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校离市政府不远。吴天就住在戏校的宿舍楼里。
这些年，由于业务上的关系，我和吴天打的交道不少。要不是看了石丽花的日记，吴天在我的印象中，是一个蛮热情、蛮爽快的人。不过，那都是办公事。
我先到二楼校长室，门锁着。不在，我正想找个人打听，那位到县上招生的女教师哼哼着上了楼。一看见我，就尖起嗓子“哟”了一声：“局长大人，啥风把你吹来了？”
“是你的香风。”搞文化的人，不管老少，总喜欢这样没个正经地开玩笑。
“哟——我的魅力还不小哩！”接着便是一串银铃般的笑声。“是找头儿吧？”
“也找你这个尾儿。”我继续开着玩笑。
“尾儿有啥用？”
“怎么没用？尾儿是管方向的。”
“屁！还不是跟着头儿摆。不过，既来了，就请到咱尾儿办公室谝谝吧。”
我想，也好。摸摸底，也好心中有数。
进了办公室，我问：“考生最后定了没有？”
“你问我，我问谁？”
“你不是考官大人吗？”
“考管考，中不中可得御笔钦定呀！”
“那还考个啥？”
“好我的局长。怪不得要切你们，跟不上潮流了。”说完，她狡黠地向我挤了挤眼，问：“怎么，是不是走后门来了？”
“前门后门都行，只要能进去。”
“你给谁走？”
“上次你给我提到过那棵好苗苗。”
“你是说范玲玲？这姑娘确实是我多年招生见到的一颗最好的苗苗。她真像我的师姐石丽花。”
我心里一惊。想不到，和我调侃的，就是二十多年前那个笑了一夜也哭了一夜的她！我真想告诉她：范玲玲就是石丽花的唯一的苗，然而，我什么也没说，出来去宿舍找吴天去了。
我摁响了安在门框上的电钮，随着铃声，门开了。出来的是吴天的夫人——饮誉三晋的名花旦。去年，一场《凤台关》，摘取了梅花奖。她虽已经四十开外，依然风姿绰约。她不认识我，问：“找谁？”
“吴校长在吗？”
她冲屋里吆喝了一声：“老吴，有人找。”便转身回了卧室。
“谁？进来吧。”人没露面，声音是从靠角的那间居室传来的。我循着声音进去，屋里正在摆长城。他见是我，就要推牌。我赶忙拦住：“你们继续玩。”
“张老师你来，我是凑数的。”听见有人叫我张老师，我才发现和吴天打对的是凤凰岭的村长刘明。
他怎么会到这里来。我摆摆手。“这个我不精通，还是你来，我观战。”
随着哗啦哗啦的洗牌声，那一张一张的大团结、老头票都向吴天涌来，而刘明的那个装有密码的保险皮包，就是一眼不尽的泉。
四圈完了，刘明先站起来。“算了吧，改天再会。弟兄们不说输赢，玩个高兴。”然后，他冲我笑了笑：“你们坐，我还有点事，先走了。”
“老张，你坐。”吴天把我摁到椅子上，送他们出门。
出了门，我听见刘明说：“这事全拜托给你了。”
“那自然。谁和谁呢！”这是吴天的声音。
吴天把刘明他们送走，把我让到客厅。没有寒暄，开口问：“张局长屈驾敝舍，有何贵干？”
我说：“小事一桩，想问一下贵校的招生。”
“谁？是令郎，还是千金？”
“不，我一个朋友的孩子。”
“叫什么名字？”
“范玲玲。”
“噢，范玲玲。考的不怎么样，听监考来的老师说，天赋也差点。唉，干俺们这一行，没有个好脸蛋，好嗓子是不行的。”
我顿时凉了半截。“怎么，范玲玲没被录取？”
“这事儿，怎么不早打招呼。昨天下午校务会才最后定了。要早说，这点面子怎么也得给你局长留啊！再说，是朋友的，要是你的，我就破着校长不当，挨批评受处分也得给你办！”
“这么说，一点余地也没有了？”
“真的没有了。我还能骗你老兄。”
“现在时兴花钱买，能不能帮咱也买上一个。”我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
