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九年庚寅五月，门人薛侃建精舍于天真山，祀先生。
天真距杭州城南十里，山多奇岩古洞，下瞰八卦田，左抱西湖，前临胥海，师昔在越讲学时，尝欲择地当湖海之交，目前常见浩荡，图卜筑以居，将终老焉。起征思、田，洪、畿随师渡江，偶登兹山，若有会意者。临发以告，师喜曰：“吾二十年前游此，久念不及，悔未一登而去。”至西安，遗以二诗，有“天真泉石秀，新有鹿门期”及“文明原有象，卜筑岂无缘”之句。侃奔师丧，既终葬，患同门聚散无期，忆师遗志，遂筑祠于山麓。同门董沄、刘侯、孙应奎、程尚宁、范引年、柴凤等董其事，邹守益、方献夫、欧阳德等前后相役，斋庑庖湢具备，可居诸生百馀人。每年祭期，以春秋二仲月仲丁日，四方同志如期陈礼仪，悬钟磬，歌诗，侑食。祭毕，讲会终月。
十年辛卯五月，同门黄弘纲会黄绾于金陵，以先生胤子王正亿请婚。
先是，师殡在堂，有忌者行谮于朝，革锡典世爵。有司默承风旨，媒孽其家，乡之恶少遂相煽，欲以鱼肉其子弟。胤子正亿方四龄，与继子正宪离仳窜逐，荡析厥居。明年夏，门人大学士方献夫署吏部，择刑部员外王臣升浙江佥事，分巡浙东，经纪其家，奸党稍阻。弘纲以洪、畿拟是冬赴京殿试，恐失所托。适绾升南京礼部侍郎，弘纲问计。绾曰：“吾室远莫计，有弱息，愿妻之。情关至戚，庶得处耳。”是月，洪、畿趋金陵为正亿问名。绾曰：“老母家居，未得命，不敢专。”洪、畿复走台，得太夫人命，于是同门王艮遂行聘礼焉。
十一年壬辰正月，门人方献夫合同志会于京师。
自师没，桂萼在朝，学禁方严。薛侃等既遭罪谴，京师讳言学。至是年，编修欧阳德、程文德、杨名在翰林，侍郎黄宗明在兵部，戚贤、魏良弼、沈谧等在科，与大学士方献夫俱主会。于时黄绾以进表入，洪、畿以趋廷对入，与林春、林大钦、徐樾、朱衡、王惟贤、傅颐等四十馀人始定日会之期，聚于庆寿山房。
九月，正亿趋金陵。
正亿外侮稍息，内衅渐萌。深居家扃，同门居守者，或经月不得见，相怀忧逼。于是同门佥事王臣、推官李逢，与欧阳德、王艮、薛侨、李珙、管州议以正亿趋金陵，将依舅氏居焉。至钱塘，恶少有蹑其后载者。迹既露，诸子疑其行。请卜，得鼎二之上吉，乃徉言共分胤子金以归。恶党信为实，弛谋。有不便者，遂以分金腾谤，流入京师。臣以是被中黜职。
十二年癸巳，门人欧阳德合同志会于南畿。
自师没，同门既襄事于越。三年之后，归散四方，各以所入立教，合并无时。是年，欧阳德、季本、许相卿、何廷仁、刘晹、黄弘纲嗣讲东南，洪亦假事入金陵。远方志士四集，类萃群趋，或讲于城南诸刹，或讲于国子鸡鸣。倡和相稽，疑辩相绎，师学复有继兴之机矣。
十三年甲午正月，门人邹守益建复古书院于安福，祀先生。
师在越时，刘邦采首创惜阴会于安福，间月为会五日。先生为作《惜阴说》。既后，守益以祭酒致政归，与邦采、刘文敏、刘子和、刘阳、欧阳瑜、刘肇衮、尹一仁等建复古、连山、复真诸书院，为四乡会。春秋二季，合五郡，出青原山，为大会。凡乡大夫在郡邑者，皆与会焉。于是四方同志之会，相继而起，惜阴为之倡也。
三月，门人李遂建讲舍于衢麓，祀先生。
