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个事实?什么真相?你刚才一直跟我重复的那些?就是你所谓的老实人突然发觉自己是被玩弄了?首先,你得知道,真正老实的人是不会整天把自己老实挂在嘴边的,可你呢,成天就只知道说自己诚实。你知道警长是怎么说你的吗?你发这狂就是因为尼古拉和你老婆有一腿,又把她给甩了,然后待你又不似以前了。”
“这不是真的。”
“那你听好,我的孩子,你现在跟我说说到底什么是真的。否则,整件事情就真的是个天大的笑话了。你得时刻记住一件事:昨天现在这个时候,有个年纪还算轻、活得相当自在快活的男人因为嗓子有点痛,在家卧床休息,读读剧本。就是你,不是吗,去到他家,往人家脑袋上来一枪,把人给击倒了,而且还嫌不够,还要——”
“行了,够了,拜托您!我想您是来为我辩护的。”
律师的怒火突然间平息下来,面带怜惜。
“我正在努力做这件事呀,傻子!你的执拗让我不能妥善处理这一切,这不是我的错。看来我全弄错了。我们两个可能都弄错了,看来是要让医生明天来做个结论。”
“您认为我疯了吗?”
“我现在是这么希望的。恐怕这是能让你免遭死刑的最保险的办法,而且——”
律师听到走廊里守卫的脚步声,便起身,整理零零散散的文件。
“来吧!是叫我们的。”
接着,钥匙在锁眼里旋转的时候,他压低声音说:
“上帝保佑,不要再像这样回答提问了。如果你还想继续这样,不如闭上嘴,管他们推断出什么结论呢。”
鲍什确实闭上了嘴,说得更确切一点,在大多数情况下,他只回答“是”或者“不是”,并不担忧这样回答可能会让对方有何联想。其实他并不是按照瓦尔的建议行事。在将近两个小时的讯问中,他们重新过了一遍他在奥尔良以及巴黎警察总署的问答笔录。他没有一次回过头寻求律师的帮助,连眼神的交流都没有。但他知道律师对他的表现是满意的。一想到瓦尔全盘搞错了,鲍什差点露出微笑。
说得简单点,鲍什放弃这里了。反正对关于自己的部分是如此。他不再对事态的进展有任何关心。他觉得自己不再是整个事件的核心人物。他有了其他消遣,关注那些无关紧要的小细节,比如他在猜书记官的笔是什么牌子。他还跟孩子似的焦灼盼了很久,好长一段白色烟灰才总算从法官抽的雪茄上掉下来。
室内热烘烘的。灯光似乎在炙烤着他们。他的手从手铐里解放出来,他正柔缓细腻地揉抚着自己受累了的手腕。瓦尔给他递过一包薄荷味的糖果,他含在口里,慢慢回味,感觉仿佛在电影院里。
没有必要再和他们争论了。而且,他们讲的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刚才律师那么真情实感地跟他讲了那一通,他自己也有了同样的念想。说实话,他早就开始有所犹疑,甚至从昨天晚上就想到了。不是在杀了人之后马上就有了这个念头。他刚开车那会儿,还在一种剧烈的亢奋之中。他倒是没有想过维护名誉,因为他杀了人之后,觉得名誉已经无关紧要。然而,他仍然清晰地记得自己当时怀疑能否做到。
所有模糊、错结的犹疑成形于安格拉内的小屋里。然后在奥尔良继续发酵。或许是因为那个胸脯丰腴的女孩,他对自己不再那么确定。
一切得重新来过,他这么决定,默默暗许,诚如我们平时说翻开新的一页,从新开始一样。他会在那间单人拘留室里独自梳理反省。这将是个漫长而艰难的过程。他会面面俱到,把所有细节都扯出来,继而接近并发现人人都向他索取、好像他理所应当明晰的所谓真相。
壁炉上有个黑色大理石纹时钟。他起先认为就是个摆设,因为这类钟基本上都不走(在勒格罗迪鲁瓦家里的餐厅里,也有这么个玩意。有时候,不知道谁觉得好玩,会去装上发条,却发现钟走了十分钟后就停了)。过了一小会儿,他发现指针已经前进了一刻钟了。
五点半时,他觉得血液汹涌进脑袋。他坐立不安,好像等不及那个时刻,就是前一天他杀了尼古拉的那一刻。他清晰记得杀人前的每一分每一秒,离开办公室前跟安妮特说的每个字。关于安妮特,他没有说实话,假装自己从来都没有幻想过她。正因为此,他那时才会不禁低下头。他也渴望安妮特,尤其是知道尼古拉把她弄到手之后。昨天,他知道安妮特不止是去送剧本。
有一次,在他自己的办公室里,他让安妮特听写一些信件。其实他也不清楚自己到底想干什么。那天巴黎热得跟在勒格罗迪鲁瓦差不多。安妮特从塞尔热的办公室里出来还不到一个小时。他知道刚才发生了什么事。她平静地脱了身,冷漠地微笑着:
“别让我觉得您是这样的人,鲍什先生!”
