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小俞走后，老宦生我的气，见着我时故意跟别人说话，不睬我，装作没看见，这让我心里不好受。
厂部宣传科的小沈跟班车来工地了。推开我们宿舍的门，见我：“哎，小俞去上海培训啦！”
小沈三十四五岁，人很精神，小个儿，大嗓门，说话大大咧咧，厂里和金山工地有什么新闻，他都打听得一清二楚，瞒不过他。
“明天是周六，我特意来金山找你，明天跟我回家玩吧，见见我两个女儿和我爱人。”
“是吗……你有两个女儿……”我被这突如其来的热情搞得有点儿蒙。
“对，两个女儿都上幼儿园，很漂亮的。”他的热情和善意让你一目了然。小沈家离市区较远，一套两居室的新工房，说是单位第一批争取来的，又说：“是以我爱人的名义分的房。”
“你爱人？……她在哪个单位工作？”
“和我们一个单位，你不知道吧！”
“我哪儿知道！”我好奇地回答：“在哪个部门工作？”
“在党委，新的书记来后，组建班子，她任党委副书记。”
我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党委？……党委副书记？我好紧张。
小沈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小很多，要不是说他有两个女儿，还以为他是个没结过婚的小伙子。他爱人也姓俞。俞书记长得小巧，和小沈十分般配，五官端正，而且秀气，大大方方，一笑特甜，不见外，很亲切。自己一边招呼着两个女儿，一边一桌很丰盛的饭菜已摆放得诱人食欲。
两个女儿正如小沈自夸，很可爱，很好看，把父母的优点形象地摆在自己的脸上。就是不好好吃饭，一口饭菜含在自己嘴里半天，只要谁有耐心喂她俩吃饭，就跟谁亲。小沈的爱人夸我有耐心，“她爸从来不肯喂她们，成天就知道玩。”说时面露愠色。
饭后，我陪着他们的两个小女儿玩积木。小沈对小俞说：“喂，你知道吧，检查站的王八蛋就是他收拾的。”
小俞咯咯地笑着：“挨顿揍，扫扫他的威风，前几年，那些牛鬼蛇神被他打得惨不忍睹……也有今天。噢，他跑党委告状去了！说是不严肃处理这事，他就不干检查站的活了……书记说，换吧，你回车队去。一句话，把他打回原形了。”
小沈的爱人说话爽直，说话时，脸上流露着善良和睿智。
小俞突然对我说：“你在金山工地什么事情都没有，这么年轻，也不合适，我跟几个部门协调一下，调你到车间去学汽车修理！”
我被突如其来的兴奋剂打过了头，此时反倒安安静静地听她在说，“这两年，机械化程度提高了许多，厂里确实剩余大批劳力，而且你们车队只剩你一个年轻人没有调整工作，不对的！你还把一个医务室的名额让给别人……小沈告诉我的，挺不容易的……车队放人吗？”
小沈接话，“放的，宦队长对他特好，不放又怎么样……”
小俞数落她丈夫，“你少插嘴，在部队当四年兵，怎么受的教育？就想坐在科室里，整天混，下半月，你回车间去干老本行，踏踏实实地工作！”
小沈笑着说：“文章写得怎么样？诗歌写得怎么样？”
听说我父母在杭州，小沈夫妻俩人死活不让回去，说住两晚，明天一起过个星期天。
夫妻俩忙着在小房间里展开一张单人的钢丝床。
那晚，我不困，轻飘飘地躺在钢丝床上，如入九霄云外。我又想起多年前做过的梦，人突然飞了起来，在云里雾里飘来飘去……寻找落脚的地方。
周一大早，赶着搭班车回金山工地。小沈送我到车站，告诉我，他爱人答应办的事一定会做到，不过要和部门人事科和车间人事协调，需要一点时间，让我甭着急。还说：“你调到车间去，我也回车间工作了。”
在回工地的班车上，心里从未有过的踏实，去车间学习汽车修理，这可是门技术性很强的工作，说出口，响当当的！
我一路情不自禁地哼着小曲……我要悄悄地跟老宦打个招呼。
回到工地，度日如年。一天下午，见老周的车驰向厂里冲洗卡车的水池，我跑过去帮着冲洗卡车。
老宦突然冒出来，板着脸，“辛苦了。”
“啊？不辛苦，什么也干不上，帮着冲洗辆车，应该的。”
老宦示意我放下水枪，拉着我的手，走了几步，“晚上，买瓶酒，和宿舍的老的小的，喝一杯……哎，意思意思，别喝醉了！”还叮嘱我，“明天回上海，去人事科报到。”
几年来，压在心头的一块石头落地。
“那你也过来喝一杯，好吗？”我尽力邀请。
“……我，不了！我喝不了好酒，晚上我过来坐坐。”他答应我。
回宿舍，我把宿舍靠墙的桌子拉在房中间，四元钱买瓶茅台，放在桌子当中。
老宦晚饭前特意过来看了看，说：“茅台酒要有菜配的……你给老孔几元钱，让他去配菜！你去食堂买几个馒头就行了！”笑着去了。
我塞给老孔五元钱，老孔坚决不收！还说，“我也不会喝酒，你看，要走了，我请你吃肉。”说完，找个脸盆，洗得干干净净，和老周一起去了食堂。
等老周端着脸盆回宿舍，我见脸盆还特意盖了个大草帽。老孔主动倒酒，给老宦留了二两，其余五人均分。
我举着酒杯，“近两年和你们吃在一起，住在一起……我很惭愧，谢谢你们包容我。你们每天热火朝天，我像是在养老院。但是我在你们身上学到了许多，大家和睦相处，互相尊重……”我有些哽咽。
老宦抽着烟，拿起酒杯一仰脖子，喝了，走了。
第二天下午，他站在班车前等我。老宦的意思，现在形势比前几年好了许多，最起码打打杀杀的烂事没有了，你年轻，好好学门手艺。还问，“你爸妈都好吧？”
我说，“父亲在杭州办厂，母亲陪着，都好。”
