右边所录马克思名言，是刘澜涛同志离世前三年赠送给我的。此外，他还赠我一张他年轻时的照片，并精制的洮砚一方，从刻工和石头成色看，可能是清代之物，上刻他曾书赠给我的《红楼梦》中的两句话：“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连同他逝世时所发的“生平”及有关纪念照片等，我都作为重要的遗物保留着。
一个人，尤其是曾做过党的高级领导干部的人，当他行将走完一生艰难路程、结束凶险难测的战斗生活之际，渴望在同志间找到一种“真正的友谊”，把这种友谊看得非常重要，并要求彼此“共勉”，这在我还是第一次碰到。这里透露出一个在特殊环境中奋斗过来的人在回顾往事时所蕴蓄的一种特殊的心声。
我认识刘澜涛是在1947年全国土地会议后的土改中，地点是河北省曲阳县。那时他以晋察冀(边区)中央局副书记、“七大”中央候补委员身份下乡亲自领导一个县的土改，任务是纠“左”。我则是晋察冀边区总工会的干部(1946年撤出张家口回到农村根据地后总工会已无事可做)，也来到曲阳县参加土改，在刘澜涛的直接领导之下。土改时间不长，形势发展很快，解放战争很快进入了反攻阶段。为了集中力量，1948年5月，晋察冀中央局和晋冀鲁豫中央局合并为中共中央华北局，刘少奇兼第一书记，刘澜涛任华北局常委兼组织部长和党校校长，后为副书记。这时他创办华北局党刊《建设》周刊。我亦于此时调华北局工作，先在组织部，然后便接手协助编这个刊物。进城后不久协助编周刊的刘的秘书高迪亭调走了，刊物的具体编务就由我一个人操办(后增一助手，接着又设立一个办公室)。每周一期，有时出增刊，写评论，其任务紧张可知。这个刊物从1948年华北局成立时创办到1954年第一届华北局结束时停办，共出了304期。全国解放后，其他各中央局相继成立，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中央和各中央局都共同利用这一党刊。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也直接向这个刊物批送需要印发的中央内部文件。所以这个刊物的发行面曾达全国县级以上各级党委，包括军队在内。
鉴于历史教训，中国共产党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向全党提出绝不骄傲自满，绝不准搞贪污腐败(慎防“糖衣炮弹”袭击)，这两条是有决定意义的。因此当时全党高度谨慎，号令统一，生气勃勃，确实受到人民衷心拥护。我逐渐了解到那时党内人际关系是“组织原则”第一，个人之间的某种特殊关系(如老同事、老部下等)是有的，但除工作关系外，绝不讲个人私情，实际上亦无个人友谊可言。人们好像都被装在一架机器中，一律按机器的确定程序运作，因此，所谓“螺丝钉”的说法是既真实又形象的。进城后，刘澜涛成为华北局第三书记(薄一波第一、聂荣臻第二)。薄一波后来将主要精力转到中央财经委员会，作为第二把手协助陈云处理国民党留下来的经济烂摊子，所以华北局的日常工作实际上由刘澜涛主持。我逐渐了解刘澜涛是这样一位领导人：他对上绝对服从，说一不二，对毛泽东、刘少奇等领导人更是达到盲从的程度；工作上小心谨慎，严肃认真，绝不擅权，华北局的大政方针都取决于薄一波或请示党中央，他绝不自作主张。对下，则是只顾使唤，只谈工作，督促完成，严格要求，从无个人之间的交流，更不在下属面前议论任何人事。我在他身边工作六七年，除工作外，从无一次个人性交谈，或问一问你的生活、经历或碰到什么问题等。举例说，我是有家室的人，离开组织部时交出了住房，到他那里编刊物却有一段时间没有住房，勉强挤在他秘书的一间办公室里，他也不加过问，这件事我的妻子至今提起来还埋怨我。他对他的秘书班子也约束很严，一切循规蹈矩，无任何特殊照顾，秘书的任免完全由组织部门决定。在工作上，保密更是他的绝对要求。这里我可以举出1950年遇到的两件事：
