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公的幻想便是从秦观的诗中受到启发,也就是说曹公找到了秦观的感觉,把他的幻觉加以延伸、更改,然后以文字的形式表达出来,这就是红楼梦的骨架,也就是大纲。
既然曹公能和过去好几百年的秦观能心心相通,那么两个人必有相同、相通之处,要不是不会写出那么有灵感的巨著的。
一个人若是被一部作品或者小说能受到巨大影响,必是深入了读者的心、读者的骨髓,才会冒出如此的灵慧与作品相呼应相追随。就像现在的红学研究者一样,是在作品里找到了与自己相通的地方。比如说我本人在看路遥的《平凡的世界》一样,那种与生俱来的贫困和清苦,让我深有体会。主人公所吃的那些苦和受到的各种心理压力,仿佛自己就是他、他就是我似的。到现在也很想读几遍,不管走到哪里都要带着这本书。深夜里睡不着觉时从枕边拿起,翻看里面的文字,与卫平大哥说会话。当然我自不能与曹公相提并论了。
再说曹公,除了用秦观的诗词文章做延伸之外,还有更多的是历史典故和传说添加并幻化进去,添加的是那么的恰到好处,幻化的是那么的贴切。
我们且看秦观的人生简历:神宗元丰元年秦观第一次参加科举应试,却是抱著满满的期望换来落第的命运,于是他便马上“杜门却扫,日以诗书自娱”,可见这一失败,对他而言,是精神上的打击。
神宗元丰四年秦观再次应试,却依旧名落孙山。科举的接连失利,使得秦观心境更加忧愁悲郁,认清了“风俗莫荣於儒,材能咸耻乎未仕”的社会现实。因此只好改变态度,学习时文并向时人投献诗文,望获举荐。“功夫终不负有心人”,秦观在神宗元丰八年参加第三次科举考试,终于成功考取进士,踏上其同样屡遭挫折的十年仕宦之途。
朋党倾轧是北宋政治上的大难题,更是令朝廷不安的一大乱源。秦观入仕之时,适逢北宋朋党斗争日益激烈之际。秦观于此亦身不由己地陷入了这场政治漩涡之中,无法自拔。
元丰八年秦观登科以后,任定海主簿及蔡州教授。因其亲附苏轼,被视为“旧党”,从此党争的迫害便从未间断。
元佑二年苏轼、鲜于侁,共以“贤良方正”荐秦观于朝,无奈却被人以“莫须有”的罪名加以诬告。
元佑五年方由范引纯引荐,得以回京任秘书省正字。元佑六年又因“洛党”贾易诋其"不检"而罢去正字。
接二连三的**,使得秦观大受打击,对政治开始灰心,且有退隐之意。
元佑七年秦观授左宣德郎,又由秘书省正字,左迁国院编修官,参修《神宗实录》,甚得恩宠。数月之间,拔擢连连。此三年亦为秦观仕宦期间最顺遂的时候。宦达未久,
元佑九年太皇太后高氏崩逝,哲宗亲政。“新党”之人相继还朝,“旧党”之人则连遭罢黜,秦观历时七年的贬谪生涯从此开始。
太皇太后高氏崩逝,哲宗亲政。政局瞬变,“旧党”出京。秦观作为“旧党”核心人物,亦在所难免。秦观首先被贬为杭州通判,因御史刘拯告他重修《神宗实录》时,随意增损,诋毁先帝。因而在前往杭州途中又贬至处州任监酒税。
在处州任职之时,秦观学佛以遣愁闷,常与佛寺僧人谈佛聊禅,并为僧人抄写经文。无奈小人诬陷,状告秦观私撰佛书,便又因此获罪。《宋史.文苑传》云:"使者承风望指,伺候过失,既而无所得。则以谒告写佛书为罪,削秩徙郴州"。削秩是将所有的官职同封号除掉,是宋朝对士大夫最严重的惩罚。贬黜南蛮时,秦观心情悲怅,早已绝了希冀。
秦观方至郴州又移至横州编管,元符元年移迁雷州编管。哲宗驾崩,徽宗即位,向太后临朝。政坛局势变动,迁臣多被召回。秦观也复命宣德郎,放还横州。一代文人,命运竟是如此的坎坷曲折,最后竟死在荒蛮之地,令人无限感慨(此段为摘录)。
仕途的没落与经历的坎坷让这位才子从英姿勃发到适应仕途文章,走上仕途却被卷入朋党争斗而不能自拔。命运不济的他几番沉浮终究逃不过自然法则。当他要悟空的时候却又遭小人诬陷被消秩,直等到哲宗驾崩太后临朝时才被放还,可惜在路上就一命呜呼了。
憎恨仕途经济、与佛经也曾有一段渊源,若不是小人诬陷没准也跟贾宝玉似的入了佛门。
秦观的经历跟曹家有着类似之处,开始是自己的奋斗,争得了高官厚禄,后来卷入朋党之争而败落。说实在话,曹家从清初曹振彦到曹雪芹都是靠着女人而发达鼎盛起来的,从小皇帝的保姆到**的宠妃,可说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正如文中第一篇开头所说,何我堂堂须眉,诚不若彼裙钗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