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之琛的确是仲馗的旧相识。但这种‘旧’却要追溯到五十年前了。当年安之琛的外婆正住在仲馗出生的那个村落里。那一年，安之琛八岁，父母由于工作繁忙便在一个暑期把他送到了乡下。他在乡下待了一个半月。期间，仅比他大一岁的仲馗用一种特别友爱的方式走进了他的心坎里。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安之琛刚到乡下的前几天，难以融入乡下的生活。这种疏离感并不是因为他不习惯或者不喜欢乡下的这种返璞归真的生活，主要是因为乡下的孩子们对他的敌对态度。孩子们排斥他，不愿与他亲近，亦或者是他不愿接近他们。总之，他被隔离在了一种欢快的友情之外。因为他是一个陌生人，而且来自于一座陌生的城市。那几天，八岁的安之琛异常苦闷。幼小的他总是愁眉不展、闷闷不乐，孩子天真烂漫的天性奇迹般地一扫而空。
“之琛，”慈祥的外婆用充满慈爱的目光看着他，却总是用一种忧伤的语调这样对他说，“你为什么不去和那些可爱的孩子们一起玩耍呢？难道你看不起他们吗？就因为他们稚气的脸庞脏兮兮的，衣服破破烂烂的，你就拒绝和他们一起玩吗？”
安之琛忽闪着一双明亮的黑眼睛，看着外婆一言不发。他想对外婆说，不是他不愿和他们玩，而是不知道该如何融入他们，而他们似乎也不愿意接纳自己。但他什么也没说。因为这个心灵简单纯澈的孩子认为即便他说了，外婆也不可能理解。孩子们总是有这样的想法：他们不理解大人的世界，继而认为大人也不理解他们的世界。这一时期，这个年仅八岁的孩子陷入了他人生中的第一个迷茫期。他不理解，为什么他活着却要听任父母的摆布，他们让他干什么他就得干什么，他们让他去哪里他就得去哪里。例如这个暑期。他一点也不想来人生地不熟的乡下，虽然他喜欢外婆，但他并不愿和她一起生活漫长的一个半月。他觉得和她生活一个星期是一件乐不可支的事情，但生活一个半月却无论如何都让人开心不起来。但父母从不会倾听他的心声，他们总是一意孤行，自作主张。他们的这种不容商量的行为，让他讨厌；他不明白，为什么这些与他年龄相仿的乡下孩子会平白无故地排斥他。他们看他的目光充满了挑衅和敌意，就像他是一只入侵他们家园，给他们带来威胁的野兽一样。在他看来，这些孩子和城里的孩子没什么两样，只不过皮肤黑一点，性格野一点，笑声爽朗一点，奔跑起来像撒欢的野兔一样迅速一点。他觉得这些孩子虽然顽皮捣蛋却十分可爱迷人，在他们身上他看到了一种城里的孩子们没有的快活劲儿，而这种快活劲儿大人们理解为生命力。这时，这个孩子还不知道，人的一生总要经历很多自己在当时不理解也不明白的事情，人的一生总要迎接无数个令自己感到困惑不解的迷惘期。但庆幸的是成长的每一个阶段都赋予了孩子相应的理解力、感受力、认知力和顿悟力。因此，随着年龄的增长，孩子在漫长的一生中都在接受层出不穷的各种事物，认识形形色色的各种人物，经历五花八门的各种事情。这就是成长，亦是枯败；是发现，亦是遗忘；是前行，亦是倒退；是快乐，亦是苦痛。
这个仅有八岁的孩子已经迷迷糊糊地意识到父母的爱是一种束缚，父母的意志是一种枷锁。正是这种束缚把他牢牢地捆绑在了乡下，正是这种枷锁使他面对他人的敌意和排斥既不知所措又无能为力。究竟是什么力量把这个可怜而无辜的孩子抛在了这种尴尬而难堪的处境当中？错在谁？又是谁该为这一切承担责任？时代沉默了，命运沉默了，人类的生存环境也沉默了。那么，是这个孩子本身的错？是父母的错？还是乡下孩子们的错？似乎一切都没有答案。但生活依旧在继续，故事依旧在发生，这个孩子依旧在经历令他倍感痛苦的事情。
