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下戏班子，每到年关总要巡演一般地去各村唱大戏，戏台子扎起来，大布帘儿挂起来，前面放一张八仙桌儿，二把木圈椅，唱戏的人，一掀帘子由左边出来，“抗得抗得”，踏着锣鼓点儿，唱两声，水袖甩甩，由右边儿下去了。我最喜欢的一个角儿是媒婆，她化着很丑的妆，腮上的胭脂浓得化不开，红红的一坨，脸底子打得分外白，嘴唇上的口红是不规则的圆，最要命是鼻翼一端长着一颗大大的黑痣——据说叫作媒婆痣的。她不穿大水袖的裙装，一色短打，粉红上衣，绿裤子，上得台来，她先迈着小碎步跑一个满场，亮亮相，然后停在戏台子中央，双腿一拐，就势一蹲，翻着二双兰花指，她开始道白：媒婆，媒婆，一张巧嘴儿，两只大脚板，白天窜枣行，晚上补裤裆……
这形象三十年过去，仍历历在目。
三十年前讲究的还是媒妁之言，父母之命，牵线搭桥自然少不了媒婆，不象现在，完全是自由恋爱，一见钟情也好，陌路相逢也罢，恋得自由，爱得自在，散得也随意。时代在进步，人的思想亦是日新月异，如今又有了这婚介所、电台速配，媒婆就彻底失去了市场。
乡村媒婆也就成了记忆中一个有点诙谐有点遥远的符号了。
我对于乡村媒婆是有一点点感情的，这不仅是因为他们都是我身边熟悉的人，而且他们并不单单以此为职业，有时纯粹是一种热心，不图回报的，事成之后，顶多是吃一顿饭，二盒子大鸡的烟，这问题就解决了。
我有一个远房亲戚我叫他大姥爷的，他的爱好就是给人说媒。他的家庭里有一种遗传病，也许是脆骨症，正长得好好的，可是有一天一不留神就摔倒了，这一跤跌下去就成了瘸子，再也不长了。他兄妹四个倒有三个是这样的。只有一个二姥爷是好好的，教书，也结了婚。
大姥爷不到一米四，瘸腿，因为他姓姜，是吃的那个姜，周围村子里的人都叫他姜疙瘩。乡村里有的是幽默风趣的人，这外号起得又形象又贴切。
其实说媒也不是什么轻松的活儿，你首先要摸清双方的家庭、性格、为人处事，所谓家中老人人圆如何，双方孩子品性如何，掂量了再掂量，就象在秤上称东西，两边要差不多儿才能打起秤来，差得太多，说不成，可不就慢慢砸了自己的牌子。媒婆的牌子就象人的脸面一样重要，你首先要做到不坑不瞒，说成几对儿，才能取得乡里人的信任，人家才肯把孩子交给你，那可是人家孩子一辈子的幸福呵。
我母亲也做过几桩媒。可能正因为母亲不善花言巧语，所以说起媒来，才会被人信任，说一个成一个。说第一桩媒时大约还是我上小学的时候，我母亲把她本家的一个妹妹，说给了我们村上一个仇姓的侄子，依着邻居百社，差着一层辈份，然而农村里向来是各亲各叫，我们该叫姨的还叫姨，该叫哥的还叫哥，至于下边的孩子，那还是要依着母亲那边的亲疏来决定了。
我那个姨家兄弟姊妹很多，她是老大，口茬子厉害，不得理也不饶人，更别说得理了。自从结婚之后，两个人经常吵架，一吵架就跑到我们家里来闹离婚，撒泼、漫骂，祖宗八代都要嚼一遍，我母亲劝了这个劝那个，好不容易劝走了，隔不几天又闹上来了。我父亲脾气不好，一次两次，他要着面子，不肯说话，后来实在忍无可忍，终于发怒了，把两个闹架的人吓坏了，从此再没有因为生气来过我家了。如今他们的孩子都出嫁了，磕磕绊绊了半辈子，一个婚也没有离成。
那时候日子穷，贫贱夫妻百事哀，所吵所闹也皆因钱财不足，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都可能成为导火线。
第二桩婚事，仍然是我母亲的一个本家妹妹，这一次是说给了我们村上刘姓的侄子。见了面之后，还算满意。那时候我那个刘姓哥哥上着高中，个子不高，生怕考不上学，找不到好看的媳妇，因此家里主张找对象就找了。我那个姨个子挺高，人也长得漂亮，又能干，在农村里那也是一顶一的人才了。然而后来，男的考上了学，高中中专，八十年代，农村里出一个学生不得了，十里八村出不了一个，很多考上学的，因为地位改变，时位移人，在家里说的对象都退掉了，有的是一等几年，等来一场伤心与仇怨。据说他在学校里也有了喜欢的女孩，因此非要退掉不可，我母亲肩负着很大的责任，几乎天天来回跑。总算是家里老人把得死，一直没有松口，好容易等到毕业了，有了固定的工作，一切都成了定局，那两个在学校里恋着的人也没有分到一起，这一桩婚事才算拍板定音了。
后来我那个姨跟着丈夫去了城里生活，卖过青菜，烤过地瓜，自己发过豆芽，什么挣钱干什么，直到农村户口不再受限，她才进了丈夫的公司去上班，成了一名真正的城市人，也可谓苦尽甘来吧。
第三桩婚事却没有做成，我弟弟的干姐，会一手裁剪好活，人是精明小巧，漂亮的，然而心高气傲，高不成，低不就，弄到最后就成了爹娘的一大心事。我刚巧有一个表叔跑远轮，经常不在家。因为长年在船上泡着，表叔的皮肤有些营养不良的那种黄，而且长期不上岸，与女人打交道也少，比较木纳，不善言谈。两个人见了面，因为年龄大了，也就那么定了，扯了衣服，谈了话，就算定下来了。表叔走了之后，干姐又反悔了，不愿意了。这一次是我父亲也参与了，与母亲一起舍了脸去退婚。退了之后，干姐又想愿意了，于是表叔又回来一次。记得那一次我去姥姥家，回来的路上，风很大，好象是秋天了，野外比较干枯，没有一点点绿意，到处都显得荒凉不堪，在村外的路边上，遇到表叔躺在背风的路沟里休息，让他回家，他也不回家。事情又有了变故，大约是干姐跟着他去了船上一趟，回来之后又不同意了。这样折腾了几回，我父亲就恼了，不愿意再管干姐的事了。两家也因为这件事而生分了。
我父亲病重时，干姐的父亲天天来我家里陪着我父亲聊天，他信了主，就坐在床前为我父亲祈祷。这件事终于随着父亲的离去，以及后来弟弟的干爹干娘的离去而消弥了。就连我们两家的交往也因为他们的离去而中断了。
后来听说，我那个表叔又找了一个，在船上住了一段时间，好象生了一个男孩，又离婚了。只是从此大家都不再联系了。
父亲去世之后，母亲也没有心情给人做媒了，每有这个心念，常常被我与弟弟阻止，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还是自己好好地过自己的生活吧。
其实很多事情不是刻意为之，完全是闲谈得来，一拍即合，合则合了，不合则分了。成人之美也算是一种功德吧。
2007.11.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