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左膀右臂
《沙家浜》里，胡传魁唱：“想当初，老子的队伍才开张，总共才有十几个人七八条枪。”地方武装的组建，大抵都是如此。创业本来就是一件又辛苦又有风险的事情，要创立一支足以逐鹿天下的部队，更是难上加难。
曾国藩1853年出山之初，就面对着类似的困境。一方面，军情紧急，就在曾国藩创立湘军的同一天，太平军攻陷了湖北省城武汉，进军长沙不过是时间的问题；另一方面，咸丰帝虽然任命曾国藩为团练大臣，但这终究是个应急的职位，名义上只是“帮办”团练，空有组建部队的义务，却没有号令同僚的权力。而且曾国藩一介京官，戴孝出山，在湖南当地的官场上人生地不熟，平日里又清廉度日，手里没什么积蓄——筹办部队需要的权钱两样，他是一样都不占。咸丰帝被火烧了屁股，天天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盼着各地团练救自己于水火，但是又想要马儿跑得快又要马儿吃得少，对于团练坚持国库一毛不拔的政策。曾国藩上书咸丰帝表示一定会组建一支剽悍骁勇的部队击溃长毛贼，咸丰也不过是回了一句“悉心办理，以资防剿”，给予亲切的口头鼓励，钱的事提都没提。可见，曾国藩此次出山，确实困难重重。
不过，“没有金刚钻，别揽瓷器活”，曾国藩敢答应出山，也绝对不是一时头脑发热。处事稳字当头的曾国藩，没有相当的把握是不会贸然行动的。尽管筹办团练，皇上圣意的“天时”和地方支持的“地利”都占不到，困难随便一想就是一大堆，但是曾国藩却占到了“人和”，那就是他身边汇集了一群支持者。这些人或为麾下先锋，或为外部策应，或为背后靠山，群策群力，各显其能，这才让曾国藩有胆色逆势出山，将与天地斡旋一番。
在曾国藩身边的将星，首推江忠源。江忠源，字常孺，号岷樵，湖南新宁人，清道光十七年（1837）举人。江忠源以忠义闻名一时。道光年间一位老家新化的举人邹柳溪病逝于北京，江忠源以同乡之谊，一路护送其灵柩返回湖南；湘乡籍举人邓铁松病死河北，也是江忠源一路护送灵柩返乡。北京到湘乡，三千余里，江忠源三千里送灵，一时传为美谈，时人谓之“奇人”、“义士”。那时候民风淳朴，没有媒体炒作借机搏出位之说，江忠源此举完全是他忠义任侠的天性使然。曾国藩素习理学，对忠义之道本来就心向往之，听说了江忠源的事迹，更是击节赞叹“真侠士”，非要结识一下，结果二人一见如故，引为知己。
任侠之道，除了忠义不二，更要有勇力谋略。难得的是，江忠源就是这样一个忠勇并称、可远追武圣关帝的人物。道光二十八年，太平天国起事之初，江忠源就在老家新宁组建了一支地方团练武装，号称“楚勇”，以五百勇士纵横湘乡，平定民乱，阻击太平军，与清军协同作战。在剽悍的楚勇面前，清军就像是一群刚刚参加完军训的大学生。咸丰二年，江忠源率楚勇在蓑衣渡截击渡江的太平军，大获全胜，不仅击毁了太平军几乎所有的船只，更是将太平军重要将领、“开国元勋”南王冯云山一炮轰死，一战成名。同年，又在长沙防卫战中梅开二度，炮击轰死太平天国另一“开国将领”西王萧朝贵。
一方面，在清军见到太平军如老鼠见到猫的咸丰初年，江忠源的楚勇屡战屡胜，更是连续击杀对方大将；另一方面，在太平天国册封的诸王中，在天京事变之前死于战场的西南二王，都死于江忠源之手。由此不难想象，江忠源当时是何等的名动天下，令清军又嫉又恨、太平军又恨又怕。
此后不久，江忠源因为战功卓越，被提拔为湖北按察使，咸丰四年（1854）升任安徽巡抚，成为手握重权的封疆大吏。而此时，曾国藩还在领着手下不成形的部队到处瞎折腾。
就是这样一个江忠源，却与曾国藩甚为交好。一方面是因为当年江忠源在北京时官位在曾国藩之下，受曾国藩赏识而没少得到照顾；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这两个人趣味相投。在曾国藩筹办团练最窘迫的时候，江忠源频频上奏朝廷，替曾国藩说了不少好话，又以自己的实权，为曾国藩谋求了很多政策上的实惠，成为曾国藩筹办团练最硬气的靠山。
