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如此，曾玉屏的转变却是千真万确的。曾玉屏改过自新后，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把自家那一大块凸凹不平的梯田改成大块良田。这可是一个“愚公移山”般的大工程。看过云南哀牢山梯田、广西龙胜龙脊梯田或者是湖南新化紫鹊界梯田的人都应该知道，要把一个坡式梯田改造成水平梯田是很需要一番勇气和毅力的。按照曾国藩的回忆，曾玉屏三十五岁那年，在高嵋山下盖了一间简陋的小瓦房，每天亲自带领人开垦这片土地，开山凿石，拓荒为田，将几十块零七碎八的小土地连成一块大田。晚上亲自放水，以夜听虫鸣朝观晨露推定天气为乐。搞好梯田农业之后，又搞起养殖业，养鱼喂猪，教育儿孙，忙得不亦乐乎，颇有点百十年后“农业学大寨”时期的架势。老爷子的这套做法，后来被曾国藩总结为“曾家八宝饭”。
这“八宝饭”是：书、蔬、鱼、猪、早、扫、考、宝。
书：读书。曾玉屏认为保持家庭兴旺的根本之路就是耕读。耕是生产基业，读是基础教育。在过去的家庭里，每个人总要读三年五年的书，即使一般女子，也要读一二年的书，俗称“三代不读书，一屋都是猪”。
蔬：蔬菜。一个耕读之家，田有谷米，园有蔬菜，除盐之外，无所求于他人。
鱼：鸢飞入天，鱼跃于渊，天机活泼，这是兴旺气象。
猪：生猪至今仍占有重要的地位，何况几百年前的农村。
早：早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俗话说“天道酬勤”，而勤字之本是早。后来的李鸿章就十分不习惯，屡屡赖床。
扫：讲究卫生，减少疾病。
考：祭祀。曾玉屏通过对祖先的祭祀，既奠定了自己在家族中的领导地位，又团结了家族。
宝：善待亲族邻里。“人待人，无价之宝。”曾玉屏认为，假若与亲族邻里不能和睦相处，这一家庭，便成怨府，迟早是要毁败的。
曾氏数代，按照“曾家八宝饭”的要求，克勤克俭，保持了家族的长久不衰。
后来一来二去，曾家的农业发达了，家庭人均GDP不知猛涨了几十点，乡亲们听说昔日飞车党变成今日自耕农都震惊了，对曾家和曾玉屏本人也刮目相看起来。
曾玉屏把经济基础搞起来后，又开始着手上层建筑。曾玉屏干的第二件大事就是“考”——倡导曾家修建祖宗祠堂、定期祭祀的活动。前面说过，中国人是很在意祖宗的，祖宗祭祀是一件大事。曾家也一样，但是早年家境不佳，活人吃饭尚且成问题，何况死人的祭品。曾玉屏自己的日子过好之后，就着力于把原来分散的曾家宗亲组织到一起，商议为自己的曾祖父以及祖宗们建祠堂的事情。他提议购置祭祀专用的家族公共田产，每年的租金作为专款专用到祭祀活动上。当时的族长曾尊三、曾以彰等人本来就缺少魄力和财力，只是靠着辈分高而空占族长之位，更兼囊中羞涩，说话缺乏底气。曾玉屏财大气粗，自然敢大包大揽，揽来揽去，就把族长的实权揽到了自己手里。可见“和平时期钱说话、战争时期枪说话”总是历史颠扑不破的真理。这招手握筹码借机上位，就被曾国藩严重地发扬光大了一把，不过这都是后话了。
曾玉屏做的第三件事就是“书”——大兴文墨。前面说过，曾玉屏年轻的时候因为酷爱飚马而耽误了学习，等到有钱了年岁也大了错过了学习的黄金时期。做了族长，时常在家人乡亲们面前说上几句，文化修养低的问题就逐渐暴露出来。“声如洪钟，见者惮慑”——走到哪儿都扯个大嗓门，吼不出一句斯文的话，一看就是缺乏修养。曾国藩回忆说，他爷爷大庭广众之下想骂就骂，无论家里家外一视同仁（“往往稠人广坐，壮声呵斥。或有不快于他人，亦痛绳长子。”）。这样的人，看作“土财主”可以，距离“乡绅”可就差了那么一块儿了。
人对于自己得不到的总是充满憧憬，所以曾玉屏对于自己的文化水平总是耿耿于怀，便将子孙送出去读书，而且对待知识分子尤其礼数周全、敬意十足。无奈天不遂人愿，曾玉屏三个儿子，竟然没有一个读书的料：老大曾麟书（曾国藩父亲），十六次院试不中，十三岁才好不容易考中一个秀才；老三曾骥云更是一辈子没考上秀才，到死都只是一介童生；老二曾鼎尊，名字起得霸气，却违反了“名贱好养活”的民间法则，还没来得及去应考就英年早逝。英国谚语有云：“面包掉落总是抹黄油的一面着地。”按此推测，曾鼎尊要是在世必然会成为一代文豪。所幸长子曾麟书之子曾国藩，天资聪慧，在曾麟书四十四岁那年，也就是曾麟书考上秀才的次年，就前赴后继地也考上了秀才。曾麟书一羞愧就不考了，回家办了个“利见斋”（可见曾麟书考不上真怨不得别人，这名字就可见一斑），教家族中的子弟。
