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3月16日在《北平晨报》第11版，新辟了一个副刊《风雨谈》。《北平晨报》的前身是著名的《晨报》，之后从《晨报》改称《新晨报》，1930年12月16日又改名为《北平晨报》。虽屡经改名，但有一个共同点，其副刊办得都非常出色，从《晨报副刊》到《《新晨报副刊》再到《北平学园》，刊登过大量的新文学作品，在文学界有着广泛影响。
《风雨谈》是《北平晨报》在《北平学园》之外的又一个副刊，每周二、四、六出版，由方纪生主编。方纪生（1908—1983），笔名“月华生”，早年留学日本，后致力于民俗学研究和日本文学的译介。1934年出版《民俗学概论》一书，1935年与顾颉刚一起参与组建过北京的风谣学会。在20世纪30年代的报刊上时常见到他翻译的作品，比如《华北日报》上有他译中武罗夫的《夏目漱石印象记》，《北平晨报》上有译藤野严九郎的《忆周树人君》等。出版过《文学家的故事》《性风俗夜话》等译著，20世纪40年代编辑过《朔风》等刊物。他自称是周作人的学生，与之交情极深。1944年周作人曾为他翻译的日本人冈仓天心的《茶之书》作序，这书大概最终未能出版。在知堂六十岁寿辰前，他利用自己在东京任华北驻日留学生监督的条件，在武者小路实笃等日本作家支持下，编了一部日文版的纪念集《周作人先生的事》，他不仅作序，又写了《周作人点滴》，编制了周作人著作年表，出力甚多，此书1944年9月由东京风光馆出版。张中行《负暄续话》中有篇《再谈苦雨斋并序》，文中写到周作人瞑目前告诉家人，只须通知徐耀辰（祖正）和方纪生，可见两人非泛泛之交。方纪生编《北平晨报》这个副刊，值周作人的散文集《风雨谈》出版不久，他解释刊名为何也用《风雨谈》时，在《发刊小引》中说了两点：“一则自然是和知堂老人一样，喜欢那郑风里‘风雨凄凄’三章的意境，以为在无聊苦寂里，忽然来了一线带着生之喜悦的希望，正如冬天已来春将不远，颇足象征中国此时的人心。第二，‘风雨’二字，平常多用以包括万物，云‘欧美风雨’，即指的欧美的一切，适本刊无所不谈的性质相合。有此二因，就不再想其他的名字了。”对于办刊宗旨，他说：“本刊范围颇广，故其内容，在性质方面，不一定纯限于文艺，其他人间（以至于非人间的）事物，亦将在所必谈；在形式方面，因篇幅关系，当然以小品，诗歌及其他短篇创作为主，虽然间亦采登小说，译品和较有意义的长篇。此外，为增加读者见闻及艺术鉴赏的兴趣，我们亦拟报道国内外文坛消息和介绍一些纯艺术性的木刻与版画。”
《风雨谈》出版到同年7月13日停刊，总共52期。停刊的原因或许是因客观形势的严峻。从内容上看，编者基本实现了办刊宗旨，刊发了大量的小品、诗歌。许多京派作家都有作品发表，尤以知堂为多，计有《妇人之美》《桑下谈小引》等六篇。还刊登了孟实（朱光潜）的文论，废名的诗歌，梁实秋的影评，李健吾、李长之的杂文，林庚的小品，曹葆华的译文等等，可谓名家荟萃。编者并无门户之见，比如还刊发了孙福熙、徐迟等沪上文人的作品。此外，刊物还为年轻作者提供了一块创作园地，发表了陈敬容的诗歌，王西彦、师田手、流金、杨刚、张秀亚的散文，田涛的小说，吴奔星杂文，伯上（周丰一）的小品，新波的版画和黎君亮的作家志等等。
沈从文在《风雨谈》上发表了四篇文章，在名家当中，仅次于周作人。这四篇均未收入2002年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沈从文全集》。其中有两篇署名沈从文，一是1937年6月5日《风雨谈》第三十六期上的《名词》，一是1937年7月8日第50期上的《读书人》；还有两篇属名“炯之”，即1937年4月20日第16期上的《信仰》、1937年5月13日第26期《拿笔有感》。沈从文1935年8月18日在《大公报·小公园》发表文论《谈谈上海的刊物》，1936年10月25日《大公报·文艺》第239期上发表《作家间需要一种新运动》、1937年8月1日《文学杂志》1卷4期上发表《再谈差不多》均署“炯之”，如今这三文已编入“全集”第17卷，徐翔、钦鸿编《中国现代文学作者笔名录》也收录了这一笔名。可知《风雨谈》上署名“炯之”的文章是沈从文的确凿无疑。