乡下的孩子们之所以排斥安之琛是因为他们认为这个城里人沉默寡言，不合群，而且他身上的衣服总是又干净，又整洁，闻起来还有一股淡淡的香草味，与他们身上所穿的那些脏兮兮，破败不堪的衣服不般配，于是，一种明显的距离感削弱了他们对这个城里小孩的热情。他们虽然活泼大方、淳朴善良、机灵乖巧，但却怎么也冲不破那个禁锢，就是大胆地向另一个阶层的人敞开他们如一望无垠的草原般宽广的胸怀。显然，阶层这种意识像铜墙铁壁一样不仅横在成人之间，而且横在了孩童之间。看来只要是人就明白生活环境的不同不可避免地造成了人格上的差异，促使人不由自主地要对自身身份认同分门别类。乡下的孩子们是野，但他们不傻，可以说他们一个个都聪明绝顶。他们有他们自己对客观事物的评判和认识能力。他们内心里都十分清楚，这个被小汽车送来的孩子和自己不一样，他生活的世界和自己生活的世界也完全不同。这种明显的差异，他们从他白皙干净的面庞，漂亮整洁的衣服，崭新的鞋子，干干净净的指甲看得明明白白、清清楚楚。正是这种显而易见的差异，使乡下的这些单纯的孩子们产生了一种拘束感。这种拘束感就像无形的绳索一样，捆绑着他们的身体，使他们不敢轻举妄动。也就是说，如果城里的小孩没有对他们表现出明显的友好态度，他们是不敢主动接近他的。他们觉得他骄傲冷漠，高不可攀。正是这种生活环境的不同导致的相互不理解，使人与人之间产生了一种在情感上无法逾越的感性障碍。
安之琛不理解乡下的孩子们，而乡下的孩子们也不理解安之琛。这是平民阶层与有产阶层之间的一种对立，亦是一种矛盾。乡下的孩子们由于对乡下封闭式的生活习以为常，当缤纷多彩的外部世界的各种新鲜元素偶尔入侵他们的生活时，他们会不由自主地产生一种根深蒂固的怯懦心理。但怯懦不是这些孩子与生俱来的，而是无法选择的出生和难以改变的生活模式赋予他们的无知和蒙昧导致的。而且，正是乡下孩子所表现出的这种身不由己的怯懦心理，使城里人认为乡下的孩子个个都像朽木一样愚笨迟钝。这种对乡下人带有歧视性的评价，自古以来就植根在每一个洋洋自得的小市民的心中。然而，每一个懂得宽容和理解的人都明白，这种明显的差距并不是孩子们的错，而是眼界的宽窄决定了一个人认识世界的能力、有效地表现自己的方式，以及接受和融会事物的积极应变力。如果把城里人从小放在乡下，他同样也是一个眼界狭隘、思想封闭、见识短浅的人。所以，同样都是人，生活都苦哈哈的人，这个人为何要嘲笑那个人呢？那个人为何要看不起其他人呢？人生来就是不平等的，有些人出生在沿海地区，有些人却出生在贫瘠的山区；人生来就是被动的，人的一生不仅要面对天灾人祸的突然造访，还要精疲力竭地时不时应对国家今天出台一条新政策，明天更改一条旧政策。人像个陀螺一样，一生都在随着动荡的时局、难以消除的根深蒂固的偏见、他人的阻挠、自己的见异思迁而打转，转来转去，最后转到了所有人最终的归属地——坟墓。
的确，人们总是很容易产生偏见，却从未认真思考过是什么原因促使自己对某些人、某些事产生了偏见。如果每个人都能学会换位思考，站在对方的立场，以对方的眼光、思想和认知去认识同一件事情，也许偏见这个词就不会产生了。俗世的偏见之所以存在，完全是因为产生偏见之人自身思想的狭隘和认知的肤浅，以及个人生活的局限性和纯粹的角度自我认可，而对他人一切的完全否决。一个放眼世界并在思想和认知上走在理性前沿的人，很少会心存偏见；一个宽宏大量的人，也不会抱着偏见不放，而一个有远见卓识的人更会抵制偏见。人应该学会设身处地地为别人着想，并能及时体察别人的不幸与痛苦，因为人在怜悯同情别人的同时又何尝不是在怜悯同情自己。
