挨了打，十几亩地淌不上水，找到队部，队领导不管。杜文辉听了，责成有关部门安排好来访者的午饭，并立即派人前去调查。后来，他亲自去畜牧场，合理解决了纠纷，严肃批评了有关人员。
在我撰写此文时，杜文辉已回到陶乐。他来信说，他们正在下乡搞农田基建，之后就去内蒙古考察桥的事。他还说，人们习惯把陶乐比作一条“春蚕”，而日后的陶乐将会成为一条金龙。你信不信？
（1991年6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