先自师起征思、田，舟次西安，门人栾惠、王玑等数十人雨中出候。师出天真二诗慰之。明年师丧，还玉山，惠偕同门王修、徐霈、林文等迎榇于草萍驿，凭棺而哭者数百人。至西安，诸生追师遗教，莫知所寄。洪、畿乃与玑、应典等定每岁会期。是年遂为知府，从诸生请，筑室于衢之麓。设师位，岁修祀事。诸生柴惟道、徐天民、王之弼、徐惟缉、王之京、王念伟等，又分为龙游、水南会，徐用检、唐汝礼、赵时崇、赵志皋等为兰西会，与天真远近相应，往来讲会不辍，衢麓为之先也。
五月，巡按贵州监察御史王杏建王公祠于贵阳。
师昔居龙场，诲扰诸夷。久之，夷人皆式崇尊信。提学副使席书延至贵阳，主教书院。士类感德，翕然向风。是年，杏按贵阳，闻里巷歌声，蔼蔼如越音，又见士民岁时走龙场致奠，亦有遥拜而祀于家者，始知师教入人之深若此。门人汤、叶梧、陈文学等数十人请建祠以慰士民之怀。乃为赎白云庵旧址立祠，置膳田以供祀事。杏立石作《碑记》。记略曰：“诸君之请立祠，欲追崇先生也。立祠足以追崇先生乎？构堂以为宅，设位以为依，陈俎豆以为享祀，似矣。追崇之实，曾是足以尽之乎？未也。夫尊其人，在行其道，想像于其外，不若佩教于其身。先生之道之教，诸君所亲承者也。德音凿凿，闻者饫矣；光范丕丕，炙者切矣；精蕴渊渊，领者深矣。诸君何必他求哉？以闻之昔日者而倾耳听之，有不以道，则曰：‘非先生之法言也，吾何敢言？’以见之昔日者而凝目视之，有不以道，则曰：‘非先生之德行也，吾何敢行？’以领之昔日者而潜心会之，有不以道，则曰：‘非先生之精思也，吾何敢思？’言先生之言，而德音以接也；行先生之行，而光范以睹也；思先生之思，而精蕴以传也，其为追崇也何尚焉！”
十四年乙未，刻先生《文录》于姑苏。
先是，洪、畿奔师丧，过玉山，检收遗书。越六年，洪教授姑苏，过金陵，与黄绾、闻人诠等议刻《文录》。洪作《购遗文疏》，遣诸生走江、浙、闽、广、直隶搜猎逸稿。至是年二月，鸠工成刻。
巡按直隶监察御史曹煜建仰止祠于九华山，祀先生。
九华山在青阳县，师尝两游其地，与门人江□、柯乔等宿化城寺数月。寺僧好事者，争持纸索诗，通夕洒翰不倦。僧蓄墨迹颇富，思师夙范，刻师像于石壁，而亭其上，知县祝增加葺之。是年煜因诸生请，建祠于亭前，扁曰“仰止”。邹守益捐资，令僧买赡田，岁供祀事。越隆庆戊辰，知县沈子勉率诸生讲学于斯，增葺垣宇赡田。煜祭文见《青阳志》。
十五年丙申，巡按浙江监察御史张景、提学佥事徐阶，重修天真精舍，立祀田。
门人礼部尚书黄绾作《碑记》。记曰：“今多书院，兴必由人，或仕于斯，或游于斯，或生于斯，或功德被于斯，必其人实有足重者，表表在人，思之不见，而后立书院以祀之，聚四方有志，树之风声，讲其道以崇其化。浙江之上，龙山之麓，有曰天真书院，立祀阳明先生者也。盖先生尝游于斯，既没，故于斯创精舍，讲先生之学，以明先生之道。夫人知之，岂待予言哉？正德己卯，宁濠之变，起事江右，将窥神器，四方岌岌，日危于死。浙为下游，通衢八道，财赋称甲。濠意欲先得之。故阴置腹心，计为之应。因先生据其上游，奋身独当之，濠速败，浙赖以宁，卒免锋刃荼毒之苦，皆先生之功也。则今日书院之创，非徒讲学，又以明先生之功也。书院始于先生门人行人薛侃、进士钱德洪、王畿，合同志之资为之。