那时，八岁的安之琛还不懂这些，因此他不理解孩子们对他的态度，不可避免却情有可原地认为乡下的孩子一个比一个粗野无礼，一个比一个顽皮捣蛋，一个比一个让人讨厌。于是，他总是闭门不出，从早到晚站在窗户前看着外面的秀丽风光，倾听着别人的嬉笑吵闹。因为不了解实情而不明就里的外婆，每每如此只是无奈地摇摇头。连她都觉得自己的这个惹人喜爱的外孙太孤高冷傲了，这让她无比失望。这是因为这个一生都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老人始终站在广大劳动人民的立场，对所谓的资产阶级也有着一种根深蒂固的偏见，而这种偏见足以波及到她那靠着寒窗苦读多年而成为知识分子的女儿和什么都不懂的无辜外孙。她看到外孙这么小就如此傲慢和虚荣而感到忧心忡忡，但却毫无办法。外婆无声地谴责让安之琛越发痛苦。因为不被理解他觉得孤独，因为孤独他想离开这个让他伤心的地方，回到父母的身边，但却知道这是非分之想。因为在预定的期限之前，母亲是不会来把他接走的。
正当这个八岁的孩子满腔怨愤、惆怅满怀的时候。一日，一个舒朗的早晨，一个细高消瘦的孩子向外婆家的大门口跑来，他义无反顾地跑进大院，在院中间站定，气喘吁吁地对着站在窗户前的安之琛喊道：“嗨，你愿意出来和我一起去山上找鹌鹑蛋吗？”
安之琛犹豫不决地看着这个冒冒失失的孩子，而站在一边的外婆却惴惴不安地看着他。她在担心外孙再一次拒绝这个友好的表示，但令她欣慰的是，安之琛一口答应了。只见，他兴高采烈地跑出去，跟着那个孩子蹦蹦跳跳地走了。而这个孩子就是仲馗。没多久，这两个孩子很快就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而且，在仲馗的鼓动下，其他小朋友也不再排斥他、疏远他，而是都邀请他参与他们的各种小游戏和游山玩水的活动。因此，当他和乡下的小朋友打成一片后，那种侵蚀他幼小心灵的孤独感早已成为不值一提的往事了。他再也不觉得乡下的生活苦闷乏味了，反而开始热爱乡村生活，喜欢乡下的这些淳朴善良的孩子。孩子们也特别喜欢他，觉得他谦逊、随和、落落大方，孩子们尤其喜欢他明媚的笑容，因为他一笑脸上就会显出两个好看的小酒窝。他之前留给他们的那种不好的印象，即不易接触，不好交往，心高气傲，目中无人，像气泡一样被大家其乐融融的笑声中流泻出的一口气不知不觉地呵跑了。平等、友爱和互助，成了维持这群孩子们的关系的唯一美好基础。而正是这种基础构筑了同胞之爱和各民族的团结精神。
短短一个半月，乡村的小溪、池塘，果实累累的果园，种着各种蔬菜的菜园，远处连绵的群山，覆盖群山的绿色植被，山坡上成群的牛羊，和善可亲的牧羊人和牧牛人，新鲜的羊奶，美味可口的乳酪，香喷喷的馅饼，热气腾腾的小米粥，农家大院里的猪、鸡、鹅和马匹，夜晚群星闪烁的夜空，清晨玫瑰色的朝霞，晨昏蒙影时引人入胜的秀美景色；孩子们黝黑的脸庞，纯真的微笑，雪白的牙齿，烂漫天真的打打闹闹、叽叽喳喳，这所有的一切都让安之琛无不迷恋乡村生活。因此，当母亲在预定的时间来接他的时候，他都有点不想走了。正如他不想来的时候得来，不想走的时候也必须得走，这是人生初期一个孩子体验到的最早的也是最温和的专制。于是，在离别之日他恋恋不舍地在乡村大道上和那些可爱的玩伴们逐一告别。当最后就剩下和仲馗讲几句深情款款的告别话了，安之琛不禁嚎啕大哭起来。他着实不想离开这个淘气、友善、热情的小伙伴。这难以抑制的哭声说明他对这个小伙伴充满了孩童般单纯的深情厚谊。
