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丈夫死后，茶馆还开吗·我问。
不行了，从那时起地下交通站也暴露了。老人抹着眼泪，说：后来我也呆不住了。当时地下党负责人朱英同志让交通员带我到江北呆了整整3个月。从江北回老家时，常熟有名的抗日民族英雄、游击队司令员任天石给过我200银元，让我做小生意过日子。但生意不好做，后来我就带着两个小囡回乡下买了几亩地在雪沟村安了家，一直到解放……那年我写的《阿庆嫂其人其事》文章发表后，陈二妹很快成了名人。然而当我11年后再次踏上故乡之土想再一次拜会这位革命老人时，她已经与世长辞了。“阿庆嫂”和我之间留下一个永恒的遗憾，因为我曾答应她把发表的文章给她看，但由于种种原因我没能满足她的请求，以至于成为我们之间的一个遗憾。
然而令我感到欣慰的是：常熟在新的历史时期，尤其是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入，经济迅速腾飞，妇女们越来越被重视，其地位也有了突破性的变化。让人意外和特别欣慰的是，在服装和纺织之乡的这片热土上，无数新时代的“阿庆嫂”以崭新的形象出现在我们面前，她们纷纷走到时代的前沿，承担着新的历史使命，成为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每次我回故乡，总有人欣喜地告诉我，又有多少位“阿庆嫂”如何如何地风采，如何如何地风光。
阿庆嫂再次成为常熟巧妇、常熟新型妇女形象，甚至是常熟独一无二的品牌，她的魅力举世瞩目。
钱月宝，现在的常熟人总是把她称做新时代阿庆嫂的代表人物，并非因为钱月宝长得像阿庆嫂，也非因为她的经历与阿庆嫂有什么相似，而是钱月宝在创造“梦兰”这一著名品牌过程中及面对市场经济条件下所表现出的一个女人的精明和爱做梦，为了实现梦想敢干敢拼的精神。
她是典型的常熟阿庆嫂。
当年我认识钱月宝时，她也就四十多岁，丈夫去世不久，肩上的担子很重，生产大队刚刚变成村委会，她的“梦兰”还处在创业初期阶段。那时的钱月宝远没有现在的名气大，她看上去与我邻居的阿嫂一样，没有特别的地方。但当她讲起她的“梦兰”时，我顿时感觉到她的与众不同——我和丈夫元元(她一直这样亲昵地称呼自己的丈夫)在一个生产队。
17岁时我就没了父亲，与母亲一起挑起了一个七口之家，从那时起元元就像大哥哥似的融入了我的生命与生活中。
开始他当大队会计，后来让给我当，我们两人都是生产队上的活跃分子，人说元元聪明精细，说我心灵手巧。我们是1969年结的婚。我原来的村叫老浜村，既偏僻又贫穷。我是个爱做梦的人，有一天问丈夫：为啥我们不能像华西村那样富裕·丈夫告诉我，人家集体经济搞得好，如果你们那个绣花厂搞搞好，说不定村上的面貌也能改变了。这话对我触动很大，当时我在村上负责一个只有八只绣针的作坊式绣花加工厂，这也是村上惟一的一个企业。说企业，其实也仅是为人家做些加工的小活，一年忙碌下来还挣不到3000来块钱。我就想，为啥非要给人家干不可？还不如自己办个厂，好坏都是自己的嘛！我把自己的想法跟村上的领导一说，人家很支持，说你假如能给我们村上独立办一个厂，所有的收入都归我们，这是最好的事。可人家又说，钱月宝啊，办厂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弄不好会赔老本的。我说，赔了算我的，赚了算村上的。领导一听这话，啥话再没说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