“……噢，对啊，有技术就有人请，对吧？有机会去杭州玩几天！”
“好啊！我陪你去，说话算话啊！”
“这辈子就是劳碌的命，还真没去过呢。”
我离开金山工地前的一个星期，最早的一家化工厂开火试工。工地一派欢腾景象，红旗飘扬，锣鼓之声在工地随风传送。上海几家著名的文艺团体也来工地搭台演出，以示庆贺。
十月的天气，凉爽中夹带着寒湿之气，天空碧蓝，万里无云。下午，我让“喇叭花”陪着，去随塘河游泳。
“喇叭花”问：“你不冷啊？”
“不冷，每天习惯了，就半小时。”
来到随塘河边，两人大惊失色，河面上竟是大大小小死鱼一片。在阳光下，远看星星点点；近看，张嘴横躺在河面上，还有甩动尾巴挣扎着想直起身来的。
我不由自主地抬头看了看远处高耸入云的，吐着淡淡火舌的烟囱。
“喇叭花”惊得叫道：“污染这么严重啊，吓人呃！你可别下去游啦，游着游着，自由泳变成仰泳啦。”
有些老工人竟将挣扎着没死透的鱼，捞了起来，在宿舍门前，剖杀洗净，用花椒和盐腌渍在大木桶里，两三天后，串起铁丝晾干，带回上海。并说：“还可以，稍微有点火油味。”
几年后，我离开单位，结婚时，请老宦队长和老孔喝酒，听说他们生病去世了。听到这个消息，我好一阵难过。那时，确有人劳碌一辈子，一到退休，生病去世的不少。
车间和车队有一个共同的特征，不干活的干部不少。
车间一个书记，配两个副书记，另加五六名委员：有保卫科长、副科长；人事科长、副科长；还有统计室、材料间的官职；车间主任一名、四个副主任；车间大组长一名、副大组长若干；组长、副组长不计其数。
看见他们时，似乎窜来跑去地挺忙，看不见时，真不知他们在干吗。
那时的“文革”，造反巅峰已过，曾经有过功劳的都还能争个一官半职。除副组长还干点活外，以上的尽是脱产干部。仅一周一天半天的干点活，做做样子，美其名曰“下放劳动”。
底下干活的工人时常抱怨，开玩笑：“妈的，官不大，个个样子摆得挺足，连走路都越来越八字，人模狗样！”
修理车间有油漆组、铁工组、铜工组、电工组、胎工组和木工组，负责车辆的维护保养工作，属二线工种。
小修组、保养组、大修组、发动机组和总成组属一线工种。
另设保修组、配料组、检验组。
我被车间人事科长安排进小修组，跟师傅学习汽车小修工作。所谓小修，主要是车辆各部位的机械故障和可能出现的问题，原则是要熟悉各种车辆的零部件性能，以便发现问题。工作要求判断准确，下手快，磨损零部件拆下换上新的，由检验员验收，核准放行。每天有很多的车辆半途进场报修，小修组接单，快速处理，确保行驶无恙。
我的师傅姓王，那年五十五岁，家有五男三女，八个孩子：两个高中，两个初中，三个读小学。那时王师傅的工资是全车间最高级别的八十多元，但无奈家里张嘴的太多，还分期付款支付八个孩子的学费，日子过得艰难。师母没工作，持家。师傅平时节俭到不忍看，每天中午四两饭，打一盘免费的菜汤，倒在饭里，拌着，三口两口解决。有时我实在看不下去，会给师傅买块肉，他坚决不受；实在推托不掉，执意还上菜票。任何人给烟不抽，只抽自己的生产牌香烟，白的无印花包装，八分一盒。
有时，师傅在给我讲技术要领时，我递上一支烟，也是推来让去的，让我感觉递支烟都是极大的心理负担。
有时和师傅聊家常，他的口头禅是：“家里就差上大学的了，我不死，就要供他们都上大学！”
师傅从小没上过学，对汽车知识的理论书籍都能读懂。他每天随身带一本字典，书籍里有不认识的字，翻字典。还时不时地写个生僻字考问我。
他自豪地告诉我，八个孩子教会了他字母拼音，学会了查字典。
师傅解放前在车行学生意，做铜工。那时的汽车修理称铜工。解放后，运输公司成立，他成了新中国第一批汽车修理工。靠自己的努力和钻研，他的汽车修理技术一流，在车间数一数二，是车间的顶梁柱，车间的宝。大家都说名师出高徒，说我有福气。
师傅麻脸，是年少得病的后遗症，当时并不少见，我们篱笆墙胡同就有一位。
王师傅处事随和，为人乐观，厚道，大家敬称他“王麻”，不带“子”，而且，工友们都爱和他开玩笑，叫“麻”时的发音各式各样，九腔十八调。我有时实在忍不住，转过身，偷偷地笑，师傅自己也骂着笑。
师傅微胖，有些浮肿，脸上两个酒窝，长相蛮富态，笑起来像如来佛。
师傅乐观，责任心极强，他像一本教科书，由浅入深地指导我的工作。每当空余休息时，他拿着汽车修理理论书籍，不厌其烦地讲述技术要领、细节。听他深入浅出的讲解，我真不敢相信，师傅曾经是文盲。
小修的工作，在车间也称拆装工。快速判断后，坏的拆下，好的装上，包括汽车的前后桥、变速箱、叉速，离合器、传动轴、甚至是发动机。汽车小修的活多、杂、累、脏。
干完活，用肥皂油和木屑拌在一起，使劲搓手和冲洗。包括中饭、休息、下班、每日冲洗好多遍，指甲剪得很秃，不能有一点指甲外露。
我进车间时二十三岁，学汽车修理是半路出家，而且当时的车种杂：如美国的道奇，苏联的嘎斯车。这倒激起我强烈的求知欲，恨不得一天干二十四小时！年轻人有精力，干不死，勤能补拙。
记得那时，保修员接到抛锚的单子，总主动跑来，把单子塞到我师傅的手上，我们即刻坐上救济车辆，照单子赶往事发地。
我发现，我和师傅成了救济抛锚的专业户，这显然是师傅特意关照保修员的。修理抛锚车是门绝活，大多是油路和电路造成的故障。修理人员上车，一发动，打火，根据发动机发出的声响，做出自己的判断，是油路或电路，并尽快修复，也称抢修。