继而门人佥事王臣、主事薛侨，有事于浙，又增治之，始买田七十馀亩。蒸尝辑理，岁病不给。侍御张君按浙，乃跻书院而叹曰：‘先生之学，论同性善。先生之功，在于社稷。皆所宜祀，矧覆泽兹土尤甚，恶可忽哉！’乃属提学佥事徐君阶，命绍兴推官陈让，以会稽废寺田八十馀亩为庄，属之书院。又出法台赎金三百两，命杭州推官罗大用及钱塘知县王釴买宋人所为龟畴田九十馀亩以益之。于是需足人聚，风声益树，而道化行矣。昔宋因书院而为学校，今于学校之外复立书院，盖久常特新之意与？予尝登兹山，坐幽岩，步危磴，俯江流之洄浙，引苍渤之冥茫，北览西湖，南目禹穴，云树苍苍，晴岚窅窅。于是怆然而悲，悄然而戚，恍见先生之如在而能不忘也。乃知学校之设既远，远则常，常则玩，玩则怠，怠则学之道其疏乎？书院之作既近，近则新，新则惕，惕则励，励则学之道其修乎？兹举也，立政立教之先务，益于吾浙多矣。”
十六年丁酉十月，门人周汝员建新建伯祠于越。
是年汝员以御史按浙。先是师在越，四方同门来游日众，能仁、光相、至大、天妃各寺院，居不能容。同门王艮、何秦等乃谋建楼居斋舍于至大寺左，以居来学。师没后，同门相继来居，依依不忍去。是年，汝员与知府汤绍恩拓地建祠于楼前。取南康蔡世新肖师像，每年春秋二仲月，郡守率有司主行时祀。
十一月，佥事沈谧建书院于文湖，祀先生。
文湖在秀水县北四十里，广环十里，中横一州，四面澄碧，书院创焉。谧初读《传习录》，有悟师学，即期执贽请见。师征思、田，弗遂。及闻讣，追悼不已。后为行人，闻薛子侃讲学京师，乃叹曰：“师虽没，天下传其道者尚有人也。”遂拜薛子，率同志王爱等数十人讲学于其中，置田若干亩以赡诸生。是年，巡按御史周汝员立师位于中堂，春秋二仲月，率诸生虔祀事，歌师诗以侑食。既后，谧起佥江西，为师遍立南赣诸祠。比没，参政孙宏轼、副使刘悫设谧位，附食于师。谧子进士启原增置赡田，与爱等议附薛子位。祭期定季丁日。同志与祭天真者俱趋文湖，于今益盛。
十七年戊戌，巡按浙江监察御史傅凤翔建阳明祠于龙山。
龙山在馀姚县治右。辛巳年，师归省祖茔，门人夏淳、孙升、吴仁、管州、孙应奎、范引年、柴凤、杨珂、周于德、钱大经、应扬、谷钟秀、王正心、正思、俞大本、钱德周、仲实等，侍师讲学于龙泉寺之中天阁。师亲书三八会期于壁。吴仁聚徒于阁中，合同志讲会不辍。丁亥秋，师出征思、田，每遗书洪、畿，必念及龙山之会。是年傅以诸生请，建祠于阁之上方，每年春秋二仲月，有司主行时祀。
十八年己亥，江西提学副使徐阶建仰止祠于洪都，祀先生。
自阶典江西学政，大发师门宗旨，以倡率诸生。于是同门吉安邹守益、刘邦采、罗洪先，南昌李遂、魏良弼、良贵、王臣、裘衍，抚州陈九川、傅默、吴悌、陈介等，与各郡邑选士俱来合会焉。魏良弼立石纪事。
吉安士民建报功祠于庐陵，祀先生。
祠在庐陵城西隅。师自正德庚午莅庐陵，日进父老子弟告谕之，使之息争睦族，兴孝悌，敦礼让，民渐向化。兴利剔蠹，赈疫禳灾，皆有实惠。七越月而去，民追思之。既提督南赣，扫荡流贼，定逆濠之乱，皆切民命。及闻师讣，丧过河下，沿途哀号，如丧考妣。乃相与筑祠，名曰“报功”，岁修私祀。后曾孔化、贺钧、周祉、王时椿、时槐、陈嘉谟等相与协成，制益宏丽，春秋郡有司主祀。
