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实的，在我十八九岁时，确也因为发表了几首歪诗和数篇拙劣的小说而风光了一阵。自然，在本市文艺界和教育界也结识了不少朋友。现在，他们当中有的已成大作家，名噪全国；有的已为首长，重权在握。而我自从被打成右派后，便不再和人家往来了。尽管，我的问题得以解决，出任县文化局副局长后，也曾收到过一些老友旧识的信件和偶然见到过他们，可冷却了的心境已不愿再去重温那逝去的梦，再续那旧时的情。
现在，我受人之托，不得不撕下老脸出马了。
下午，我佯装没事到教委和申主任闲聊今年招生的事。从他嘴里，我得知师范给了县里十五个委培指标。指标都控在主管文教的副县长白得志手里。
白得志是我的顶头上司。实在说，要不是那年他调来当副县长，我也不会从凤凰岭调到县上当副局长。说起来，话还得回到1957年。那时，我在化验室，白得志刚从煤校毕业，分派到矿党委宣传部。因为我在市文艺界也算个小有名气的人，所以，一到晚上，我的宿舍里总是围了不少爱好文学的年轻人。白得志是因为擅长写作而留在宣传部的。自然，也就成了我宿舍的常客。白得志比我小两岁，因此，说笑时，他总是哥长哥短，而写下稿子后，便改称为“老师”了。为了让他也尝尝把手稿变成铅字的滋味，我曾花了一个晚上的时间，为他修改了一首小诗，居然见了报。他高兴地把我请到饭店喝了一顿。还说：“这是谢师酒。”
然而，他的师傅被揪到了光天化日之下。开始，对于那铺天盖地的大字报我不理解，更不能忍受，激愤之下，我用八张有光纸，刷了八个字贴了出去——泰然处之、漠然视之。
为了压下我嚣张的反动气焰，矿党委从各科室、各部门抽调了精兵强将和我展开了激烈的唇枪舌剑。我孤军无援，只得退下阵来。那时，我才不仅心领而且神会了“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真正的涵义。
我输了，不服，但认了。任你大会批，小会斗，我缄口不言。然而，不行。他们要撬开我的口，必须交出一个反动的文艺沙龙方肯收兵。这一来，平素围在我身旁的那些年轻人慌了。
这是做了什么孽。因为我，让小兄弟们受大牵连，于情于理，我都不忍。我悄悄地给他们传去字条，要他们向我开炮，越猛越好。
弟兄们里开的第一炮，便是白得志向我射来的！他说我一贯反对毛主席在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他说用丁玲的“一本书主义”腐蚀他的灵魂，在最后一次批判我的大会上，白得志揭发批判了我以后，竟痛心疾首地流着泪说：“感谢运动挽救了我，不然，我会被他引入万丈深渊！”
好一场急风暴雨总算过去了。白得志没有因为我跌入万丈深渊，倒因揭批我有功而被提拔重用。
第二年，市里从各大厂矿抽调了一批在运动中表现突出的年轻干部去加强和充实新生不久的人民公社，白得志就是其中的一员。
我再见到白得志的时候，已是1978年的秋天。
那天，刚调来县里任副县长的白得志，在教委主任、乡政府领导和联校校长的陪同下，到凤凰岭体察下情。我怎么也认不出这位被人们拥簇着的发福的连裤钩都系不住的副县长，就是当年请我喝“谢师酒”的白得志。
还是白得志先认出了我。“是你，想不到，你在这儿。”
“是我。是我在这儿。在这儿二十年了。”
“啊，二十年，弹指一挥间，还是老样子，没变，没变。”
“那就再改造二十年！”说得人们都笑了。白得志没笑。