爷爷曾玉屏虽然培养儿子的计划不太成功，但是培养了一个好孙子，也算是间接圆了自己的读书梦。所以说，曾玉屏是给曾国藩的成功打下良好基础的“栽树前人”。他对曾国藩也有诸多直接教诲，譬如“晓得下河，需晓得上岸”、“尔的官是做不尽的，尔的才是好的，但不可傲”等等，都是话糙理不糙的大白话。曾国藩虽然书读的比爷爷多，对爷爷的教诲却是一点不敢怠慢，一一奉为终身处事的座右铭，他说：“吾家代代皆有世德明训，唯星冈公之教尤应谨守牢记。”“余行路容止亦颇厚重，盖取法于星冈公。”其受教之深，见微知著。
和曾玉屏相比，曾国藩的父亲曾麟书，就没有那么多可大书特书的事迹了。苦读十多年，差一点没考过儿子，在读书仕途上，实在是乏善可陈。相比之下，比较值得一说的是曾麟书对老爹曾玉屏的孝顺。这一点很可以和郭靖对比一下，只不过郭靖最后是以“降龙十八掌”的功夫和抱得美人归善终，曾麟书则是以孝道、儿子显贵扬名。前面说过，曾玉屏骂起曾麟书来，那是不分时间、不分场合拎起来就骂的，但是曾麟书“起敬起孝，屏气负墙”，从来都是和颜悦色。曾玉屏晚年中风，卧床不起，曾麟书长年服侍未尝废离。古语有云：“久病床前无孝子。”而曾麟书照看曾玉屏能做到年届花甲之时，仍然细心呵护，亲身伺候老父大小解，整夜小心看护，最后达到父子二人日常只用眼神就能传情达意的境界，真堪称尽孝楷模。另外，曾麟书最大的成就就是培养了曾国藩这个好儿子，从小监督学习、指导做人，等儿子青出于蓝之后索性真做了全职的教书先生，并且一生以教导晚辈为乐、为荣。正如其晚年一首自况联：
粗茶淡饭布衣衫，这点福老夫享了；
齐家治国平天下，那些事儿曹当之。
结束了前面洋洋数千字的铺垫，终于要讲到曾麟书长子、本书主角曾国藩。至于改名“国藩”，那是后来的事了。不过为了大家看起来方便，我们仍然把他唤作曾国藩。
曾国藩的童年可谓波澜不惊。这里的“童年”仅指从出生到上学前的这段时间。因为在笔者看来，天天按时到某处报到，然后呆到某个时间才能恢复人身自由，一旦过上这样的生活就已经不能算是童年了。换句话说，人的童年仅限于可以“整天在自家院子里和小朋友玩得尘土飞扬，直到你妈喊你回家吃饭”的那几年，或者是鲁迅先生喊出那句忧郁的“Ade，我的兄弟们”以前的日子。比较不幸的是，曾国藩在童年岁月里，既没做出司马光砸缸的壮举，也没传出孔融让梨的美谈，除了有时候娱乐性地放牛，到自家田地旅游外，基本上就是五六年的人生空白。到了六岁他开始跟着老师识字，七岁进入私塾“利见斋”，从此告别无忧无虑的童年，开始了学海无涯苦做舟的学生生活。
“利见斋”的老师就是曾国藩的父亲曾麟书。
自己的父亲做班主任，对于每个有过学生经历的人来说，光是想想就应该能体会到有多可怕，特别是自己的父亲还是屡试不第而把宝都押在儿子身上这样的心态，那少年曾国藩的私塾生活是怎样的，也就可想而知了。曾麟书恨不得儿子五岁中举人，十岁中状元，授课之余，没少给曾国藩开小灶。因为是亲儿子，课后补习也不用额外缴费。只是老师水平实在有限，只能师生互勉，一有空爷俩就找个角落一蹲面对面嘀嘀咕咕地复习，那架势跟今天的孩子背英语单词的劲儿倒是有几分相像。所幸曾国藩天资不错，虽然在一些史料上也有记载说曾国藩“愚钝”，但是事实上曾国藩九岁读完五经，开始作八股文。看看现在的孩子，九岁的时候还停留在看图说话的阶段，而曾国藩已经可以写公文、作报告了。就算在当时，也是可以拿出来骄傲一下的成绩了。
曾国藩十四岁的时候，已经颇有才气。一日曾麟书的朋友欧阳凝祉来拜访，这位欧阳先生也算是湘乡当地有名的学者，听说老友的儿子颇有才华，就有心考他一考，结果“一考倾心”。面对曾国藩的对答如流，欧阳先生连声称赞，一看他绝非池中之物（应该颇善相面之术，曾国藩不知是否得其真传），就把自己的女儿许配给他。欧阳氏后来嫁给曾国藩，是曾国藩的结发原配。自古听说过赌徒手痒结果把女儿输给人家的事，而读书人嘴痒结果把女儿“考”给人家的，可不多见。不过欧阳凝祉嫁女儿嫁得也不吃亏，事实证明曾国藩果然是一支潜力股，没有辜负岳丈大人对他的期望。
