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于艺术是外行，对于历史剧的讨论，严格说，是没有发言权的。这里，只是作为一个历史剧的观众，发表一点不成熟的意见，向专家请教。我觉得，目前有关历史剧的讨论，并不仅仅是一个历史剧的定义问题或戏剧分类问题(何者应划为历史剧，何者不应划为历史剧等)，归根到底这是一个创作方法问题。这次争论，大家对于“历史真实”以及艺术如何表现历史真实的理解，或多或少有所不同，也是比较集中地反映了这一点。历史真实，这是客观存在的东西，问题是如何认识它，表现它。历史(作为一种科学)表现历史真实和历史剧(作为一种艺术)表现历史真实，并不是一回事，两者在方法上是有区别的；换句话说，用通过理论思维和逻辑分析达到历史真实，同以艺术形象来表现历史真实并不一致。或多或少，有意无意地混淆科学与艺术这两者的界限，无助于历史剧的创作(当然也无助于历史的研究)。最近读了《戏剧报》有关讨论历史剧的文章，特别是吴晗同志答王子野同志的文章(载1962年第6期《戏剧报》)，益信这个问题是存在的。
吴晗的题目就叫做“历史剧是艺术，也是历史”，是针对王子野的“历史剧是艺术，不是历史”的论点而发的。王子野这里所说“历史”，是指作为科学的历史，这意思是明白的，历史剧不是历史科学，这个说法不能认为不对，那么吴晗自己所说的“历史剧是艺术，也是历史”，这“历史”又是指的什么呢？吴晗不止一次慨叹“讨论问题时缺乏共同语言”，这也要算是“缺乏共同语言”的明显的一例。可是，这种情况是怎样造成的呢？
在这样的场合，我想，作为一个戏剧艺术家，问题只能这样提出：当从历史生活中选取题材而进行艺术创作(运用集中、虚构、夸张等艺术手法)时，如何做到不违反历史真实？惟其是从历史生活中选取题材，所以只要抱着现实主义的态度，这个问题是一定要提出的，但是，是从艺术创作的角度提出问题，而不是从历史科学的角度提出问题。
历史科学表现历史真实，是根据大量历史事实，运用正确的观点，通过一系列的抽象思维活动，找出事实的内部联系，从而达到反映历史真实性、必然性的某种科学结论；历史剧，则是根据历史实际生活并依靠已经达到的科学结论(在这里，是使之作为处理问题的观点和方法)，通过一系列的形象思维活动，创造出集中的、具有典型意义的艺术形象，以再现某种历史生活，并从中反映出某种历史真实性。因此，从历史剧的艺术创作提出历史真实性的要求，这个要求显然是指：艺术创作按照自己的规律，以某个真实的历史人物、历史事件为依据，在一定历史条件所提供的可能性范围内，尽可以虚构些人和事，可以是真人假事，或假人真事，也可以是假人假事，而不必是特定历史时期确实发生过的事，不必一切的人和事都须有确实的史实根据；但是，虽然不必是特定历史时期确实发生过的，却必须是特定历史时期的历史条件所可能产生的，而为塑造某个历史人物所虚构的事，也必须符合这个人物的性格发展逻辑。这就是说，这里的虚构是要按照当时历史可能条件进行虚构，而不能脱离开当时的历史可能条件进行任意的虚构，有的同志也叫做历史剧的情节要符合历史生活的本质真实。越王勾践在两千数百年前有卧薪尝胆、听取忠言的精神，但却不能有今天我们所说的联系群众的作风；武则天在一千多年前有某些开明主张，却不能有20世纪人们所具有的民主进步思想。为了在艺术上塑造越王勾践和武则天这样的历史人物，可以在一些重要情节上进行虚构，只要这些情节不超出当时历史条件所允许的可能范围和这些历史人物的性格逻辑，那么即使许多情节是虚构的，不是当时确实发生过的事，也应该认为是达到了艺术创造所要求的历史真实。
吴晗眼中的历史真实又是怎样的呢？吴晗虽然也是从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关系上立论的，但他对历史真实却是另一种理解和要求。他说：“所谓历史真实，用另一句话说，就是过去人们的实践，在特定时期确实发生过的事情，科学家用科学态度如实地把它记录下来。”为明确这个定义，吴晗还特地解释了“什么是历史”，指出历史是如实地记录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的科学，指出历史实际绝不许可有虚构、夸张，若有虚构、夸张，就不能算符合历史真实。就历史而言，这个定义自然是对的，但吴晗同志不是在其他场合而是在关于历史剧的问题上、在历史剧表现历史真实的问题上，为历史真实下定义的。当然，吴晗在文章中也提“艺术真实必须通过艺术加工才能达到”，提到在历史剧的创作中艺术虚构应该有一定的限度，不能任意虚构，这当然都是对的，但必须注意，吴晗同志这些提法都不是在历史剧创作方法的意义上提的，而且前后矛盾。读了《历史剧是艺术，也是历史》一文，给人这样一个印象，就是吴晗同志在争论中虽也吸取了对方的一些合理意见，但他是从他的历史真实性的解释，反反复复论证了所谓历史剧的人物、事实都要有史实根据的观点，论证了历史剧既属于艺术范畴，又属于历史学范畴的观点，其结果反而模糊了艺术与科学的界限，正好像说历史教科书既属于历史科学范畴又属于艺术范畴一样说不过去，我想这大概不会是吴晗的本意吧？如果吴晗是想说历史剧是艺术，同时又是历史生活，这种说法在实际上又并不说明两者间的内在关系，使人不明白把这两者并提在一起是什么用意。如果吴晗指的确实是这种意思，那么是否改为“历史剧是取材自历史生活的一种戏剧艺术”的说法比较恰当和合乎逻辑一些呢？