这样的活是要靠耳朵听和平时的工作经验的积累，特别有挑战性。当你修理好抛锚车辆，收拾好修理工具，跳下车，并对驾驶员说，“好了，走吧！”心中的自豪不言而喻。
到车间工作了近两个月，小沈也自觉地从宣传科回到车间，干起了小修的老本行。我们在一个组。
和小沈接触多了，我发觉他并不喜欢这份工作，每天得过且过，一有空闲，喜欢找人打牌，走象棋，心思不在工作上。也常领着我到各个工组转转，逐个向我介绍一些师傅们，认识一下。
我有次见党委副书记小俞和车间的人事科长聊天，小俞还时不时地看一眼正在地道里工作的我。
后来，小俞告诉我，人事处长对我很满意，称赞有加，还对小俞说：“最怕的是到了车间不好好工作，要来一个累赘，现在看，要对了，这小家伙工作出色。”
我跟车队的李书记有缘，他后我一个星期调到车间当支部书记。自从合并成连队，他任书记，大权在握，我和小俞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和多批次的打击。我耿耿于怀。好在曾经和他下过两盘军旗，算是释放了些紧张气氛。
小沈对他的经历了如指掌，特别看不起他，说起李，“妈的，要文化，没有识几个字；要管理，不懂管理；要专业，没有专业；靠他妈的造反起家，到哪儿都当个书记！笑话。到车间来当书记，还带了个副手，是他的哥们。有天早上，我路过支部办公室，见那家伙正襟危坐地看报，我特意走近一看，拿反了！字都不识噢。”说完，他自己笑得前仰后合。
我从金山工地回上海后，我家胡同里发生了一些变化。
胡同里的长脚女人，在政府部门的安排下，去一家瓷碗厂工作。她的大儿子大我一岁，去了黑龙江插队。余下两个儿子，一年后进了同一个单位——市区的清洁站。长脚女人教子无方，两个儿子合在一起，将清洁站的保险箱撬了，把准备第二天发放的全站一万六千多元的工资，连同工资袋一并盗走。公安局排查，很快落实到她的两个儿子身上。带到公安局里，死活不认账。
长脚女人逢人便喊冤！“大儿子回来探亲，跟这事毫无关系。两个小的比他哥还老实！怎么会做这样的事情，公安局搞错了，我不担心的，过几天肯定放人！”
没几天，公安局没放人，却来人在她家门前的鸡窝里，草垫子下面，取出了一万六千元的整数，零钱没了，工资袋没了，把她家的大儿子也带走了。
两个月后，两个儿子各判九年。将钱塞在鸡窝里是大儿子的主意，判了三年。长脚女人知情不报，判三缓三。自此，长脚女人大门不出，闭门思过。
三个儿子被抓没几天，他们的父亲，长脚女人的丈夫，国民党旅长，大赦回到家中。
据说，判长脚女人缓刑也是考虑到她的丈夫年老体弱，需要家属照顾。
我对长脚女人没有好感，但我同情那位大赦回家的旅长。关押改造十多年回到家中，三个儿子，一个都不在。
隔壁山东奶奶的丈夫也大赦回到了家中。山东奶奶的丈夫长得人高马大，挺胸吸肚，戴一副黑框眼镜，气质非常儒雅，见人微笑，说话和气，普通话带着山东口音，和饱经风霜的山东奶奶站在一起，简直形象各异。
母亲告诉我，山东奶奶的丈夫原是南京政府的一个大法官，黄埔军校毕业。法官回家没几天，携护着山东奶奶一起去江西劳动大学，看望自己唯一的儿子。
大法官告诉我母亲，同时回家的长脚女人的丈夫，他们认识，同一批大赦的，有气管炎，身体不是太好。
长脚女人在胡同里早就放风，和唐阿姨聊天，说她丈夫是国民党的旅长，解放战争前夕，奉命调往上海，半路即被全歼，在上海隐姓埋名五六年。长脚女人心直口快，告诉唐阿姨，说她丈夫是个小矮个子，比她大十五岁，她比他高两个头。也许是知道她丈夫不久回家，所以在胡同里放点风。
我抱着好奇心，对母亲说，想去长脚家里看看。母亲赞许地点头。
我去见到旅长人时，还是大大出乎我的意料。小个子，确实比长脚女人矮两个头！干瘦，肤色黑，极重的湖南口音，眼神仍有余威。
他坐在一把竹椅子上，躺椅垫着厚厚的棉被。脚前一个小煤球火炉，封着火，中间的火口，放着一个大的茶缸，散发出浓重的茉莉花香味。他手指夹着烟，细细的手指熏得焦黄。他抬头听长脚女人介绍我，即掀开脚上的棉大衣，直直地站起身来，和我握手。
我不善交际，善意地问了他的身体状况。
“没问题！”他告诉我，“就是太冷了！在北方待得时间长了，回到南方一下子不太习惯啰。”
我递了一支烟，他接了，并说：“我的烟不好！”
长脚女人的丈夫说话简短，有问必答，坐姿笔直！长脚女人在一旁告诉我，“你看他坐得直吧，从早到晚一个姿势……黄埔军校毕业的……哎。”
我告辞时，他站起来，挺得笔直，“谢谢你！你是我回来见到的第一位客人。”
第二次去拜访他，他告诉我，“政府教育好了我，两个儿子却没教育好！我去了派出所，告诉他们，我家的大儿子好，听毛主席的话，去黑龙江插队。两个小的坏！可以枪毙，我没有意见！大的给我留下！”他烟重，有点哮喘。但军人的精神尚存。
第三次去拜访他，他说他非常感激我能来看他，并说很愿意和我聊聊天，说我是他们家唯一的客人。
长脚女人坐在一旁不停地抹着眼泪，小声地哭泣，并说：“已征得单位领导的同意，为大儿子办顶替自己工作的事情。还准备买几斤喜糖，在胡同里分发给邻居。”
记得宣判大会，特意安排在马路对面的耐火材料厂的礼堂内进行。居委会特意关照，篱笆墙胡同的男女老少都必须参加。
会后，还特意叮嘱长脚女人，每天上下午各一次，清扫篱笆墙胡同的周边马路，不许偷懒！
以前洗衣服都用搓衣板，先将脏衣服浸泡在木盆里面，衣服抹上肥皂，双手揉着衣服在洗衣板上来回搓洗。汤阿姨一边使劲地搓洗着两个儿子的衣服，一边自言自语：“哪天是个头啊！”