他不明白安妮特的态度。她并不是尼古拉真正的情人,而且她已经跟在比他们低两层楼的电台里工作的一个年轻人订了婚,后者每天晚上都在门口等她下班。她接受尼古拉,随时都行,在办公室的角落,在椅子的扶手上。但秘书光是想到要跟他这样就笑了。
“如果我理解得没错,您从来没有对自己的行为感到后悔?”
“是的,先生。”
律师给他暗示了,但他全然不理。
“所以在此时此刻,您还处于跟当时一样的精神状态?”
大概因为鲍什的视线始终盯着那个时钟,法官也撇过头去,看到此时是五点三刻,也想到了昨晚的事件。
“我想是的,法官先生。”
“也就是说,假使昨天什么都没发生,您今天也是这个时候离开办公室,要到达吕街去,也有一模一样的时机摆在您面前,您还是会有一样的反应喽?”
“我不知道。”
“是什么让您又不确定了?”
确定?这个抑扬顿挫的词让他顿了顿,寻思要说什么。
“我还是不知道。”
“或许是您夫人的反应,对您产生了影响?”
“不是,先生。”
法官和律师互换了一个眼色,瓦尔觉得又有了转机。
“她的态度对您没有影响吗?”
“我预料到她会有什么反应。”
但他没有料到那几个耳光。不过他也从没有想象费尔南德会伏上他的肩膀,投入他的怀抱。再过些日子会的。然后她又会再恨他。他们俩在一起的日子一直都是这样。命中注定。他们自己根本无需探究为何会如此。
“昨天这个时候,您在哪里?”
时钟指着五点五十分多一点。
“如果这个钟的时间对,我正在达吕街,上楼。”
“您是不想再像以前一样,做个自由人了?”
他要思索一下。大家在等他的回答。瓦尔就像学校的老师在上级视察员下访时担心自己学生的表现那样,咳嗽了几下。鲍什完全意会,但置若罔闻。
“我宁可就这样都过去了。”他如是说。
他听到一声舒气。接着律师站起身来,到法官身边,俯在他的耳畔低声言语。后者边听边注视鲍什,最后点点头,好像在说:
“或许您说得有点道理。”
法官随即填写一份表格,交给书记官。
“明天一早交给拘留所的特别诊疗处,”他边说边走向摆放着他衣服的壁橱,“让他在笔录下面签字。”
鲍什没抬头看,但觉得一扇门关上了,心满意足。他立即开始体会现下难得的只属他的孤独。
【第六章】
他们对视第一眼起,他就知道,和这个人在一起将大不相同。他进屋的时候看到有十来个人(其中几个和他年纪相仿),但马上就在这些人之中识别出他是最关键的人物。
这人面无表情。他有点像奥尔良的那位警官,也邋里邋遢,不修边幅,对自己的形象无动于衷。一口黄牙,嘴唇上还有一滩褐色的令人恶心的污迹,应该是这人舍不得扔掉烟屁股造成的。
他看着鲍什,而鲍什明白他的眼神。那似乎是在画作上才能看见的中世纪僧侣的眼神,坚韧与温柔并存。或许他们只将成为敌手?或许鲍什可以试试抵抗一下,要么耍点小聪明?他还什么都没有决定,但他知道眼前这么个人让他有所顾忌。甚至可以说,他在这个人面前将无处遁形。
现在就看他是负隅顽抗还是放弃,是要告知真相抑或相反,靠小聪明蒙混过关。
不管怎样,真正的对弈开始了。
其实从昨天晚上开始,他已然是个牢犯了。他没在警察总署睡觉,而是在十四区康健街的监狱[2]里过夜的。在那儿,他被分配了一个单人间,被告知了清规戒律,像刚入中学的新生。
第二天早上,他整理床铺,打扫房间。然后有人来把他带走,和其他几个他都没怎么看清的人一起安置上一辆押送车。
他又被带回立法大楼。他早就这里存在着一个个独立的空间。他曾出于好奇,进过一处轻罪判处分庭,一个律师朋友还邀请他去地下室的餐厅吃了午饭。前一天,他先是在司法警察署,然后是在个人数据采集室,最后来到预审法官们的地盘。
今天早上,他不是在上述各个区域内。他们在把他引进这一区域之前,解下他的手铐。同时,身着制服、一直在其左右的警察很识相地止步于此。
那是学校教室模样的房间。有讲台,一张类似于老师课桌的桌子,两把椅子,一块黑板,还有一块卷好的、可以放下来播放投影的幕布。
十来个人分散在房间的四周,边等边闲谈,和课堂或会议开始前的情形一样,其中比较年轻的那几个肯定是学生。有两位看着五十来岁,大概是教授。鲍什觉得自己犯了罪但不至于罪无可恕,但他们一个个正经八百、如临大敌。
“您请坐,鲍什先生。”
对方知道自己的名字,鲍什不知道他的名字。在整个面谈过程中,鲍什希望有谁称呼一下他。可偏偏大家都只叫他教授先生。
“在一切开始之前,我希望您能放松,您尽量让自己觉得自在。”
有一样东西让他不舒服:恰好打在他正脸上的那盏灯很是刺眼,让室内余下的大部空间处在一片昏暗中。其他一切都还行。他还蛮享受待在这里,有一种安全感,知道是自己掌握着话语的主导权,他爱说什么说什么。要不要说呢?看情况吧。他并不急着下决定。
“您知道自己今天为什么会坐到我们面前吗?”