“书中自有颜如玉”，欧阳氏是否颜如玉我们不太清楚，但是读书读出了老婆终究只能算意外收获，走上仕途才是正道。而走上仕途，对出身寒族、从小苦读的曾国藩来说，参加科举是唯一一途。
于是，曾国藩十六岁时，在父亲的敦促下赴长沙府，参加了童生府试，从此踏上了漫漫科举求官路。
3.苦读的动力是功名
这里我们先说一说清朝的科举考试制度。
清朝的科举被称为“进士科”，进士科考起来一点都不比今天的层层升学容易。除了大家耳熟能详的乡试、会试和殿试之外，在乡试之前还有府试和院试。
府试级别最低，通过府试的称为“童生”，而童生才有资格参加公立学校的入学考试。
公立学校的入学考试就是“院试”，院试通过就可以成为公立学校——县学、乡学的学生，当时称作“生员”，民间俗称“秀才”。秀才中成绩比较突出的称为“禀生”，国家会定期划拨口粮，大概算是最早的奖学金了。由此可见，明清时期的秀才也只不过是国家承认的“学生”，连学历都没有，更算不上不得了的名头。
当然，连秀才都考不上的人就更为凄惨了，只能继续背着“童生”这个有点贬义的称号，一个人到了五六十岁还被称为“童生”，听起来确实觉得很悲剧，比如曾国藩的三叔曾骥云。
在公立学校饱读几年诗书，就可以去参加三年一次的乡试了。请各位注意，自此才是我们熟悉的科举考试的正式开始。乡试在各省省城举行，就是民间所谓的“进城赶考”。乡试的排场绝对不同凡响，考场上建有一排排远看像是一长溜公共厕所一样的多个隔间小平房，称为“号房”。每个考生都有自己单独的“蹲位”，看上去很奢华，其实坐在里面很憋屈（就一个字，小）。考生就在号房里面一边体会关禁闭的感觉一边答卷。考中的人称为“举人”，其中的第一名称为“解元”，这就是我们常说的“连中三元”的第一元。
举人有资格参加次年更高一级的会试，无论会试能不能中，举人都已经有了做官的资格，所以乡试算是当时最基层的公务员考试，而有官可做的举人在各种史料和民间故事里，普遍比身为穷学生的“秀才”牛很多。
乡试的次年举办会试，会试考场在北京，也就是所谓的“进京赶考”。共考三科，每科三天，共计九天考期，比今天的任何一种考试都要漫长。会试的考场跟乡试差不多，也是一个萝卜一个坑的号房，不过环境要略好，相当于从普通间升为标准间，而且附带三餐送上门的客房服务。考中的人称为“贡士”，其中的第一名称为“会元”，也就是“连中三元”的第二元。
贡士由皇帝亲自面试，即最高级的“殿试”。清朝的殿试，从某些方面讲其规格和对读书人表示的敬意还是值得肯定的，至少今天的各种考试，断然没有研究生考试由校长亲自面试或者公务员考试由国家主席亲自面试的情况。殿试只考“策问”一科，最后皇帝会亲自确定考试的排名，将所有中榜的考生按照排名划分为“一甲”、“二甲”、“三甲”三个等级，其中排名前三的合称“一甲”，即“状元”、“榜眼”、“探花”，给予的称号叫“进士及第”，是科举考试的最高殊荣。“状元”就是常说的“连中三元”的第三元。如果有谁能一路“解元”、“会元”、“状元”考过来，就会被认为是男人中的男人、进士中的进士，不仅会被各路野史家、小说家授予“连中三元”的至高荣誉，而且将被载入史册，附带各种故事、传说流传后世。实际上，确实每一位连中三元的进士都被载入了史册，因为整个清朝268年间只有两个人连中三元，其中一位还是当时的皇帝乾隆说“这个人连中两元了，就让他连中三元吧”这样凑整凑出来的。可见，人一辈子牛掰一次不难，难的是一辈子牛掰。
殿试之后，还会安排一次朝考。三甲是不用参加朝考的，因为三甲是皇上钦定的，万一三甲的成绩退步了，受挑战的不仅仅是三甲的学识和名声，更重要的是皇上的面子。剩下的人，通过朝考会有一个新的排名，这个排名和前面的排名一起，作为日后授予官衔的参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