“我要走了。”这是安之琛唯一可说的话。
“你明年夏天还来吗？”仲馗问。
安之琛摇摇头。
仲馗低下头，沉默了。
“安之琛，”过了一会儿，仲馗又抬起头，目不转睛地盯着安之琛泪眼婆娑的眼睛认真地问，“安之琛，你认为人活着是为了什么？”
八岁的安之琛没有立刻回答，因为他从未想过这个问题。而且他为仲馗向他提出这样的问题感到疑惑不解。但出于对小伙伴的喜爱，为了不让他失望，他还是勉为其难地回答了这个问题。
“我觉得人活着是为了幸福，为了做自己喜欢的事。”安之琛说。紧接着，出于礼尚往来，他也问了句，“你呢，你认为人活着是为了什么？”
“为了钱。”仲馗斩钉截铁地回答。
都是纯真无邪，天真烂漫的孩子，思想却截然不同。这是因为一个生活的无忧无虑，另一个却生活的愁苦憋闷，一个淹没在幸福里，而另一个却泡在了苦水里。虽然都是从娘胎里出来的，生活的道路却不同，命运的形势亦迥异。
自此后，这两个孩子从未再见过面。三十二年后，当安之琛协同制片人在外联制片地陪同下到电影《旅人》的拍摄景点实地考察的时候，偶然遇到了仲馗。当时，安之琛并没有认出仲馗，但仲馗却一眼认出了他。作为公众人物，由于安之琛经常出现在电视和报纸上，因此，虽然这对儿时玩伴三十多年从未相见，但因为仲馗经常在大众媒体上看到他，对他相貌特征的改变十分熟悉，所以他才能一眼认出他。而他却怎么也认不出对方来了。当仲馗向他自我介绍后，安之琛吃惊地看着眼前这个四十一岁的中年男人，无论如何都无法把现在的他同以前那个九岁的孩子联系到一起。也许是由因为三十多年没见，他觉得仲馗的容貌完全变了，以至于他从他的脸部特征中一点也看不到他儿时的相貌特点。但不管怎么说，儿时玩伴偶然相遇，那一个半月的共同回忆也足以拉近彼此之间的距离，使他们能有共同话题可聊了。他们的确就这个话题聊了足足一个多小时，但除此以外便再也无话可说了。分别时，这对过去时态的友人又互相留了联络方式。
但是，从那次谈话中，双方都深刻地体会到往事不仅一去不复返了，现在连他们的思想境界也不可同日而语了。虽然他们都属于这个时代的有钱人，但有钱人和有钱人的身份认同和社会地位却迥然不同。对于这一点，这两个中年男人都心知肚明。因此，他们虽然留了联络方式，但谁也没有主动联系对方。然而，说来也巧，仲馗的女儿仲曰京正好和安之琛的儿子在美国的同一所大学就读，由于都是华人，而这所学校里华人也屈指可数，因此这些华人学生对对方的身世背景就多多少少了解一些。几天前，当儿子告诉安之琛仲曰京去世后，安之琛又进一步从儿子的口中了解到五年前这个姑娘的所有亲人在同一年相继去世。这一消息令安之琛的内心久久难以平静。得知仲馗的人生最终画了一个这样的句号，安之琛不禁想起五十多年前这个玩伴在离别时对他说过的那句话：人活着是为了钱。
“钱究竟能改变一个人的命运呢，还是最终葬送了一个人的命运？”安之琛情不自禁地这样问自己。
他看着自己风华正茂的儿子，再想想那个可怜的姑娘，一种悲悯之情油然而生。他决定去参加那个姑娘的葬礼。于是，他主动联系了仲曰京的监护人，告诉了对方的意图，并准时去了葬礼现场。而他之所以第二天又去了墓地（其实他完全没必要这样做），却完全是因为他在以某种方式诉求于天意，他想知道天意是如何安排的。而这便是他叫住永恒的前因，至于后果，安之琛深信天意自会给他一个满意的答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