“是的,教授先生。”他声音洪亮,对自己的表现颇为满意。
他认为说出“教授先生”这个称呼是很机灵的做法。得让对方明白他对现状一清二楚。这一轮,他们两个是公平对阵。
“您可以给这些在座的先生们说说吗?”
“我来这里,是接受精神状态评估。”
他在这里,比在法官、警长和奥尔良警官那里思路明显清晰许多。
“那您个人对此有何想法?”
“我确信自己精神状态良好。”
“您能跟我们说说您的父亲吗?他还在世吗?”
“他七年前去世了。”
“是什么原因?”
“勒格罗迪鲁瓦的医生说是尿毒症。我父亲在战争中受了伤。一九一八年,他被锯掉了一条胳膊。”
“除此之外,他还有过什么疾病吗?”
“没有过。”
“您的母亲呢?”
“她三年前做过乳腺癌手术,除此之外,也没受过什么病痛折磨。我的外祖父母还健在,跟我母亲一起生活。”
“您还有其他兄弟姐妹吗?”
“一个妹妹。我只知道她得过百日咳,不知道有没有其他疾病。”
“她有孩子吗?”
“两个,都很健康。”
鲍什很清楚教授其实对上述问题完全不上心,就是走遍程序,当是热身,可以让他们双方慢慢熟悉起来。
“您小时候得过什么病吗?”
“上学之前得过麻疹,然后差不多十一岁时得过腮腺炎。”
“服过役吗?”
他红了脸,回答“没有”。
“是因为什么被退档了?”
“心脏问题。我不知道自己怎么会有这问题。”
“那时,您的父亲已经去世了吗?”
“我参加复检的时候,他刚去世。”
“您认识复检的医生吗?”
“认识。我母亲找过他。”
“为什么?”
“请求他给我退档。她觉得我是家里唯一的支柱。”
“您确实是家里的支柱吗?我是指,您有贴钱给母亲吗?”
他迟疑了一秒,明白一旦撒谎,就会处在弱势。
“没有。正相反。”
“您当时知道您母亲的这个行为吗?您有没有阻止?”
“我知道。其实是我让她去找那个医生的。而且我们知道市长会帮我们的。他是我父亲的老朋友,是我父亲帮他选上市长的。”
“然后呢?”
“我一开始很满意,因为这样一来我就可以马上动身来巴黎了。后来我又挺吃惊的,因为这一切来得太容易了。”
“您是有不安喽?”
“是的。我开始琢磨,自己是不是真的心脏有什么问题。”
“您后来看过别的医生吗?”
“一开始没有。我没有钱。”
“后来看过?”
“大约三年前看过。我前后找过四位医生,他们都帮我做了彻底的检查,都说我的心脏一切正常。”
教授的提问已经告一段落,他看向众人,想知道他们是否还有别的问题。教授用鞋底碾灭前一根烟以后,又点燃一根。
“跟我们说说您小时候的事吧?”
“我出生在蒙彼利埃。父亲是一家杂货店的经理。”
“您的妹妹比您小几岁?”
“两岁。”
“您对父母在蒙彼利埃的生活,还有什么印象?”
“我们先是住在一处公寓里,我对那里没有什么印象,因为妹妹出生之后,我们就离开,搬到市郊的一幢小房子里。我上的是当地镇上的学校。那时候已经开战了。经常会看到休假的和养伤的士兵。”
“您对此有何特殊感想吗?”
“什么?对这些士兵吗?没有,我觉得没有。我父亲当时也是个士兵。我和母亲还有妹妹生活在一起。那个时候,我们经常会去外祖父母家,有时——但比较少——还会去我母亲的一个兄弟那里,他在一个工厂上班。”
“您是怎么想您父亲的?”
“至今我还是这么想的。他是一个诚实的人。所有人都敬重他。在勒格罗迪鲁瓦,他可能是比市长都重要的一个人物。到了选举的时候,所有的候选人会首先到我家来一次,听听我父亲的意见,因为所有退役军人都站在我父亲这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