大概，这就是现时人们常说的机遇。一放寒假，我便接到了那纸“调令”。
直到我讲述这些往事的时候，我还在想：这到底是白得志对我的了解重用，还是对我情感的一种补偿，或者兼而有之呢？
就因为有这层关系，我在县里这十多年，和人来往最多的还是白得志。他能喝，我好喝，每隔十来八天就要聚聚，边喝边聊，说乡镇干部的平庸霸道，骂那些握有实权的中层领导的腐败骄奢，当然，也免不了夹点桃色新闻以助酒兴，但绝对不提当年之事。
我“切”后第二天，白得志电话通知我，星期天到他家喝酒。
白得志有专车，因此，从市农委调来县里后，依然住着市委的宿舍。我去了后，才发现同时被邀的还有几位和我一样被“切”下来的干部。他们是：卫生局李局长、教委王副主任、广播电视局梁副局长。
都是老熟人，无须客套。人一到齐，便自力更生，端菜的端菜，拿酒的拿酒，白得志还系着围裙要露两手。我们说：“算了吧。今天，以酒为主。”硬把他拉到桌上，推到上座。
还是老规矩，先干三杯。然后，轮流坐庄，主家先开。
白得志先来，第一杯请起卫生局李局长。“李局长，对不起你了。多少年连个公费医疗都没能给你解决好，让人家拿着医疗报销单天天在你办公室骂娘。”
“以后，我想找人骂也没人骂了。来，为了我不再挨骂，干杯！”
白得志第二杯酒，请起教委王副主任。他依然先是一句“对不起”，然后充满感情地说，“咱们县是全省挂了号的富县，可还有不少山里娃（这是我省失学儿童的代称），唉，有啥法子呢？这个月的工资还是靠贷款发的。我这个管文教的副县长不称职！”
“哪里，哪里，这都是我们没有把工作做好，怪不得领导。”
白得志第三杯请起广播电视局梁副局长，这次，他没说“对不起”，而先和梁副局长碰杯，然后，举杯仰首，一饮而尽。
“梁局长，你们广播电视局，虽然也是政府的一个职能部门，可管辖是县委宣传部。因此，有些事，我也不便多过问，你能理解吧。”
“理解，理解。”
“好，理解万岁！”
最后一杯轮到了我。不知是酒的作用，还是白得志过于激动，我见他发红的双眼已经湿润了。他颤抖着和我碰了杯，只说一句：“一经，我对不起你。”就再不言语了。
在这样的氛围中饮酒，其情其景是可想而知的。就是这次酒，我才知道白得志原来也并不得志。三十年前，白得志已经是省城十个县区里最年轻的一位副书记了，而三十年后的今天，不仅没有再升一格半级，反而降为一个县政府的副县长，其中的苦衷，与我讲述的事无关，也就不再赘述了。
那天，我是受白得志挽留，最后一个离开那里的人。酒，从某种意义上讲，实在是个极好的东西。它冲垮了立在我和白得志心中的那堵无形的墙。是他告诉了我：当年不该去爱那个没良心的姑娘，因为他的部长也在爱着她；是他告诉我：他向我开炮，绝不仅仅是因为收到了我的纸条，而是奉命行事；也是他告诉我：我所以发配到远离闹市的凤凰岭，也是那位部长到市里活动的结果。当然，这个铁饭碗是我本家叔叔给下的。
在我离开时，白得志再三再四地握着我的手叮嘱：“咱们都老了，我也不过三二年的光景，有事，你只管说。”
现在，有事了。我要去找他。
四
白得志刚参加市里的精神文明建设会议回来。桌上，摊着从会上批回的文件。他一份一份翻着，准备向县常委会汇报，也考虑怎么向下传达、落实。见我进来，把材料往桌边一推，说：“你来得正好。市里刚开了个加强文明建设的会，重点是要整顿一下文化市场，我想把你们这些退下来的老同志组织一下，到下边看看。你是搞文化的，就给咱带个队。”
我赶忙回绝：“好我的大县长，快别出馊主意了。那么多年富力强的人坐在办公室里喝茶、下棋、打扑克，可折腾俺们这些老鬼，亏你想得出！”