晚上，安顿好两个儿子，陈叔过来找我，说单位用了一个车皮的木料，多了些，我和几个头打了招呼，同意卖一根给我，我想着你们家以后能用上。你大了，以后可以做一套家具，等哪天你要谈恋爱结婚，或搬了家都是用得上的。
我被陈叔提醒，恍然大悟，是啊，家里家徒四壁，实在寒酸。“噢……好的，谢谢陈叔，那要多少钱呢？”
“说好了一百元钱，司曲柳的木材，做家具非常好的。”陈叔还说，“钱我先垫上，我跟你汤阿姨也商量过，等你爸妈回来给……哪天都行，这个你不用操心，以后就得找人做家具了。”
我心里感激陈叔，他一直关注着我的成长。因他保管着工厂图书室的钥匙，一直不厌其烦地拎回书来给我看。虽是邻居，犹如长辈般地关爱，他的心里有我。好邻居让人终身不忘。
星期天，他邀我一起去他的单位，亲自开铲车，将一根圆木送进木工间，几个工人合力将圆木抬上光滑如镜面的大铁板，铁板平台上两块铁片将圆木死死地夹牢，工人量好三厘米的间距，开动电锯，差不多一个小时，一根圆木变成四米多长的三十块左右的木板，再一断二，木板一大堆。一旁有经验的工人讲，做一套家具绰绰有余。
陈叔亲自开着单位的一辆两吨上海牌货车，送回家来。找了几块砖，平整地垫着。陈叔帮我将木板摆在家里的篱笆墙边，告诉我，要放几个月，让它风干。
我俩满头大汗，“我家漏得厉害。”我说。
“没关系，改天找两块石棉瓦盖上。”他说。
那个时期，老百姓都想办法搞木料，想办法请人做家具。这样要节约很多钱。商店一套家具，五大件，一般在五百元左右，按现在来说，简直太便宜！但当初，按一个普通工人的工资，不吃不喝也要一年半。
自从木板堆在家里，谁见了都羡慕不已。那时谈恋爱的先决条件之一，媒人会告诉对方，“人家家里一套家具现成的噢。”
十二月的一天中午，我和王师傅找了块能晒着太阳、又避风的墙角，从就近待修的车上搬了两个沙发垫子，坐着晒太阳聊天。师傅说：“我本来不想再带徒弟，主要是家里孩子多，负担重，家里的事情都忙不过来。车间人事科长找我两回要我接手，你也知道了小修的技术，主要靠灵活的头脑，要了解汽车的机械构造和工作原理，还是要去总成组工作，干好总成组的工作，你到哪里，碰到什么样的车，心里都不会打怵。”
“是……但是总成组不缺人，提出再去那儿……想都不敢想。”我笑着看师傅。
“吊儿郎当的人想去，不可能，但是你的工作表现好，要是提一下，或许领导会考虑，单位应该培养年轻人嘛！”师傅又提醒一句，“你的好朋友小沈，他老婆有办法。”
“调到车间学习汽车修理是我人生中的一件大事，再提要求，自己也觉得说不过去了。”
师傅说：“他老婆是个大领导，你和她是不是亲戚啊。”
我说：“不是。”
“小修组不少你一个，总成组不多你一个。我瞎说的，要是我当领导，一定让车间所有的年轻人在各个工种轮换起来……这样才有朝气、有生命力。现在的领导，脑子里不知在想什么脏事！什么都不懂！嘿嘿，摆架子的本事有的是！”
师傅故意问我，“哎，你说说，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是什么含义？”
我笑着问师傅，“你指谁呢？”
“小俞呗，多漂亮的女人，谁不能嫁，嫁给小沈……你别看这家伙贪玩，干活偷懒，花言巧语有一套，老婆是骗到手的。”师傅说完，红着麻脸，笑个不停。
师傅是江苏奉化人，可能是跟着孩子学习文化，所以，平时也是一口江苏普通话，语气轻重缓急有度，十分好听。
我说：“小沈天性好动，爱玩，其实人特别本分。”
“在我看来，”师傅顿一顿，“什么叫本分，踏踏实实地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才叫本分。单子多派人的时候，他人不见了……”
我无语。
求知的欲望终于促使我鼓起了勇气。在小沈家吃饭时，我忐忑不安地询问她的意见。出乎我意料，小俞笑得很开心，“像你这样爱学习的年轻人，提这个要求不算过分，但这事要和你们车间的人事科长商量，看他能不能做这个决定。这样，你先写份申请递给科长。”
没想这件事时，我时常抽空去总成组看看；自递了申请后，反倒不敢过去了。
整个修理车间，长一百来米，高二十多米，坐北朝南，有一架行车，东西向运行。顺着车间的东北墙角，有一架木板结构的楼梯，四十五度角往上。东边的山墙，紧扣顶部，悬着一间二十多平方米的钢架木板房子，似空中楼阁。原来用于堆放劳动防护用品：如纸、肥皂、回丝等，由一个职校毕业的女学生负责保管。该女青年有眼疾，属照顾对象，“文革”造反猖獗时，被人强奸，女青年不堪忍受，在小阁楼上吊自尽，此后这空中楼阁被弃之不用。因长年废弃，时间一久，有人传说，阁楼半夜闹鬼，没人敢上。
在车间的工作是两班倒，即早上八点到下午四点，第二礼拜翻午班，下午三点半到半夜十一点。
轮到午班的一天，晚上十点，小沈跑来悄悄地对我说：“胎工组的几个青年想和你赌。”
“赌什么？”
“……赌你十一点，敢不敢上小阁楼坐两分钟！”
我抬头看了看东墙上方的阁楼，车间的照明挂在阁楼的下方，透过灯光，阁楼忽明忽暗，一扇朝西的小木窗半掩着，似晃不晃地。
我回头问小沈：“东面和南面有窗吗？”
“没有。”
“你上去过吗？”我笑着看小沈。
他笑着摇头，“没有。白天有人上去过，晚上八点以后没人敢上。”