“哈哈，老兄要送吴某上法院了。”他抬手看了看表，看来要逐客，我不等他撵，起身告辞。他没有挽留，却充满歉意地说：“大老远让你白跑了一趟，实在对不起了。说啥今年也误了，还有明年。”
从戏校出来，我才发现朗朗晴天早被乌云遮得严严实实。看来，关老爷是要磨刀了。
雨，淅淅沥沥地下起来，我打着伞在雨中急行。
戏校无望，师范呢？
我上衣口袋还装着报考师范的介绍，内裤还装着范老大的八十张老头票，此时，我才后悔，为什么没有让白得志写个条条呢？
从我当了“右派”后，就再无非分之想。无欲也就无求了。工作、待遇、住房、子女一切听命。我除了在三年前，因为老伴重病住院，强忍着心中巨大的伤痛去求过那位早已调到市中心医院任书记的部长大人外，再没求过什么人。一切听命。
而今，为了范老大，为了我的侄女范玲玲，我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去求人！
到了师范，当我看到校门口排了一长串豪华小轿车，那些西装革履的大款权贵说说笑笑地出来进去时，我的双腿像绑上了沙袋，变得异常沉重起来。一种不祥的预感袭过我的脑际。
在一个挂着教导副主任牌子的办公室，我找到了周主任。她刚刚送走了两位显然也是为孩子而来的女人。我怯怯地把介绍信送上，又怯怯地说：“李主任让我找你。”
她甚至连介绍信都没细看一眼，便扔到了桌上。
“怎么，又开来了。你们县里的指标已经报满。”
“怎么，满了？”我又一次被人愚弄了，心里涌起一阵难以抑制的愤懑，而我还是压住了。“周主任，请还是通融一下吧。”
周主任又拿起介绍看了看。“老同志，不是我不通融，也不是十五个指标就报十五个，还有几个机动虚数，可这个权，不在我手里。我只是个办事的。再报得找校长。”
“那校长在吗？”
“他刚回老家办事去了。恐怕一时回不来。”
“这么说——”
周主任双手一摊，一副无奈的样子。“实在碰得不巧！”
不巧的事都让我碰上了。而我碰上的事又都是这么巧：到了戏校，考生刚定；来到师范，校长刚走！
雨还在下个不停。我撑着伞在雨水里艰难地走着。脚下，由于早已灌满泥水的鞋子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耳边，是从天上发出的“嚓”“嚓”的磨刀声。
十一
一年一度先于其他学校的师范、戏校的招生工作结束了。
凤凰岭录取了两个：一个是村长刘明的二少，一个是开煤窑的窑主的千金。
至于窑主的千金，听人说只考了二百来分，可因为他父亲对学校的特殊贡献，除了六千元的委培费，又捐赠了学校（是学校，还是个人，或者都有，谁也说不清）三万块而被特殊录取进师范，培养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去了。
而刘明，我却怎么也想不到一个大字不识的山村村长，在文艺界竟比我这个在文化圈里混了一辈子的人能量大得多！他的二少，我没见过，可听人说，由于先天性缺钙，有点佝偻，也许这正是他被录取的理由。天生的一个打板的材料！
我又踏上了去凤凰岭的路。路上，我在想：该怎样向范老大说呢？
《崛<山围>山》1994.2
◎苦瓜
第一节
在省城郊区最东边有个山村，叫“三望村”。
村名由其地理位置而得。它东临寿阳，南挨榆次，北傍阳曲。站在村口那个庙圪嘟上，来个一百八十度鸟瞰，三县邻村尽收眼底。
过去，三望是这些邻村进省城的必经之路，因此，村里有铺面，有店房，很是热闹。现在，铁路纵横，公路如织，人们再不骑着毛驴或坐上轿车打这儿走了。于是，三望变得僻静而凄凉。只有路旁那几家依然保留着铺面模式的砖木瓦房，还在向人讲述着当年的繁华。