“这也是为给大家一个发挥余热的机会么。”
“省着点儿吧，余下的这点热，还要留着自己用呢！”
我说的是实话，今天，我不就是找他来发挥余热的吗？
“好啦，好啦！不扯这。看来，你是有事找我，说吧。你是不轻易来我这里的。”
“猜对了。是有事，而且是非你莫办的事。”
“哈哈哈，那好啊，看来，我这个副县长还不是吃干饭的，还能为人办点事。说吧，什么事？”
“招生的事。”我单刀直入。“听说师范的委培指标在你手里。”
白得志没有想到我会找他办这个事，因为我的孩子已是工人阶级了。他僵持了半晌，问：“你给谁要？”
“给我要。我的侄女。”
“别编故事了。啥时候又冒出个侄女儿。该不是给哪个相好的要吧？”
“相好的也算，反正我是要个指标。”
白得志拉开抽屉，取出一个小本本，顺手投给我一盒红塔山。他一边翻本本，一边说：“指标是下来了，可那是下给教委的。”
“怎么，教委不是你管的？”
“别人不清楚，你还不知道。教委申主任和书记、县长是啥关系，我能管得了。”
“可你毕竟是主管他的副县长呀！”
“对，就是因为一个副，这不，总共十五个指标，已经出去十四个了。”
“那不都是你批的吗？”
“要我批倒好了。申主任拿着名单向我汇报，说这个是县长写的条条，那个是部长领上来的，还有这个厂长的，那个经理的。其实十个就有八个是他们自己的。我能说个啥。唉，怪不得人们说，宁当鸡头，也不做凤尾呢！”
我庆幸自己来得正是时候。
“那就把最后的一个人情送给老兄吧。”我向他投去了期待的目光。
白得志站起来，左手搭在背后，右手托着下颌，在办公室踱过来，又踱过去。这神态，简直就是一个临战前将要决策的指挥员。他终于下了决心。
“好，给你。”
白得志给教委分管招生的李副主任打了个电话，要我快去找她。
教委的李副主任，原来和我在一个公社教过书，那时，她许多次到公社、县里组织的示范教学的教案，都是我帮她设计的；许多次出席县、市的先进材料也都是我帮她整理的。因此，事情十分顺利。赶我到了教委，她已给写好了到师范报名的介绍。不过，在她递给我介绍时，说：“我这条条是写给师范管招生的周主任的。她和我是中学时的同学。试试吧。”
五
委培生，这也是我国改革开放以后的一件新生事物。名为委培，实为自费，而且是高自费。
前两年，一个委培生掏一两千，而如今，啥也涨，委培生自然也得涨。李副主任告诉我：委培生报名，先缴委培费六千元。当然，报名的手续费、帮学校推销的一些书籍费不包括在内。
六千元，现在对不少人来说，已不是什么天文数字，可也不是你我工薪阶层所能承受了的航海数字。我不知道范老大舍不舍得花这么大的血本去供一个迟早是别人家的媳妇念书。
事不宜迟，我决定立马上凤凰岭去和范老大商量。
在县里混了这十几年，别的不行，找个车还不算太困难。我向交通局要了个早该报销的吉普车，四十里的山路，一个多钟头，也就摇晃到了。
我把车打发走，就去找范老大。
一路上，尽熟人。那是我看着他们长大的后生们和他们看着我一年老似一年的老辈们；一路上，尽生人。那是我离开凤凰岭后出生的娃娃，小伙子和从外地招来的工人。
这些年，我一直分管着剧团，除了应付市里、县里的大大小小的会议外，几乎所有的时间都缠在了剧团那些乌七八糟的事情上。今天，为了一个女演员，小伙子们争风吃醋打了起来，我得去调解；明天，为了争一个AB角，闹起了情绪，我得去安慰；后天，又为演出补助分配不公，罢演了，我得去处理。这些，都还是小事，最令人发愁的是，县剧团实行自负盈亏、财政不予补贴。为了这百十张嘴，我还必须和他们一起上雁北、跑内蒙古，一个接一个地去赶台口。