十九年庚子，门人周桐、应典等建书院于寿岩，祀先生。
寿岩在永康西北乡，岩多瑞石，空洞垲爽。四山环翠，五峰前拥。桐、典与同门李珙、程文德讲明师旨。嵌岩作室，以居来学。诸生卢可久、程梓等就业者百有馀人。立师位于中堂，岁时奉祀，定期讲会，至今不辍。
二十一年壬寅，门人范引年建混元书院于青田，祀先生。
书院在青田县治。引年以经师为有司延聘，主青田教事，讲艺中时发师旨。诸生叶天秩七十有馀人，闻之惕然有感，复肃仪相率再拜，共进师学。又惧师联无所，树艺不固，乃纠材筑室，肖师像于中堂。谓范子之学出于王门，追所自也。范子卒，春秋配食。乞洪作《仰止祠碑记》，御史洪恒纪其详。后提学副使阮鹗增建为心极书院，畿作《碑记》。记略曰：“心极之义，其昉诸古乎？孔子‘《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以至定吉凶而生大业，所以通神明之德，类万物之情，而冒天下之道，无非《易》也。《易》者无他，吾心寂感、有无相生之机之象也。天之道为阴阳，地之道为刚柔，人之道为仁义，三极于是乎立。象也者，像此者也。阴阳相摩，刚柔相荡，仁义相禅，藏乎无扃之键，行乎无辙之途，立乎无所倚之地，而神明出焉，万物备焉。故曰：‘无思也，无为也，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此孔子之精蕴也。当时及门之徒，惟颜氏独得其宗。观夫喟然之叹，有曰：‘如有所立，卓尔。’有无之间不可以致诘，虽欲从之，未由也已。故曰‘发圣人之蕴，颜子也。’颜子没而圣学遂亡。后千馀载，濂溪周子始复追寻其绪，发为‘无极而太极’之说，盖几之矣。而后儒纷纷之议，尚未能一无惑乎！千载之寥寥也。盖汉之儒者泥于有象，一切仁义、忠孝、礼乐、教化、经纶之迹，皆认以为定理，必先讲求穷索，执为典要，而后以为应物之则，是为有得于太极似矣，而不知太极为无中之有，不可以有名也。隋、唐以来，老、佛之徒起而攘臂其间，以经纶为糟粕，乃复矫以窈冥玄虚之见，甚至掊击仁义，荡灭礼教，一切归之于无，是为有得于无极似矣，而不知无极为有中之无，非可以无名也。周子洞见二者之弊，转相谬溺，不得已而救之，建立《图说》，以显圣学之宗，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中正仁义云者，太极之谓；而主静云者，无极之谓，人极于是乎立焉。议者乃以无极之言谓出于老氏，分中正仁义为动静，而不悟主静无欲之旨，亦独何哉？夫自伏羲一画以启心极之原，神无方而易无体，即无极也。孔子固已言之矣，而周子之得圣学之传无疑也。夫圣学以一为要。一者，无欲也。人之欲大约有二：高者蔽于意见；卑者蔽于嗜欲，皆心之累也。无欲则一，无欲则明，通公溥而圣可学矣。君子寡欲，故修之而吉；小人多欲，故悖之而凶。吉凶之几，极之立与不立于此焉分，知此，则知峰阮子所谓心极之说矣。”
二十三年甲辰，门人徐珊建虎溪精舍于辰州，祀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