另外一位在湘军创立之初就鼎力加盟的悍将，就是后来人称“湘军儒将”的罗泽南。罗泽南，字仲岳，号罗山，湖南湘乡人。罗泽南家中贫苦，为了供他读书，只能过着卖了大衣柜交一年学费、卖了冬棉衣再交一年学费这样的惨淡生活。而且罗泽南身世悲苦：十九岁母亲去世，二十岁父亲、兄嫂相继过世，好不容易结婚生子，二十九岁出门赶考，适逢家乡大旱，回家时发现妻子哭成了泪人，一问才知道，几个月不见三个儿子居然全饿死了。十年死了十一个亲人，除了命犯天煞孤星外实在找不到更好的解释。就是这样，也丝毫不能阻止罗泽南读书的决心，到了三十三岁，他终于“补县学生”。
为了补贴日常用度，罗泽南早年就在各地开馆讲学谋生。他开设的学馆授课风格别具一格，上午学文，下午习武，修身打坐，拳脚枪棒，无所不包。曾国藩的两个弟弟曾国华、曾国荃曾就读于此，湘军的数名重要将领也都是从这里走出来的。从这个角度讲，称之为湘军的“黄埔军校”也不过分。这种办学方法，也展示了罗泽南退而修学、进而勤王的儒家人格和价值追求。另外，文武并举也显示出一介儒生的罗泽南在军事上的专长。后来罗泽南成为湘军重要将领，亲赴战场，白日里在战场上率军冲杀，夜里在营帐秉烛夜读《春秋》、《左转》。麾下李续宾等人均是以一当百的虎将，却在书生罗泽南面前俯身受教。由此足见，罗泽南“儒将”之称，无论是为“儒”还是为“将”，都不是浪得虚名。
咸丰二年，罗泽南在家乡以自己的学生为班底，拉起了一支一千多人的队伍，带着这支人马随曾国藩出山，组成了湘军最初的底子。如果说曾国藩是湘军的领袖，那么罗泽南就是湘军不折不扣的“教父”。
除这两位之外，曾国藩在京时的至交老友刘蓉、罗泽南的学生王錱、亲弟弟曾国葆，还有劝说曾国藩出山的郭嵩焘，也都在这个时候聚集在曾国藩身边。虽然是书生居多，但都有一腔报国热情。加上湖南巡抚张亮基，一直盼星星盼月亮地盼着曾国藩的团勇来救急，自然对曾国藩格外关照，不仅恭敬有加，在大小事务上更是鼎力配合。这些人汇聚到一起，让曾国藩有了成功的信心。
人才有了，但是外部条件却依然恶劣。曾国藩早就听说太平军之乱起，民心思变，社会动荡，但是听说终究是听说，事不关己，不过是添了几分日常的谈资，直到亲身来到长沙，才发现比自己想象的要乱得多。湖南湘乡原本民风就勇悍机巧，既多产名儒猛将，也有不少惯盗悍匪，其实原本就是一批人，走的路不同而已。太平天国之乱，调动了不少兵勇，吓跑了不少官员，原本暗潮汹涌的湖南社会忽然少了官方势力的制衡，各种牛鬼蛇神就一股脑地冒了出来，除了土匪流寇大行其道，也有不少小股的“党”、“会”借着太平天国狐假虎威地想要起事。这边曾国藩刚到长沙，道州的一支天地会就宣布起义，曾国藩赶紧派王錱、刘长佑带兵前去镇压。王刘二人的部队前脚跨出衙门大门，又传来衡山刘积厚率众杀死地方官策应太平军的消息，曾国藩又命王錱先灭刘积厚。王錱领命刚走，又有一大堆结党起义的消息传来，什么攸县黑红会、桂阳半边钱会、安化串子会、永州一炷香会，不一而足。曾国藩应接不暇，手下区区一千人，分身乏术，恨不得把一个兵勇掰成三个使。
2.杀人不眨眼
大事忙不过来，小事也冒出来添乱。曾国藩初到长沙，因为“团练大臣”是临时委任，并非编制内的官职，要设立个办事处，竟然没有一个合适的名头。曾国藩思考良久，大脑搭错了线，起了个名字叫“湖南审案局”。老百姓没文化，只知道按字理解，一看这位新来的大人是审案子的，心想原来审案子的衙门老爷也不知道被长毛贼吓到什么地方去了，于是满地皆是的小偷小摸、巷头抢劫的案子，就都一股脑地报到曾国藩的案头。偏偏曾国藩是一个以“为民做主”为己任、不知“推卸责任”为何物的儒官，也明白“一二游勇、三五强人”，如若不加惩治，早晚也会酿成大事，所以一桩不漏地全部接下。这下这一群儒生，就彻底手忙脚乱了。