在村东头，有一幢大院，是当年三合窑窑主郭秀开的车马大店。
上院正方，是经过工匠精心锤炼而筑成的展阔平台，平台上，一溜八眼砖砌窑洞。这是郭秀和他的三房姨太的居室。东西两面，各六间砖木结构的平房，是郭秀闺少们的书房和卧室。南面背阳一排也是平房，左右各三间，是账房和下人栖身的地方。正中，有一便门，通往下院，那便是店房和马厩了。
郭秀的车马大店，比起祁县的乔家大院，简直寒酸得可怜，可在三望，在方圆三五十里，提起郭家大院，提起大院的主人郭秀，至今，那些上了年纪的人，还指着这些年富了起来的人说：“你们算个啥有。看人家郭秀那时。”
郭秀确是东山首户。他开着煤窑，开着车马大店，还在省城投资和人合伙开着什么加工厂。
郭秀不是三望人。是从附近水沟迁来的。
老人们说，郭秀父亲得子迟，在他未降临这个世界时，村里去了个打卦算命的瞎子，其父盼子心切，请瞎子算了一卦。瞎子摇唇鼓舌，连连道喜。说：“尊下福星高照，必得贵子，定成大器！”其父大喜。立刻赏以厚礼，摆酒款待。席间，其父乘兴请瞎子为将要临世的贵子取一名讳，以兆吉祥。瞎子略一思忖，便脱口而说：“您老姓郭（谷），祖居水沟，贵子就取名秀吧。”谷遇水，焉有不秀之理。郭秀后来确实发了，发得遐迩闻名。
也算他小子走运，没赶上土改，便呜呼而去了。那几房遗孀也随着卷了大包小包的金银细软，带着自己的儿女，先后各奔东西，另寻欢乐去了。
于是，这郭家大院的大门墙垛上，便挂了一块白底红字的油漆大木牌——三望村完全小学校
这是东山一带唯一的完全小学。邻村上下的高小生都在这儿走读。
全校八个班级，由十来个老师教着。除了老校长携家住在学校外，几乎都是省城师范毕业后，从市里分派上山的年轻人。他们都住在原先郭秀的居室里，像师范住校时一样，打着通铺，过着集体生活。唯独有一个例外，他是半路上出家，改行来此教书的。他住在原来郭秀下人栖身的而今未改建成教室的一间靠近厕所的小南房里。
这个人，叫章怀柔。
那是1961年盛夏。
章怀柔刚从工地搜集情况回到工区，准备完成领导交给的“比、学、赶、帮、超”工地大竞赛总结，刚摊开稿纸，就被工区党总支吴书记叫去了。
“怀柔同志，党总支研究决定：从下星期起，你下放第一施工队当工人。”吴书记是一位跨过两条江的复转军人。他习惯用这种口吻和他的下级说话。
“为什么？”章怀柔心里清楚，可还是问了一句。
“基建下马，干部下放。这是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党的需要。”
“如果我不同意呢？”章怀柔不柔了，话里响着金属的声音。
“如果你有本事，可以调走。但走不了，要考虑你的政治后果。”
章怀柔又一次听到从吴书记口里吐出了“政治后果”四个字，不禁打了个寒噤。
第一次吴书记给章怀柔说这四个字的时候，是1958年。章怀柔做为一个“右派分子”，被原单位西峰矿务局送到这个建筑工区监督劳动。
一天上午，他刚出工，就有人通知他，“吴书记有请”。
请，对于一个“右派”，就仿佛一把锋利的钢刀搁在脖子上，令人心悸。他一路上反复思考着到工地这三个月的表现，虽谈不上突出，可也尽力了。是不是又不小心说了点什么惹祸了，也没有。因为，自从他在那场急风暴雨的反“右”斗争败下阵来以后，便封起了那张贱嘴，只有在吃饭时才充分发挥着他的功能。也许是思想，可思想他们又怎能见得着呢？再说，章怀柔除了在工区开会听报告见过台上的吴书记外，他和吴书记并无接触，他怎么能知道章怀柔想些什么呢？难道，吴书记有特异功能。
