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普法战争爆发，法国忙于战争，无力顾及天津教案，更无力分兵对付中国。朝廷上下看到这种情势，开始变得强硬起来。一些人不断建议慈禧，趁着这个机会把外国势力赶出中国。一时间，反侵略、反投降的浪潮席卷京津。慈禧为了缓和民情，下令曾国藩，让他在天津教案中据理力争，扬我国威。同时，慈禧还做好了和法国进行战争的准备，命令淮军郭松林等部至京津要隘驻守。
曾国藩的态度却是以妥协为主。他认为，中国的国力是不足以对抗七国联军的。即使这次趁着普法战争侥幸得胜，那洋人来年再来的话，将如何应对？他觉得，清朝应该定一个对付洋人的策略，然后坚持下来。他认为这个策略就是“守定和议，绝无更改”。他批驳那些趁普法战争之机不再追查“凶手”的提议，决心不为这些“浮议”所摇动，坚持按原议办理。
曾国藩的这种妥协态度引发了国人的强烈不满。当人们知道曾国藩要把天津地方官交给刑部，并且还在天津搜捕凶犯时，京津舆情一片哗然，“卖国贼”的骂声开始出现了。
后来，曾国藩的亲友、同乡、同事等都纷纷来信规劝他三思，指责他不应该这样软弱。王闿运等名士、李鸿章等弟子、曾纪泽等亲属都恳切陈言，为曾国藩的做法感到惋惜，深虑此举将使其一世勋名毁于众谤之中。其中，六七年不与曾国藩往来的左宗棠也发信来规劝，认为这次教案本来就是洋教欺压民众引发的民变，索赔本来就过了，还要中国人抵命，就更没有道理了。他说，现在正是培养人民正气的好时候，曾国藩委曲求全，是在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
而一些和曾国藩有隙的官绅则更是毫不留情地对曾国藩大加讨伐，一时间，曾国藩落入了万人声讨的舆论包围之中。湖南同乡以曾国藩为耻，京师虎坊桥长郡会馆、教子胡同湖南会馆等处由曾国藩所题的匾额被愤怒的士子们当众砸毁，并把凡有“曾国藩”之名者尽数刮掉，口吐、脚踏犹不解其恨。
最让曾国藩尴尬的是，被他查办的天津府、道一下子成了民族英雄，民众、官绅听说他们要被押到刑部受审，争相前去慰问，说他们是敢于和洋人作斗争的勇士、贤吏。
曾国藩本就疾病缠身，被大家远的近的一骂，病情更加严重。他多次让曾纪泽赶快准备好棺材，只求早死。
他躺在床上自怨自艾，反复说自己是“内疚神明，外惭清议”。他也认识到在天津教案中的妥协是遭致骂名的主要原因。但是，曾国藩的悔恨不仅于此，他认为自己剿捻无功后就应该隐退，做什么两江总督、直隶总督都是画蛇添足。
曾国藩被骂得病情加重，只得上奏请求另外派人来办案。慈禧同意了曾国藩的请求，让他回到两江任上，派李鸿章接任直隶总督，复查天津教案。这也就意味着，天津教案办成这样，都是曾国藩的软弱无能所致，政府不满意这样的结果，所以换了李鸿章来。
李鸿章来到天津以后，对曾国藩的处置并无大的改动，仅把原二十名的死刑改为十六名，四名缓期执行。而天津府、县送达刑部后，也愈判愈重，刑部判张光藻、刘杰发遣，慈禧则钦判发往黑龙江极边效力赎罪。曾国藩听了觉得判罪过重，亲为张、刘二人筹集白银一万五千两，表示自己的愧疚之意，借以挽回一点自己的名声。
8.人生的句号
曾国藩从天津回来，在上海等地考察江南制造局的洋务状况，试乘了清朝的第一艘铁甲舰。自上海返回南京后，曾国藩心里一直很抑郁。
同治十年十一月二十二日（1872年1月2日），由李鸿章、马新贻规划重建的两江总督衙门，经过五年的建设落成了。这个督衙在洪秀全天王府的基础上修建，比起原来的两江衙门要豪华得多。曾国藩对李鸿章的好意很感欣慰，但是对这样的奢靡却忐忑不安。在贺宴上，曾国藩不停地说，太奢侈了，天道忌奢！晚年的曾国藩，名利之心已经颇为淡薄。曾国荃在湖南老家给曾国藩修了一座大房子，曾国藩对九弟的奢侈十分生气，一生都没有去住过。
江南的冬天虽寒气逼人，但是比起北方温暖多了。曾国藩坐在新建的署衙里，内心却是无比的凄凉和空旷。后来，曾国藩觉得肝区阵阵疼痛，头晕目眩，两脚麻木，失眠，噩梦不断。
曾国藩知道，自己的大限将至了。
曾国藩写信给李鸿章，让他赶紧到南京来。李鸿章是曾国藩最得意的弟子，在他的身上，曾国藩看到了他作为一国支柱的希望。以前的李鸿章有这样那样的毛病，经过曾国藩多年的指导，如今青出于蓝胜于蓝。每当出现对李鸿章的非议时，曾国藩总是第一个站出来为李鸿章说话。他说，学生胜于老师，这正体现了老师识才育才的本事，若是学生总是不如老师，一代不如一代，国家还怎么前进呢？
李鸿章正在天津，接到曾国藩的信时，立刻感到大事不妙。特别是当他读到“此次晤面后或将永诀，当以大事相托”时，久经官场的李鸿章终于体会到了老师对自己的殷切希望和深挚感情，不禁热泪纵横。李鸿章深怕曾国藩真有不测，自己将终生遗憾，接到信后，匆匆从保定出发，长途跋涉赶到江宁。