大概是1950年冬季，山西省委召开党代表会议讨论农村互助合作问题，刘澜涛前去参加，带我同去。抗日时期我曾长期从事农会工作，土改后离开农村多时，此时我也颇想了解一点农村互助合作运动的情况。我列席以王谦为书记的长治地委代表团的会议。其时，长治地区正将互助运动向前推进一步，试办一种以土地入股(分红)为特点的“高级互助组”(当时还未称“合作社”)。土地入股，当然是直接改变农民的主要生产资料所有权了。我对此颇感兴趣，因此花了几个钟头专听王谦谈这个问题，并整理出了一份较详细的材料，分送刘澜涛、省委书记赖若愚及王谦各一份。按组织原则老规矩，我未询问刘对此种做法有何意见，他也闷不作声，好像没有看到这份材料似的。事后，山西省委向华北局和中央写了一个《把老的互助组提高一步》的报告，说农村互助合作运动已到了该动摇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时候了。此时毛泽东不在北京，由刘少奇处理此事，刘表态反对山西省委的意见，并发了专电；不想山西省委竟对此提出抗辩，也发了专电。这样的事在党内还是少见的。不久毛泽东回京过问此事，他赞同山西省委的意见，否定了刘少奇的意见，并命陈伯达起草一份中央关于农村互助合作运动的决议，把“高级互助组”称为“初级合作社”(我至今认为，试办土地入股分红的“初级合作社”并没有错，错是在其后搞了“不断革命”和“左倾空想共产主义”：由初级合作社很快转为高级合作社，又将小社并为大社，合一个村、一个乡为一社，此后更一发而不可收拾，高级合作社又转为人民公社，试图通过人民公社进入共产主义，这就闯了大祸了)。在中央肯定山西省委的做法后，华北局即将长治地委书记王谦调任华北局农村工作部副部长(听说王谦同志仍健在，我在这里顺便向他致意)。在这事件的过程中，刘澜涛自己和华北局对此究竟表示过何种态度，中央的分歧意见是如何发生又如何解决的，他从未向我透露一个字，我当然也未向他问过一句话。……我们之间的工作关系就是这样。
再举一例，1951年河北省发生了刘青山、张子善事件。适河北省委召开党代表大会，刘澜涛又派我前往出席这个会议，并且指定要多参加天津地委代表团的会议，并至少隔日向他写一个报告。但刘、张事件本身却对我绝对保密。其时刘青山养病未出席会议，天津地委代表团由张子善率领。据我观察，当时河北省委对刘张案件也不知情(后来知道刘张案件牵扯到省委的某些人)，我记得在一次省委会议上曾有人对我隔日向华北局写一个报告有微辞。会后返回北京，刘即命我整理刘张案件的资料并准备为《人民日报》撰写专论，这时我才知道中央已对刘张案件作出最后决定。而派遣我去参加会议却把我蒙在鼓里这件事，刘澜涛事后却从未向我提及过一句。
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第一届中共中央华北局结束，《建设》周刊停办，我提出变动一下工作的意见，不想此后连续发生一系列变故。各中央局结束后，中央又设立几个地区工作部管理原属各中央局管理的地区。刘澜涛任华北地区工作部部长，又负责华北行政委员会的工作。此时邓小平调来中央工作，先任中央秘书长，刘澜涛和胡乔木任副秘书长。此时，他还任第一届监察委员会副主任(董老为主任)。不久，1956年召开著名的党的“八大”。大会后中央设书记处，邓小平任总书记，刘澜涛、杨尚昆和胡乔木任候补书记。此时，刚成立不久的几个地区工作部改为中央书记处属下的四个办公室，刘澜涛兼任第四办公室主任，这个办公室的任务是协助中央管理工会、青年团、妇联这三个群众团体的工作。我又留在这个办公室工作。初时工作较少，我便利用这个机会抓紧写我那本题为“中国资本主义经济改造问题”的书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