章怀柔是揣了一只兔子走进吴书记的办公室的。
吴书记的办公室简陋得像战场上的一间临时指挥室。一张桌、一支床、一顶柜，唯一在当时可称得起豪华的物件，便是桌上那台上海产的红灯牌七灯收音机。
“你是谁？啥事？”吴书记不认得章怀柔怯怯地说。
“啊，你就是章怀柔。”吴书记的眼亮了一下，把章怀柔上下打量一番。然后，从文件夹中取出昨天才接到公司文艺会演的通知，从座位上站起，像发布战斗令似的说：“公司要搞文艺会演，党总支决定：临时抽你回来，放文艺卫星。”
章怀柔呆了，为什么飞石专打这惊弓鸟。
为了一篇所谓“干预生活”的小说和一篇不痛不痒的讽刺小品，他做了一百次检查，他挨了一百次批斗。至今，他那颗孱弱的心还在发抖。自打他戴上了那顶令自己生畏，令别人生厌的“右派帽子”后，便决心把那支招祸的笔封存箱底，不再在文艺的钢丝绳上铤而走险。而现在，吴书记又要逼他上去踩了。他想拒绝，他想好一百条理由拒绝，然而，他是受“监督劳动”的右派，给他下令的是堂堂总支书记。他不敢拒绝，只能说：“吴书记，我只写过小说，写戏——”
“小说和戏不都是你们胡编出来的？我已经为你想好了。”说着，他从抽屉里拿出一摞黑白照片。“这是咱们大炼钢铁的照片。”他又从文件框里拿出一份材料：“这是工区给公司最近的汇报，你可一并拿去参考。题目吗——反正就写大炼钢铁！”
子弹已经发了下来，章怀柔只能持枪上阵。他问：“吴书记，什么时候交稿？”
“这是政治任务，分秒必争。立刻动手，明早交卷。你要注意，这颗文艺卫星放不出去，考虑你的政治后果！”
章怀柔苦战一宵，终于拉出了一个独幕话剧《炉火通红》。吴书记那张难得放晴的脸，绽开了花，高兴得眉棱骨下深深地现出了两条平行的细线。
“‘炉火通红’。好，好，好！”
章怀柔的剧，没负重望。
当那滚滚的铁水，从土高炉上流出，像一条金红色的彩龙，在舞台上翻滚舞动，那一个个手持钢钎炼铁的建筑工人高声齐呼“我们战斗，为了钢！钢！钢！我们战斗，为了一〇七〇！”的时候，全场沸然了。
一颗文艺卫星就是这样在光芒四射的铁水掩映中冉冉地升了起来。
吴书记第一次把那宽厚而充满硬茧的手，伸给了一个右派分子——章怀柔。
“行！总支决定：打明天起，回工区机关工作。”
就这样，章怀柔只改造了三个月零二天就坐了办公室。任务是：每季度和年终向公司报送一份评比总结。要求是：必须保住在公司所属五个工区流动的优胜红旗。
章怀柔是写过小说的人，自然会笔下生花。他出色地完成了领导交给他的这项光荣而艰巨的任务。
1960年，在举国欢庆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建国十一周年的时候，章怀柔被第一批张榜公布：摘掉了右派帽子。
吴书记代表党组织勉励章怀柔说：“摘掉帽子，只能说明你又回到了人民队伍，绝不能说明你已经脱胎换骨。思想改造是长期的，甚至是痛苦的，你只不过万里长征迈出了第一步。”
根据本人情况和革命需要由市人事局另行分配。章怀柔被分派到河西区文史研究馆。
当章怀柔拿着市人事局的组织介绍信，准备和吴书记辞行时，吴书记说话了：“章怀柔同志，”这是他第一次对章怀柔运用这个神圣的称号，“总支昨天决定了，想让你留下。革命工作，干啥也一样。两年多了，咱们这一行，你也熟了，咱工区的人，你也惯了。走一处不如守一处。”
“可我已经拿了调令。”
“这不要紧。我们会给你说。这儿需要你，你就留下来吧。我是不会亏待你的。”
章怀柔被感动了。他留了下来，当了工会干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