车间有个不成文的规定，晚上十点过后，悬挂在车间的照明灯关闭，整个车间，仅有靠北、从东到西的一排各个工组的灯亮着。再看顶棚，漆黑一片。北墙往上的楼梯借着点底下的灯光，贴着东墙往上的楼梯仅有大概的模样。
小沈又说：“规定你必须带着手电筒，到了上面的阁楼，打开手电，两分钟算赢。”
“那赌什么？”我问。
小沈笑个不停：“你赢了，明天晚饭时，你在食堂坐着，他们买两块大排骨，一盘素菜，一碗三鲜汤，给你端过来。吃完饭，一个人打开烟，递上，一个人给你点上，其余归你！牡丹牌香烟。”
“挺有意思！”我笑着点头，问，“输了呢？”
“输了，买两包大前门……他们也要两包牡丹噢，我坚持大前门。”小沈笑着说。
“十一点准时楼梯口！”我说。
听说有人要上小阁楼坐两分钟，其他工组的三十多个人都聚在楼梯口等着。十一点，我准时走到楼梯口，也不搭话，拿着手电筒，顺着北墙楼梯三步两步地跨到楼梯拐角处。顺着东墙再往上，顿觉一股寒风自上而下地迎面拂过，一阵一阵地寒气逼人！
从拐角往上，大约三四十级台阶，我深吸一口气，壮着胆子又走了七八格梯子。此时，能听见小木板门扑扑地扇动着，发出“嗒嗒”的响声。我硬着头皮往上又走了七八格梯子，越往上，靠近阁楼，脚下的木板楼梯发出咯吱咯吱的声响，东响一下，西响一下。而且，阁楼里糊在板面上的纸，被西面一扇小窗刮进的风掀出微小而刺耳的“扑刺”声，我的双腿身不由己地颤抖起来。脚底微弱的灯光，被楼梯的扶手遮出漆黑的一道一道障碍，我顿时一身冷汗溢出，脑袋像是被冰水淋寒。
我蹲下身子，慢慢趴下，昏昏、懵懵地爬到门前，浑身麻木地抬手推木门。那木门里像是有人使劲地推着，我又惊出一身冷汗。
我用力推开门，嘴里自言自语：“有人啊！”便一屁股坐在阁楼的地板上，“哐”的一声响，木门由里往外地扇上。
我全身颤抖，上下牙发出打鼓的声音，身体僵硬，血，“嗡”的一声在头顶凝固。
到车间，头一回跟人打赌，我依稀记得还要坐两分钟，手电倒是死死地抓在手里。抖抖索索地使劲推了一下电筒开关。我想大声咳嗽壮胆，但喉咙发不出声音，只冒出“哎”的声音。
我摸出香烟，划了三四支火柴，才勉强点着烟头，吸了一口，没有烟味，像是一团钢丝球，被塞进喉管里。
手电筒倒在地板上，一道亮光的四周发出“嘶啦嘶啦”的响声，四周都在抖动不止。
我要昏过去了！
我用手电筒砸了几下烟头，双手抱着膝盖，用脚后跟踹了几下，转了转身体，双脚用力顶开门，望楼梯那挪着屁股。只听见身后木门“哐”的一声关上，像是砸在心里，砸爆了心脏。
我如身在九霄云外，高一脚低一脚地往下踩着。
“算赢吧？”我不知自己看着了谁，也不知自己在问谁。
以前的大单位，大都有个大澡堂子，能同时接纳上百人洗浴。冬天里锅炉房烧得通红，人坐在大池子里，泡不了一会儿，头顶冒汗，全身上下皮肤红紫。那晚，我昏昏欲睡，软绵绵地泡在池子里，不出汗。
第二天下午，有气无力地去医务室，找洪医生，一量体温，三十九度多。洪医生问长问短的，开了三天病假。这是我到车间工作第一次请病假。后来，拉着小沈，白天上到阁楼看一眼，轻轻一推，门甩来甩去，原来门边拴着根钢丝拉簧。
在车队时，记得是小年夜那天，又是中午的班。年夜了，听老人说，一般小年夜，又是下午的班，没有派工单，去报个到，在车队坐一会儿，派工人事就放人回家了，过年嘛。
我走过停车场地，被正拿派工单的人事叫住，“有十几车钢板拉去钢铁厂，现场需要一名挂钩的工人，正好，你去吧……”
说着把单子塞到我手里，我兴冲冲地被当头一棒。
“今晚就这张单子啊！那其他人呢？”
“哎，这个你别管了，不是你要问的！”他转过身跟别人打着招呼。真是阎王高高在上，小鬼底下欺人！
听人说过，想混一天病假，简单！先喝一口热水，含在嘴里，到医务室门口咽下，一量体温，保证有。
医务室在行政大楼底层，过道尽头。此时各部门冷冷清清，医务室仅有一位老医生坐在桌旁看书。
他从我嘴里拿出体温表，转身朝着窗户看一眼，“没事！”
“医生，有热度吗？我人不舒服。”
“有的。”
“几度啊？”
他看着书说：“四十几度。”
我窘迫地站在医务室的过道里，恼羞成怒，曲着大拇指，顶着墙面狠狠地划了一下，皮破了，流出血来。
我转身走进医务室，伸出手，示意他看，“请你包扎一下！”
老医生放下书本，站起来，给我抹了消毒水，擦了点紫药水，说：“没事。”坐回原处，看起书来。
我拿起自己的病历卡，放在桌上，慢慢推到他面前。老医生放下书本，拿起病假单，开了一天病假，轻轻地放在桌旁，头也没抬，又拾起书本。
我跑去车队，将病假条塞到正等着我的人事手里，看也不看他一眼，转身朝大门走去。
“……哎……有本事！”人事在背后叫道。
又一波运动，“反击右倾翻案风”掀起。每次运动来临，声势浩大，势不可挡，犹如一股巨大的龙卷风，人们上上下下地跟着旋转。
我是个不太关心政治的年轻人，虽然麻木，心里总是隐隐地有种不祥的感觉。
一九七五年十月后，一个星期一上午，全车间开动员大会，二三百人齐齐地坐着，李书记拿着话筒，情绪亢奋，大会要求每人写一张批判的大字报。一时间，凡是能张贴的地方，墙上、小组工间、过道、食堂、行政大楼，到处贴得满满当当，白纸黑字尽收眼底，整个公司像是个摇摇欲坠的纸糊建筑。各组组长统计写大字报的名单、人数，并上报支部，缺一不可。
我师傅悄悄对我说：“写一张，随便写几个字，我看你字写得不错！”
“我不写。”我说，“师傅你看，我连贴的地方都没有，谁知道少我一张。”
