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一个有几千年封建传统的国家，封建主义根底深厚。辛亥革命只是割掉一个满清皇帝，继而数次复辟帝制之声接连不断。民初袁世凯演出称帝一幕，并不只是由于袁世凯一个人的野心，当时有众多的拥戴者，最著名的就是所谓“筹安六君子”，杨度为首，依次为：孙毓均、严复、刘师培、李燮和、胡瑛，皆一时名士。但袁世凯登基却只做了83天所谓洪宪皇帝，就被撵下了台，不久病死。至于袁世凯在称帝失败后其心情究竟如何，不得而知。
从1991年起我受命去香港暂住一段，偶然在2001年5月4日《信报》上看到一篇张文达先生的专栏文章，题为“百战山河一梦耳”。他在这篇文章中谈起袁世凯这位一代枭雄在称帝失败之后的悔话，闻所未闻。如今将原文转录如下：
袁世凯在帝制失败以后，对他的亲信张仲仁吐露心事：“吾今日始知淡于功名、富贵、官爵、利欲者，乃真国士也。仲仁在予幕数十年，未尝有一字要求官阶俸给，严范孙与我交数十年，亦未尝言及官阶升迁，二人皆苦口阻止帝制，有国士在前，而不能听从其谏劝，吾甚耻之。……总之，我历事时多，读书时少，咎由自取，不必怨人。”张仲仁事后云：“观之人之将死，其言也善。”
文达先生在录下这段话之后，叹道：“读书、读书，谈何容易！治天下，谈何容易！哀哉！哀哉！”
袁世凯以“吾甚耻之”四个字来表达他的悔意，虽然主要由于身败名裂使然，但也值得提一笔，而“筹安六君子”则未闻有此四字，他们依然不失“封建余孽本色”，包括杨度在内。
袁世凯称帝失败一幕之后，北洋军阀继续倒行逆施，加上列强欺凌，中国才有一场“五四”新文化运动，举起“民主”、“科学”两面大旗，这是国民意识的一大进步。但旧势力依然强大，地方割据，大小统治者“不是皇帝，胜似皇帝”，他们一个个如小魔星下凡，刮地皮喝人血不眨眼，诚如徐世昌的名言：“做了一辈子的官，不捞它个数百万，还算是人吗？”在这种“官”或“人”的统治之下，人民的苦难可以想见。
社会主义到来了，国人见到了曙光，精神为之一振。社会主义统一了中国，把一百多年来侵略中国的外国势力全扫了出去，这确实是对民族国家的大贡献。但社会主义如何治天下，却长期不得要领，只是想用一把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扫帚在各个领域彻底扫除资本主义和一切私有经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一条极“左”路线威风八面，搞一场比一场离奇的运动，闯出一场比一场严重的灾祸，弄得民贫国困。为什么治天下如此不易？这和封建主义的幽灵仍然大有关系，如国家的事“由一个人说了算”，个人迷信盛行，等级森严，特权横行，等等。
封建主义使民主法制不施，科学得不到发展。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的根源。由此足证搞社会主义谈何容易！贫穷不除，社会主义不会降格来临。
改革开放30年，中国开始重新崛起，“中国模式”誉满全球。但不要忘了，我们仍是发展中国家，问题不少，忧患不断，有时仍不免举步艰难。举步艰难的主要表现之一，依然是民主步伐和科学发展滞后，加上官场腐败。“中国模式”正面临着考验。
今年是“五四”新文化运动90周年。我们应当向当年举起民主科学大旗的先贤们鞠躬致敬！
(载《文汇读书周报》2009年6月1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