曾国藩见到李鸿章兴致很高，竟能下床走动和李鸿章详谈幼童出洋之事。李鸿章、众幕僚和家中众人不禁难过，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回光返照？
曾国藩和李鸿章认真推敲，再度联衔上奏。曾国藩让李鸿章必须强调这是希图自强的根本大计，务必让朝廷重视，以达预期效果。李鸿章根据老师的指点，一挥而就。曾国藩看了这两千余字的奏稿，条理缜密，文笔洗练，心里很高兴，仅改数语便让李鸿章亲自带去呈递。
之后，曾国藩兴致勃勃地和李鸿章谈起了往事，谈起了李鸿章的小毛病，也谈到了自己的人生教训。这时的曾国藩心思缜密，他向李鸿章交代了两条，让李鸿章务必切记。
一、一定要握住军权。他认为当时裁撤十万湘军，自毁长城，不仅寒了湘军将士的心，更使自己在以后的剿捻战场上尝到苦果。如今的八旗、绿营皆不可用，唯一能依靠的就是淮军。所以，一定要顶住压力，淮军只可加强不可削弱，这样才能保太后、皇帝的安，保社稷的安。
二、要从自己入手，做到正人心、淳世风。他认为自己数十年办事之难，难就难在人心不正、世风不淳。而这个重任首先在他曾国藩身上，现在传给李鸿章。李鸿章切要先正己身，同时培养后人，承先启后，以达到天下迎合之目的。
李鸿章痛哭流涕，此时方知老师一直以来对自己严格要求，苦心竟是如此。李鸿章问，哪些人可以培养呢？
曾国藩不想在背后评价时人，但是也知道，这时候不说，只怕是以后再没有这样的机会了。于是对朝中汉官作了评点。
他认为，海内第一号人物当属左宗棠。他雄才大略，待人耿直，廉洁自守。李鸿章不解，说老师不是与左宗棠不和吗，怎么说他是第一号人物呢？曾国藩微微笑着说，他和左宗棠的意见不合只是在国家大事上，自己十分佩服左宗棠的“知人之明，谋国之忠”。李鸿章连连点头。
接下来，曾国藩认为彭玉麟光明磊落，嫉恶如仇，淡泊名利，重视情义，是天下的奇男子。
其次是郭嵩焘，这个人的才识，天下难有其匹者。而且他视野开阔，必定能大用。
再往下数，曾国藩说刘长佑心地端正，沈葆桢很有能量，但心地狭窄。寥寥数语，使李鸿章敬佩不已。
年关将近，李鸿章差事缠身，不得不辞别曾国藩返回直隶任上。
长谈之后的曾国藩又病倒了，头昏眼花，耳鸣不止，一连几天不能开口说话。
大年三十的南京城，爆竹声声辞旧岁，商号、有钱人家都开始张灯结彩，旧桃换新符；秦淮河又恢复了往日的繁华，丝竹画舫，游人如织。曾国藩或许是受到节日气氛的感染，身体感觉好了很多。
大年初一，江南文武到曾国藩府上祝贺，曾国藩高兴地和大家相互拜年。
大年初二，曾国藩来到老友吴廷栋家拜年，同吴廷栋兴致勃勃地谈经论道。
正月十四是道光皇帝殡天的日子，他永记道光皇帝的知遇之恩，每年这一天都要为之烧香行礼。道光皇帝对曾国藩的重视让曾国藩永远感怀于心。到了咸丰、慈禧时，曾国藩屡屡遭到冷遇、打击，他更加思念道光皇帝和穆彰阿。
二十三年一晃眼就过去了。
曾国藩投笔从戎，传檄出师，战湖北，困江西，危祁门，围安庆，如今官至极品，地位、名声无以复加。但是，因剿捻无功，又遭遇天津教案，他也受到前所未有的羞辱。曾国藩常想：无数功名到头来，不过是一场空，自己究竟给中国这片土地带来了什么呢？
自正月二十三日（3月2日），曾国藩肝疼加重，右脚麻木，又过三天，忽觉舌根发硬，言语不便，吃了些药，似乎好转。曾国藩多年来养成了记日记的习惯，这个习惯还是他在做京官时养成的，如今已是二十余载了。曾国藩在日记中说，自己的精神如败叶满山，全无归宿。现在官至极品，但是学业一无所成，德行一无所就，真有老大徒伤悲之感。可见，曾国藩对自己的要求是极高的。
二月初四（3月12日）是父亲曾麟书去世的日子，他早早起来在父亲的牌位前行祭，因病情加重，已不能下跪。曾国藩记挂着公文还没批复，遂让人扶他到签押房办公。他勉强打开一卷公文，但是已经看不清字迹，只得作罢。
下午，曾国藩让曾纪泽扶他到西花厅散步。慢慢走了一阵，曾纪泽见曾国藩的右脚突然不能走路，问：“是鞋没穿好吗？”曾国藩微声说：“我觉脚麻。”说完倒在了儿子身上。曾纪泽忙扶住曾国藩，曾国藩嘴张着，浑身抽搐。曾纪泽大惊，一边呼喊，一边把曾国藩背到大厅里。家人、众幕僚纷纷赶来。医生随后赶来，连扎数针，仍不见曾国藩开口说话，医生说：“老中堂病势危险，赶快准备后事！”
当晚戍时，曾国藩辞世，时年62岁。
清廷获悉曾国藩死讯，举朝震惊，辍朝三天以示哀悼。清政府追赐为太傅，谥文正，准入京师昭忠祠、贤良祠，在原籍和江宁建专祠，宣诏国史馆立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