“不行的，别找麻烦！听我一句！”师傅的语气很重。
又过一天，小沈一早对我说，“我也写了，你也写一张吧，我帮你贴出去。”
我问小沈，“我知道什么，我写什么？”又问，“不写和乱写有区别吗？”
小沈说服不了我。
随大溜写几个字并不困难，困难的是你必须随着风暴舞动和跳跃，尴尬和可笑。我对于那些新鲜的词藻和造句既熟悉又陌生。
我在看《牛虻》小说时，被他自由地飞来飞去的性格深深感染。我是个有生命的个体，最起码，我没犯错。可以不写！也应该有不乱写的权利吧。
小沈着急地说：“星期六中午车间开批判大会，总结经验。我怕老李在会上拿你开刀，你怎么办。”
“为什么拿我开刀？”
“外面都传开了，说小修组少一张大字报，好像是你。这样，万一会上提到你的名字，你就站起来说早写好了，被别人覆盖了，对吧。”还不放心，“我证明有这事，不就完了！”
我开始紧张不安，对小沈的建议不置可否。
周六上午九点左右，我硬着头皮，推开支部办公室的门。
“噢……”李书记看着我。一个“噢”字拖得长长的，怪怪的。
那两位副书记似心照不宣地走了出去。
“外面都在传，说中午开会拿我开刀！”
李书记抿着嘴想了想：“写不写大字报是你的态度问题，谁也没逼你，对吧？拿谁开刀是我的权力，你无权过问！”
车间里，他的权力最大，不可一世！正如小沈所言，他是个不懂专业，不懂管理的爬虫。除此之外，在我眼里，他却是个善于经营管理阶级斗争新动向的人物。
“我能坐下谈吗？”
“不能！还有问题吗？”
我沉默不语。
“没有其他事情，请你出去！”并自言自语，“我的办公室也不是随便进的！”
我按捺不住自己的情绪。“那……请问书记，拿公家的材料造自己家的房子，我有权说吗？”
我和他怒目相视。
“什么公家和私家的乱七八糟的，从何说起？”他问。
“你在车队工作时，自己家翻建房子，让驾驶员给你送黄沙、石子、水泥！”我斩钉截铁地说。
我点支烟，手微微颤抖，尽力控制着自己。
在车队时，在他手底下工作。三个月、三个月的一批一批地调配，把我和小俞死死地按在队里，不闻不问，显示着他的权力和威风。
“听谁说的？”他问。
我不想回答，仅吸了两口烟，狠狠地扔在地上，用脚狠狠地踩。
“你别走！”他命令我。
我转过身来，点上一支烟，并递给他烟，他笑了笑，接了。
他点上烟，吸了一口，看着我：“来吵架啊？……啊？”
“不是，我只是努力工作，不想为这点破事被人开膛破肚。”
“谁说拿你开刀啦？还开膛破肚呢……你怎么这么疑神疑鬼的……疑神疑鬼……什么呀！大上午的，早上吃焦炭啦，火气这么大……”
我知道转机来了。
“金山的旧账没跟你算呢……知道吧……找时间下棋！”
有人找李书记，我站起身来。
这件事情，就这么过去了。靠自己的一点智慧，急中生智。
两个礼拜后，人事处长找我去他办公室，“同意你的申请，调你到总成组工作。我和总成组的两位师傅沟通过了，向书记也汇报过了。”
处长平时话不多，从事人事工作多年，很老到、和善。他说：“总成组的两位组长，和你‘麻’师傅一个级别，到了组里和他们关系处得好一点。”
处长本地人，讲上海地方方言，很随和，说话亲切。
我去总成组报到，两位组长表情似乎不太热情，有种来了不嫌你多、不来不嫌你少的感觉，出乎我的意料。
我被组长轻描淡写地分配了，跟一个比我年龄还小的一个青年师傅学习修理“小三件”，即汽车发动机的配件：分电盘、汽油泵、汽化器。
总成组的工作精细，主要修理被拆换下来的汽车总成部件：如变速箱、叉速、前后桥、离合器、刹车总泵、横直拉杆、气泵及小三件。那时主要是国产汽车，以修理和配件为主。小修组拆下的总成部件，交由总成组。由总成组各个工位对各部件进行拆，即分解、检查、更换零部件，再组装、测试。
真如“麻”师傅所说，到了总成组，就知道汽车机械的构造及工作原理。干过总成组，才配叫汽车修理工。
总成组七八个工种，令人目不暇接。每个工种的技术含量都很高级。
车间的很多年轻人，对于在总成组工作羡慕不已。我暗下决心，从头开始。小俞曾说：“首先你自己表现出色，别人才帮得上你。”在总成组和两位组长渐渐地能搭上话，得知他俩从小都在洋行学铜匠，和“麻”师傅一样，从小吃了无尽的苦头。
调到总成组三四个月，有天半夜下班，坐公交车到站，离家还有两站多地，公交车在路口右拐，我一直朝前，走过一座桥，不远就到家。
每天走过这座桥，母亲拉着板车上桥的情景就会浮现，始终不能忘怀。
那晚刚下车，见一堆人围着一辆摩托车，你一言他一语地帮着出主意。一位年轻人手足无措地站在摩托车旁，摩托车简易的分电盘被拆散一地。他身边一位女青年，一脸着急无奈的表情，天空淅淅沥沥地开始飘着小雨。
我看了一会儿，能看得出这位青年不懂，却听三三两两出主意的把分电盘给拆散架了，急得满头大汗。
我评估了一下，确定周围都是热心想帮忙而帮不上的。我挤到跟前问，“车出毛病了？”
那位青年看着我说：“接女朋友，送她回家，没走几步，熄火了，新车。”
我胸有成竹，“你这样不行，先按原样装起来，发动一下，我听听。”
青年按我的吩咐，把拆散架的分电盘慢慢装在车上，恢复了原样，抬头看着我。
“你发动。”我说。
他用脚使劲地踩了几下，扑突扑突地，打不着火。
“好了。”我摆手，示意他别发动了。我的判断是分电盘白金触点间隙松动或过大。
我熟练地将白金触电用起子调整了一下，“有纸吗？”他迅速从口袋里掏出一包餐巾纸，抽了一张递给我。