因此，离开凤凰岭十四五年，只在范老大结婚回过一次，再没回过。难怪熟人的第一句话都是：“张老师，当了官就把咱们忘了。”
我的天老爷！我能忘？我敢忘？在这离开的十几年里，睡梦里都在想着西崖下一眼又一眼的土窑洞，想着我曾和孩子们滚战了二十年的大庙院和那代销店门前大槐树下聚着的那些晒着暖暖、捉着虱子的老人们。
然而，那是梦。我连做梦都在思念的凤凰岭变了，变得令人如此陌生，如此吃惊。
统一规划的新村，一色马赛克贴面的小二楼，一条用六棱水泥块铺成的大路把新村分成东西两片。
人们告诉我，范老大就在东片北头的第一幢院里。
黑亮黑亮的铁皮大门紧闭着。我轻轻叩了几下，立刻招来了令人发怵的狺狺声。我吓得刚要后退，门开了，出来的，是一个十分俊俏的姑娘。
“叔叔，你找谁？”
“你是玲玲吧。你爸呢？”
“你一定是张老师了。先进家，我就叫去。”说着，转身就要走。
我把她拽住。“别急，大爷有话问你。”
回了家，她说：“问啥？”
“你想当老师吗？”
“我能考上吗？”她反问了我一句。
“我是问你喜欢不喜欢。”
“喜欢又怎么样，不是白的。”
“为什么是白的呢？”我明知故问。
“老师不是比我更清楚吗？”她又反将了我一军。
这一军，将得我倒吸了口凉气。是啊，一个充满幻想的孩子，不能去追求她所最喜爱的事业，这不正像一个小伙子不能去追逐他那最喜爱的姑娘一样，令人悲哀吗？
“可考戏校，你有把握吗？”
“有，我有。那个来考的老师都说了。”说着，范玲玲拉开写字台的抽屉，把一本又一本的红绒皮、烫金字的各类文艺会演的获奖证书送到我面前。有县上的，有市里的，还有一本显然是玲玲用薄膜塑料精心包装过的，那是省里的。
我看着、想着、想着、看着，渐渐地，渐渐地，那一本本的红绒皮竟连缀成豪华的大红幕布，帷幕拉开了，出现在舞台上的，是范玲玲。
一阵抽噎声，又把我从幻觉中拉回到了现实。
玲玲埋着头，两只纤纤小手，不停地揉搓着衣襟，那已经隆起的双乳随着她的抽噎颤动。
十六岁，这正是一个多么美妙，充满幻想的花季，少女们正用她们灵巧的双手编织着诱人的彩色的梦。而我，却准备去惊扰她，不，是摧残，是毁灭！啊，我真混！为什么我要去做一件多么愚蠢，不，是多么残酷的事情！
我不能眼看着，不，是亲手把这棵刚刚破土的，本可以在艺术园地里大放光彩的好苗苗，移植到不宜于她生长发育的盐碱滩上枯萎。作为父辈，放弃他那顽固的想法。这绝不是为了省那六千块，而是为了孩子。
我轻轻地抚摩着玲玲柔软的乌发，宽慰她：“好闺女，别哭，大爷一定帮你。”
“帮？”玲玲猛地抬起头，瞪大了眼，“你今天不就是帮我来了吗？”分明，话里夹着讥讽、夹着怨恨，也淡淡地夹着期望。
“是的，大爷帮你，帮你上戏校。”
“真的？”
“真的！”我以不容置疑的口气回答。
玲玲一下从我身旁蹦到地中央，脸上顿时绽开了两朵美丽的大红花。
“大爷，你坐着，我叫我爸去。”
六
弟媳真麻利，一支烟的工夫，一桌丰盛的菜肴已经做好。可她还是歉情歉意地说：“张老师，也不捎个话来，好让老大进城置办上点。”
我请弟媳一起就座，可范老大一扬手：“她没这个福分，咱弟兄俩喝。她今天的任务，是给老兄满酒。”
为了说话方便，我想把玲玲支走，于是说：“玲玲，你到店里招呼去吧。”
乖巧的玲玲，会意地点了点头。“爸，给钥匙。”
“今日破例，停止待客！”
我说：“这又何必，就让闺女去，也好捎带温习功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