上面所说，是事情的一方面。另一方面，也存在着这样的问题：吴晗作为一个历史学家，解释什么是历史、指出写历史剧应当重视史实，这对于剧作者是毫无意义的么？我以为也不能这样看。依我看，这种解释对于历史剧的创作还是有意义的。我们说历史科学表现历史真实和艺术表现历史真实并不是一回事，这绝不是说它们之间没有联系；我们反对把它们混淆不清，并不包含可以将它们割裂开来的意思。历史真实这东西，是客观的，它对于历史和艺术，又是共同的。有创作经验的人都懂得，创作历史剧不是一个简单的过程，因为是历史剧，创作者就必须熟悉作为题材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以及有关历史资料。吴晗说：无论艺术或科学，都须以生活、实践作基础。这个意见无疑是重要的。接触史料，这不仅是科学研究的出发点，同时也是历史剧创作的出发点。
描写任何生活都必须熟悉那生活，而生活离我们愈远，要弄清楚它也愈不容易。有人说，在这种情况下，作品虚构的成分会更多些，因为无法弄清更多的实情就不能不如此。这种说法固然反映了创作中的一种实际情况；但我倒觉得，正因为弄清楚较远的历史不容易，所以我们在主观上也愈需要做一些辛勤的搜集、研究工作，对于历史本身，尽可能多弄清楚一些，“想当然”的成分尽可能少些。建筑在“想当然”的基础上的虚构和建筑在尽可能多的史料基础上的虚构，后者总比前者更能反映历史真实性。就说历史的真实性、历史的可能性吧，我们要摸准这些东西也并不容易，要历史主义地(通过艺术形象)表现它们更不容易。为了这一点，必须在历史领域内进行辛勤的劳动、广泛地接触史料。在一定意义上，历史剧的创作甚至比历史研究需要接触更广泛的资料，它不仅要接触“史书”，也要接触野史、传说、小说、杂记、笔记、古代遗迹、古代作品以及有关的旧历史剧，等等。创作历史话剧很有成绩的郭沫若，说他写《武则天》一剧除了读《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全唐诗》、《唐诗纪事》等书以外，还考察了唐代的壁画、雕塑，从中悟到唐人一般喜欢比较丰满的女性，并根据其他的说法，就把武则天塑造成那种体型的女性。从尽可能熟悉历史的观点看，这不是一件小事情。吴晗也提醒剧作家要注意古代人的生活条件。历史生活上的某些“小事情”即所谓细节，有时从其中往往可以找到某种戏剧因素，某些表现生活、人物的方法，可以使人发生某些联想，甚至可以用以创造某种戏剧情境和时代气氛，所以不能忽视。当然，在这样做的时候，由于各人的条件不同，功夫会有深有浅，不同的剧本也会有不同的要求。但应当这样做——这总该是共同的态度吧？
根据这样一个看法，在创作历史剧的过程中，我认为有的同志所提出的这个见解是可取的，这就是力求做到科学和艺术在一定意义上“结合”起来，一般地采取这样两个步骤：第一步，以科学的现实精神，依靠逻辑能力(这里不能只凭直观能力)，选择、区别、分析一切有关的史料，进行研究，努力去把握那个客观存在着的但是确不容易把握的历史真实(为此就有必要请教有关的历史科学著作和历史学家)，弄清我们对于所要处理的历史事件和人物的评价及表现他们的目的，把历史的真实和今天的识见结合起来，并且尽可能使自己在所要处理的问题上具备必要的历史知识；然后，第二步，在这个基础上，以充分的浪漫主义精神，进行艺术创造，驰骋想象，超脱历史事实细节，大胆制造戏剧冲突，虚构更多的偶然性事件，使形象的塑造合乎艺术规律性。这样做的时候，可说是通过形象的思维和艺术加工的行程而走向历史真实(本质)的再生产。在艺术作品中反映出来的历史生活较之原来的历史生活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在这样一个意义上，完全可以说：艺术不仅反映历史生活，而且创造历史生活。
以上，第一步是历史剧创作的必要准备，第二步是艺术创作本身。当然，艺术创作是复杂的，我们不能把这两步看死了。这里并没有排除有的先根据现成材料构思形象然后再去研究历史这样的情况；这两步也不是截然划分的，它们彼此仍有互相贯通之处，例如艺术家探索史料不能完全按科学家的角度，而也需要从艺术角度出发，这时，科学观点和戏剧美学观点往往是并用的；同时，探索、研究工作本身虽然依靠逻辑能力，也总是和艺术构思并行，即在摸清历史的必然性当中，同时也要在各种历史事件的关系中去发现或设想足以变现这必然性的各种偶然性事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