我是第一次见这样精美包装讲究的纸。我用纸细心地插进白金的间隙，来回擦了几下。“好了，发动吧。”我自信地告诉他。
他将信将疑地看我一眼，用手扶着把手，脚猛一踩，扭动着把手的油门，“突——”发动了。
我转身离去。那青年追上来，“师傅，用纸擦擦手。”他递给我纸。“真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
“举手之劳，不用客气。”
“要不，这样，你家远吗？我先送你一段？”他追着我。
“我几分钟到家，你送朋友去吧。”我回头打了个招呼。
“你家住哪里，告诉我……好吧。”他跟在我身后。
“耐火材料厂对面。”我边走边说。
“噢，我知道了，谢谢你。”背后传来他的声音。雨下大了。
礼拜天的下午，他特意找到我家，手里还提了一袋香蕉，特别讲究。我们坐在小椅子上聊天。
他告诉我，那天晚上特别感激，家住得远，在南码头那边，深更半夜的……而且在女朋友面前特别丢人。他笑着告诉我，“女朋友就在马路对面的耐火材料厂工作，这个胡同我知道的。”
我建议他把车推到我家里来，“我给你讲讲几个容易发生的故障和处理方法。”
那是辆济南生产的轻骑，国内自主生产，供应量少，托人从青岛带过来的，六百四十元，他告诉我。
他是个彬彬有礼的年轻人，小我两岁，和他聊天时，眼睛盯着你，样子诚恳，语言平和，很有教养。他用手指了下堆在篱笆墙边的木板，轻声问：“是你准备的吗？”
“是的，我家对面的老邻居，在单位开后门买的。都说能做一整套家具。”
“是的是的，一套有多！而且是司曲柳木材，做家具非常好。”他肯定地说。“有朋友帮你做吗？”
“没有。”我摇头。
“如果你有朋友帮你做，我可以帮你油漆。”他不假思索地。
“啊，你这么年轻，居然会做油漆，腊克？”我惊奇，这可是可遇不可求的高级师傅。当时，如果托人请一个会做腊克家具的师傅，一套家具，工资起码八十元。
他告诉我，自己十六岁就顶替父亲进了木器厂，学的就是油漆工艺。“我们厂专做出口家具，也干了五六年了，技术没有问题。给朋友做，比商店里摆着的更好，因为腊克上足！而且，这种好木材，做腊克更有信心。我们说好了，答应我。”他说，“你别担心，我不收一分钱！”他举止得体，很讲义气，他叫陆勇。
三个多月的总成组工作，每天对着工作台上的小三件，我已能驾轻就熟地独立操作。
好几天听不见组长的哈哈笑声，他一反常态，心事重重。原来是每天捧个大茶缸，东张一眼，西看一下，说句玩笑话，这几天沉闷得让组里的人都发慌。总见他和副组长坐在更衣室的长椅子上低头私语。
我实在憋不住，跑进更衣室，坐在他俩边上问，“组长，是不是有什么烦心的事情？”
“噢，看出来啦……没事。”组长明显地不愿和我聊，只是笑了笑。
第二天，他坐在椅子上，突然向我招手，“来，坐会儿，抽支烟。”我用棉丝擦着双手，坐在他身边。我主动问，“师傅这几天心事重重，有需要我帮忙的地方吗？”
“帮不了……嗨！”他看了看我，摇头不止，唉声叹气。
人是有一种天生的表情，当有心事或不顺的时候，脸上的表情会不自觉地发生变化，它会告诉周围的所有人，“此人”有事。这也是人的天性和与生俱来的本能，生活中就怕“有事”看不出来的人；就怕道貌岸然，满腹经纶，一肚子坏水的人。
组长也是情急无助，憋得心慌找人发泄，他主动告诉我，家里住的是私房，也蛮够用，只是两个儿子大了，都在谈恋爱，都定在明年五一结婚。
“这不是好事吗？”
“是啊，原来的二层小楼，后来花钱请人加盖两层，辛辛苦苦，省吃俭用，还欠一屁股的债……这倒不怕，像我们工资高，节约着花，能省下钱来。”
“是，是。”我点头，“那还有什么不顺心的事情，让你烦成这样？”
“都装修好了，两个儿子都挺满意，一个住三楼，一个住四楼，我和老太婆住二楼……哎，说是楼，每层才十五个平方米，说是炮楼比较合适。”说着，自己苦笑起来，“不知附近哪家给举报了，上个月房管所来人上门量了，责令这个月，下周一前拆除一层，否则后果自负！是超高了。”他自己承认。
“要是自己不拆呢？”我问，“会怎样的结局？”
“那动静大了，人家派人来拆。之前有过例子，到时还要算人工费……主要是脸没地方放啊，丢不起人啊。”又说，“老老实实、堂堂正正地做人一辈子……十五平方米盖个四楼……本本分分……这回栽了。”
“不会不会。”我不知用怎样的语言才能安慰这位老人。这哪是我能帮忙的事情，难怪他无奈至极。他自嘲，这几天，自己像无头苍蝇，又像热锅上的蚂蚁。
“组长家住哪个区？”
“闸北。”
下班我直接跑到好朋友“兔子”家。
“兔子”妈虽显苍老，人却精神，家里前前后后三间平房，里里外外收拾得干干净净，一尘不染。每次去他家，总见“兔子”妈不是跪着擦里间的水泥地，就是手里拿块抹布，东一下、西一下地抹过来，抹过去。而且，自言自语，嘴里不停地跟自己说话。
“兔子”也拦不住他妈，再后来，倒是随她去吧，反正退休了，就当锻炼身体了。
“兔子”有个哥在安徽插队落户。“兔子”小一届，分在房地产做泥瓦匠。我车队的一个同事，介绍我认识的“兔子”，也是缘分，我同事去当兵，我倒和“兔子”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那时生活单调枯燥，要么自己在家看书、写字，要么找朋友聊天。
“兔子”母亲常留我在他们家吃饭。饭桌上不停地向我唠叨，说“兔子”一定要好好工作，不要谈恋爱，坚决不能和插队的女同学谈恋爱。