曾国藩思前想后，眼下已经不是怀柔的时候了。用今天的话说，这群歹人正是蹬鼻子上脸的时候，看准了现在怎么闹都没人管，想通了自古法不责众、责也不重，这才敢如此嚣张。在这个关节上谁先服软，就只能被对方一辈子当软柿子捏。于是曾国藩下定决心：乱世用重典！他下达命令，对地方不法分子一律从重惩处，不管你是强奸杀人的大恶人，还是偶尔顺手牵羊的小偷小摸，抓一个，杀一个，没有任何讨论的余地。为了达到杀一儆百的目的，还命人制作了一批木笼子，把抓获的穷凶极恶之人关在里面游街，游街后连人带笼子扔到一边，任其风吹日晒、饥渴交加而死。等到尸身发臭了，影响市容了，再派人去收拾干净好迎接下一位“住户”。曾国藩每天的主要工作就是下令杀人，因为抓获的犯人太多，审理过程一律从简，只要验明正身：是他偷的吗？是！好，拖出去砍了。下一个。整个过程不过三两句话，曾大人的三角眼都不会眨一下。
一开始，长沙的歹人们还不相信这位曾大人真敢抓一个杀一个，只当是口头威胁，照干不误。游了几次街，很多歹人觉得事情不太对头，但还是又干了几桩。这么一来，曾国藩更是杀得不亦乐乎。据不完全统计，仅最初的四个月就杀了137人，其中按大清律不当死而死的人，占到了一半以上。这下民间才知道这位大人不是善类，一时间“曾剃头”、“曾屠夫”地叫起来。值得玩味的是，长沙的犯罪率却开始降低了。
曾国藩在长沙的大开杀戒，成为他身后备受争议的焦点，后世评价不一。有人说：“曾国藩作为一个儒生，怎么能这么杀人呢？可见曾国藩是假道学。”说这话的人实际上是不懂儒学和道学的区别。确实，道学源于儒学，儒学正宗孔圣人的思想是“以人为本”、“仁爱”。但是从孟子开始，儒家思想就更多地和“秩序”联系在了一起。而道学则把儒家思想中的“秩序”以“道”、“理”的形式提炼出来，升华为最重要的因素。道学家、理学家为了维护“正道”，是不在乎人命的。在曾国藩看来，守“理”守“道”的老百姓，是要“仁爱”的；而意图破坏“道”，也就是君王的统治秩序的，则是敌人，不仅可以杀，而且非杀不可、唯恐杀之不速。引用一句雷锋同志的名言就是：“对待同志像春天一样温暖，对待敌人像冬天一样冷酷无情。”虽然从今天的人道主义视角来看，无论怎样人的生命都应该受到尊重，但是事实往往是暧昧不清的，有时候对有罪生命的过度尊重就是对无辜生命的不尊重。只有从这个角度，才能理解曾国藩身上那种仁与狠的结合。
曾国藩的这一套做法，不仅在后世有所争议，在当时也是很不得人心的。老百姓就不说了，“曾屠户”的外号说明了一切；官场上也有很多对他不满意的声音。一方面是觉得作为读书人和朝廷命官，这种大开杀戒的做法实在是太不含蓄而有失体统了；另一方面也觉得，你曾国藩在地方上无名无份，不过是让你帮办一下团练，你还越俎代庖地当起地方官，在咱们地头蛇眼皮底下杀人了，也太狂妄了吧！于是各种各样的上诉书递到了巡抚衙门。不过湖南巡抚张亮基和曾国藩穿的是一条裤子，一听说曾国藩杀的是土匪，高兴还来不及呢，哪里会责怪？官员们到张亮基那里告状没用，索性上书咸丰帝，说曾国藩在地方滥施权威、杀人如麻云云。咸丰这会儿正被各地的流寇土匪、太平军闹得不胜其烦，听说曾国藩杀土匪心里也兀自暗爽，加上张亮基这边上书说曾国藩用重典遏制了湖南的混乱局面，有功于国家，结果咸丰帝不仅没有责怪曾国藩，反而大加嘉奖。一来二去，曾国藩的威望不降反升，在湖南也更加有恃无恐。
可惜好景不长。罩着曾国藩的张亮基，在武汉失守后不久就被调任湖北巡抚。新任湖南巡抚骆秉章，以及布政使徐有壬、按察使陶恩培，都是和曾国藩路数不合的人，对于曾国藩在湖南的所作所为，看不惯已经不是一天两天，虽然没有明刀明枪，却在暗地里排挤他。曾国藩沉浸在“皇帝巡抚撑腰”的钦差大臣的迷梦里，仍旧我行我素，完全不把那几双虎视眈眈的眼神当回事儿。结果，就弄出了乱子。
曾国藩为了使自己的部队以后能和绿营军协同作战，就经常让湘军和绿营军同场练兵。曾国藩对于绿营兵懒散懈怠的情况早就有所耳闻，待亲自监督了绿营军的演练之后更是感到问题的严重性，所以经常在训话中加以训斥。曾国藩的本心自然是好的，希望绿营军的战斗力能够再上一个台阶，问题是绿营军根本不在乎战斗力低下，反而埋怨曾国藩多管闲事。团勇和绿营军会操同练时，团勇不休息，绿营军碍于面子也没法休息；曾国藩对团练高标准严要求，团勇没什么，陪练的绿营兵却叫苦不迭，这就是所谓的死要面子活受罪。但是这笔账还是要算到曾国藩头上。于是，绿营军内部对曾国藩的不满开始聚积。
3.组建一支打不垮的队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