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南京大学教授王彬彬发表了《汪晖〈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的学风问题》一文后，近一段时期，关于清华大学教授汪晖抄袭的事件闹得沸沸扬扬。我因此想到不久前翻看旧报时见到一件涉及李健吾先生的事，虽然，二者未必具有可比性。
1934年5月20日《华北日报》副刊《每日谈座》第68号发表了李健吾的《也算一点声明》的文章。写此文的缘由，盖因之前《每日谈座》上有署名“清明”的《文坛的批发与零售》一文，谈到李先生：“就是在某次谈话中，李健吾先生曾经说过穆时英的《南北极》亦是抄自李先生某篇小说的”。此事非同小可，《南北极》是穆时英的成名作，自1931年1月在《小说月报》第22卷第1期发表后，一时好评如潮，阳翰笙、阿英都写过推介文章。于是李健吾发表了这篇《也算一点声明》。文中他说自己从没有过什么正式的谈话，唯一一次是在中国学院绿洲社，谈的还是法国文坛现状，在那样的场合下也不可能提到穆时英。那么，缘何出现这样一种传闻呢？李先生说：“偶尔和朋友们聊天，记得是去年我方才回国，读完《南北极》，向一两位朋友说笑，大意是：‘《南北极》写的好极了，可怪的是，有几个句子我觉得很眼熟，后来才想起我的一篇《私情》，里面有些句子相仿’”。恐怕说者无心，听者未必无意，消息借此传了出去。李健吾这里指出有些句子觉得和《私情》中的相仿，但没指明是哪几个句子，我们用一个笨办法，或许也是最直接最有效的办法，把两篇作品比对一下。我找到两处最为接近的。
其一：
《私情》：“我抬头望着天，今天怪，一个在东，一个在西，月亮跟太阳会了面。”
《南北极》：“我到今儿还忘不了她。一个在东，一个在西，月亮跟太阳会了面。”
其二：
《私情》：“好呵，我偏不走，不走，不走定了！”
《南北极》：“叫我走，老子偏不走，不走定了。”
《私情》是篇不足三千字的短篇，而《南北极》有两万字，已接近中篇的规模，若仅凭这点相似，就指认抄袭，难以服人，多少有点冤枉了穆时英，恐李健吾自己也不敢认同，于是他说出了下面的话：“我没有一点说到穆先生抄袭，而且我自己，更不是说那种话的人，因为我非常羡慕他，一到上海，我立地请施蛰存先生介绍我去见他，表示我的敬慕。关于《南北极》，我相信这是一篇特殊的作品，并且是作者最好的一篇。拿《私情》和《南北极》相比，真是小巫之于大巫，简直不成体统。一个是小玩意儿，一个是精心细制，鸿潇自然在焉。”
恭维了一番。至此，事情该结束了吧？
没那么容易。
李健吾随后又带出一件让穆时英难堪的事：
我们往往责人太甚，恨不一笔抹杀其全部的价值与认识。往年读到《现代》上穆先生的自辩，第一我以为多余，第二我以为不如他的小说来的漂亮。
这话说得比较隐晦，也不揭示是哪桩事。我们还是用笨办法，从《现代》杂志入手。
《现代》上刊登过穆时英的许多作品，比如创刊号上即有他的小说《公墓》，之后还有《偷面包的面包师》《断了条胳膊的人》《上海的狐步舞》等。而李健吾所指的自辩一事只能是下面提到的这件。
1933年6月1日出版的《现代》第3卷第2期，目录页上未标明本期有穆时英的文章，但翻到内页“社中座谈”的第三项内容——《读者的告发与作者的表白》，便与穆时英扯上关系了。一位署名“雪炎”的读者在给主编施蛰存的信上指控穆时英有抄袭之嫌，现摘引几段：
蛰存先生：
在《现代》的二卷六期上，穆时英君《街景》的首段是有着偷窃的嫌疑！
我是一个爱护《现代》的读者，我就不能不揭穿一个守着广大读者热烈欢迎的作家，来故意偷懒的欺骗读者们。
然后这位“雪炎”把《街景》中的首段与刘呐鸥翻译的《色情文学》中池谷信三郎的《桥》的末段摆在一起，详细作了对比，这次确实有抄袭之嫌。信的最后他还讥讽了穆时英几句：
穆时英君请注意：我并不是写一封无聊的告发信来做敲门砖的，我以读者之一的资格说：君的表现能力并不是“非如此不可”，而偏要故意取巧，那或者是一个人的自由，不过，一个作家的成功，想不至于用剪子活换来的吧。
对这件事，穆时英的态度是只承认是“取巧”，而不承认“抄袭”。在给施蛰存的信上他解释说：
收到转来的雪炎先生的那封信，我真的很抱歉。现在让我把这事情说说明白。
我的确曾看过了呐鸥兄译的那篇《桥》，那是两年前的事了。我对于那结尾一节实在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当我预备写《街景》的时候，我就心里把不定怎样开场。一天下午，从大西路顺着静安寺路走，在中华书局总厂前边看见两个圣心庵里的修道女，我就猛地想起了这一节文章，我觉得这情调很配做《街景》的Prelude，所以，晚上就那么样的动手写了。因为那本《色情文化》不在手边，所以没有直抄，（否则我想索性引用了，给加一个引号的）就凭着我的笔写成了那段似是而非的文章。
事实是这样的，我承认是“取巧”，可不肯承认“抄袭”。
不管是“取巧”也好，“抄袭”也罢，好一个李健吾，只轻轻的一笔，就把人家老底揭了，暗含着的意思是你可是有前科的。李健吾承认穆时英才气过人，正因为如此，觉得他一而再地如此做法实在是犯不着。李健吾对此的两条意见我们前面已经抄了：“第一我以为多余”，意思是对这个问题还不如不作回答；“第二我以为不如他的小说来的漂亮”，意思是说就是回答也可以更巧妙些。李健吾自己熟稔西方文学史上的典故：
当时我替他想起一个光荣的例子，就是法国十九世纪初叶的司汤达，《红与黑》的作者。早年他写了一部某大音乐家的评传，几乎完全取材于意大利的某书，事后原作者知道了，大兴问罪之师，司汤达答复的极其巧妙而且聪明：“你的书好比是一片沙砾，我从中拣出金子，正所谓披沙拣金，如果不是我谁看你的书，谁知道你？”我非常同情他的答复，如果不是为了研究伟大的司汤达，我们谁去看那本意大利文的书？歌德向他朋友写信道：“最近法国出了一个司汤达，写了一部意大利游记，里面用了不少我的文章，然而我劝你看这部书：这是一个奇特的作家。”
实际上，这番话未必不是又在讲《南北极》“有几个句子我觉得很眼熟”的事。最后李健吾意味深长地说：
如果剽窃而能像他（案：指司汤达）那样艺术地剽窃，已经非有才分不可。何况日子还长，谁又敢用现时一棍子打死未来？
这篇《也算一点声明》就这样结束了，之后未见穆时英有回复的文字。而现在关于汪晖抄袭的争论还在继续，且看最后如何收场。
2010年7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