上海这个城市，人口属性分布很广，每个胡同、里弄，各地区的人见怪不怪，人们相处包容，互相习惯。
“兔子”妈是江西南昌人，上海话和江西话掺和在一起，没有主次，别有风味。
“‘兔子’你听好，你的好朋友在，不要嫌我年纪大了啰嗦，跟啥人谈恋爱，也不能跟姓周的谈！这个小妖精，得空跑回上海寻我家‘兔子’，我和你讲，再被我发现，我啃她骨头！咬她肉。”
“你把她咬死好啦，咬死我去抵命。”“兔子”说。
“兔子”有个女同学，人长得漂亮，在农村插队，每次回上海，先找“兔子”。女同学前脚走，“兔子”妈就跟“兔子”吵架。
“抵命的意思懂？就是你把人家咬死了，我只好去抵命，死。”
“兔子”妈不言语了，善罢甘休。“兔子”尴尬地笑个不停。
“兔子”长得比我黑，我是晒得黑，“兔子”是自然黑。我俩一样，同属兔。
我问“兔子”，“闸北房地产认识人吧？”
“你是说群众，老百姓，还是领导干部？群众嘛，我认识很多；干部嘛，找我师傅。”
“兔子”师傅是闸北房管所的团支部书记，为人正直，工作精力充沛，交际极广。
他极其看好“兔子”，说“兔子”是这么多年来在泥瓦匠这个苦行当里，最不偷懒、最勤勤恳恳、最吃苦耐劳的青年人。“兔子”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自己的上进精神，深深地打动了师傅。他极力推荐了“兔子”入了团，很快，力排非议，做了“兔子”的入党介绍人，但是政审过不了关，还迟迟未批准。
“兔子”告诉我，他师傅也是在为他入党的问题上受了无数次的夹裆气。
“兔子”没有父亲，我不敢去细想“兔子”的家庭，但他的精神，对待劳苦工作的态度，我自叹不如。但是，我也深有体会，碰到好师傅，是这辈子的福气，上辈子的造化。
“我有这样一件事……”我把组长房子的情况学给“兔子”听。“组长没两年退休了，天天在一起工作，那样子看了心里难受。”
“兔子”笑着，“谁让他乱搭乱建的，自作自受呗。”“兔子”很内行地告诉我，“一般私房，两楼翻三楼，报批一下，没有问题，盖起来，多个十厘米、二十厘米也不是问题，一般不追究，超高一米就麻烦了，房产局有权叫你拆除！没人举报，也就睁只眼闭只眼。”
“他加盖四层，也是两个儿子同时结婚，无奈之举，也是没办法的办法。问问你师傅，能不能帮帮。”
“兔子”说：“行，我也没求师傅办过事。这样吧，你把地址要来，我先去看看情况，再说。”
我和“兔子”的性格有相同之处，但我始终敬佩“兔子”，敬佩他吃苦耐劳的精神，敬佩他向上的进取心。在我眼里，他是个经得起考验的人，是个值得信赖的人。
有一回，我俩走在路上，他突然拉我一把，用手指着地上，“钱！”我毫不犹豫地说，“走，不要看。”“兔子”笑着跟在后边说：“噢，看一眼也不可以啊？”我和“兔子”一路想想好笑，不停地笑。
我向组长要他家的地址时，他心不在焉地苦笑了一下。我发现他额头多出许多皱纹，原来的精气神无影无踪。
好不容易熬到星期天，下午，“兔子”兴冲冲地跑来找我，“中午，拖着我师傅去看了，我知道我师傅有办法，他说招呼他去打，让你师傅写份说明，儿子结婚，急需用房，等结完婚，解决了住处，以后再拆四层。怎么样！”
“兔子”扬扬得意，像解决了自己的住房一样，兴奋不已。
周一，我早早来到工组，见组长已坐在长椅上，捧着茶缸，闭目锁眉。
“来早了，组长。”
“哎……早。”他睁开眼。
“你房子的事情解决了，你不用发愁。”我平静地说。
“什么？”他突然直着身体，侧过脸，“解决了？怎么解决了？”
“昨天上午，我朋友带着房管所的领导去看了一眼……”又将“兔子”师傅的话学了一遍，并让他先写个申请。我说：“没事了，以后也不会让你拆的，放心吧！”
“啊呀！”他一拍大腿，“你……我……怎么谢你啊，啊，你也不告诉我一声，我好招呼一下。”他的感激之情溢于言表，激动得语无伦次，不知所措地站在我面前。组里陆续上班的工友们也欢呼雀跃。组长解放了。
以前，邻里之间、工友之间、师徒之间、朋友之间、甚至是上下级之间，相互帮助、互为关照、伸出友情之手，人之常情，屡见不鲜。有些事情只要不伤大雅，无可厚非。不像现在，更多的是一种交易，潜意识的互换，让人伤感。
“啊呀，怎么谢你啊。”组长当着所有在场的组员说。
“不用谢，碰巧了。师傅，赶紧写份申请吧。”
组长抬头拍胸，长舒一口气，说：“好事做到底，就请你代笔写一写，我自己识几个字，数得出来的。”说完，双手抱拳，冲着我直上直下地做拜状。
从那天开始，组长待我如座上宾，有时，有好茶，甚至泡上一杯递到我手上。我知道自己半斤八两，并没因他态度的变化而沾沾自喜。我多次再三地谢绝了组长的好意。后来，他包了五条牡丹牌香烟，让我一定给朋友意思意思。“兔子”说他师傅最烦这种事情，只得作罢。五条烟，我和“兔子”分了，不好意思。
组长对我感恩不尽，他感谢我最好的方式是给我调换工种，他做得尽善尽美。他调我上变速箱工位，而且亲自上手带我。
求知、顺利、新鲜、成就，叠在一起，犹如天空中翱翔的大鸟，顿觉自己高大了许多。
跟着组长学习叉速分解、刹车总泵分解、离合器分解……修理技术，突飞猛进。组长说：“你做过小修，基础扎实，要不了一年，保证总成组的大小工种，你都站得住脚，等你全部掌握了，我派你机动，不定工位。”他像念保证书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