作为现代文坛的一位重量级作家，自20世纪80年代以降，对沈从文的研究取得了许多重要成果，但他作为一个批评家的地位还远未被人们认识，或许是被其突出的创作成绩所掩。其实，关涉现代文坛的许多重大争论都与沈从文有关，他还经常是论争的引发者，比如，1933年10月，他在《大公报》《文艺副刊》发表了《文学者的态度》，其中有云：“平常作家在作品成绩上努力，他们（文学的票友与白相人）则在作品宣传上努力，这类人在上海寄生于书店、报馆、官办的杂志，在北京则寄生于大学、中学以及各种教育机关中。这类人虽附庸风雅，实际却与平庸为缘”，批评了文坛上普遍存在一种不严肃的态度，由此惹起了一场关于“京派”和“海派”的论争。再比如1936年10月他的一篇《作家间需要一种新运动》，抨击了当时文学创作中存在的一种所谓的“差不多”现象。因不满于近年来新出版的书籍杂志上一些青年作家的文章，“内容差不多，所表现的观念也差不多”，他主张来一个“反差不多运动”，为许多左翼作家不满，遂又引发一场持久的争论。翌年2月他又发表了《一封信》和《再谈差不多》，重申自己的观点。不仅文艺问题，即便对一些政治问题、社会现象他也时常发表见解，对现存的社会观念不计后果地表现出一种强烈的蔑视。他每每自称是“乡下人”，似乎秉承湘西人的倔劲，受一种不安定灵魂的驱使，他说自己：“走到任何一处照例都带了一把尺，一把秤，和普通社会总是不合。一切来到我命运中的事事物物，我都有自己的尺寸和分量，来证实生命的价值和意义。我用不着你们名叫‘社会’为制定的那个东西，我讨厌一般标准。尤其什么思想家为扭曲蠹蚀人性而定下的乡愿蠢事”。（《水云·序》），这里新发现的四篇佚文，即突出表现了这一特点。当然，他的意见或许不无可议之处。比如在《信仰》中，他说“信仰”和“迷信”几乎“暧昧不分”，都是建立在逃避“现实”的基础上。针对左翼作家往往多谈论信仰，他说：“我们需要的大作品，也许倒是那种真正‘没有信仰’的人才能够写得出的”。又如在《读书人》中，他把***和苏维埃并列，认为这两种模式都不是中国应走的道路和发展方向。强调中国要“成为一个现代式的国家”，建立一个“最合事实也宜于理想的政治制度”，就必须由“站在技术上和文化思想上一切的专家们”来治国，等等。应该说，好发议论又率性直言，既是他的可爱之处，也是他的幼稚之处，恐怕为他日后离开文坛隐埋了伏笔。下面我把这四篇文章抄录于下，提供给读者自己去解读。原刊字迹辨认不清者，以“□”替代。
信仰
大多数人若不是本能上需要一点什么东西控制，至少在习惯上已养成需要这个控制了。这种控制附于实际生活就是所谓“法律”、“道德”、“卫生”、“娱乐”、“是”或“非”，一堆名词或事实。附于抽象人生就是“迷信”或“信仰”。平常我们对于迷信，多半指的是对自然力与不可知之某种事物的崇拜，在崇拜中且加上一分蒙恩的侥幸。是混和糊涂恐怖和希望而产生的一种心境。信仰就稍稍不同了一点。指导信仰的似乎感情和理性平分，且毫无可疑，理性成分或许比较多。尤其是如果我们把信仰的意义范围放窄一点时，把它从旧宗教的拘束里解放，以为它指的仅仅是对实现的“政治理想”表示一种态度时，信仰同迷信显然得分开的。迷信无选择，各以生活习惯为依据，空间差别多，时间差别反而少。信仰许可个人的选择，依据的是个人知识或常识，对当前生存制度的取舍，空间差别少，时间差别反而多。你那老祖宗怕鬼，你还是怕鬼，这是迷信。你那爸爸是保皇党，你却是共产党，这就叫作信仰。但迷信和信仰到某种意义上仍不免显得暧昧不分，共同点是承认生存受控制于“不可知”，控制于“过去”或“未来”。说真话，是逃避“现实”，更具体的说，是害怕“自由”。害怕那种不为当前生活一切名辞一切事实发生的意义所拘束，不为肉体精神空间时间所限制的“自由”。
所以信仰彻底说来纵算不得人的“糊涂”，也依然是人的“弱点”。一种想凭藉过去或未来而安慰当前的失败，忍受当前丑恶的弱点。一个有信仰的人好像就勇敢得多，强壮得多——到如今甚至于还骄傲得多。其实大多数人的信仰，恐怕还是应当称作“迷信”，才能名副其实。比较少数人的信仰，不过与奴性为邻用空虚遮掩现实的一种态度罢了。
对信仰惑疑或否认，且具有表现出这种惑疑或否认勇气的，有两种人，表现在生活里就成为疯子，表现在作品里就成为伟大作家。托益托夫斯基所谓伟大也就在此，许多作家伟大也就在此。
目前作家中自说“有信仰”的人多，作品中表现的自然也就充满了“信仰”。事实上我们需要的大作品，也许倒是那种真正“没有信仰”的人才能够写得出的。可惜这种人社会上并不多。有的又只是呆子，痴头傻脑十分低能的白痴，或有意装疯事实上还是委委琐琐的人物，不是真正能惑疑一切敢否认一切或轻视一切的家伙。
拿笔有感
我的朋友多半是“拿笔的”，十年来眼看他们各人把那一支笔紧紧的捏在手上，纵横挥洒，且因此判别个人的升沉，真是不禁感慨系之。因为其中固然有人飞黄腾达，不可一世，同时也就有人没没无闻，难以自活。有人赢得读者良好友谊，也有人为世所不齿。从事的是同样工作，用的与那个“多数”对面的工具又相同，并且所有环境机会都差不多，结果云泥异势，事情到真有点蹊跷。
糊涂人过“小糊涂”处算“命”时，凡事必曰“此命数也”。
就这件事情说，小糊涂的命定观似乎还有道理，不可厚非。何谓命数？就是在机会上肯尽人力，且明白如何去尽人力，再老老实实的在较长一分时间上等待收获而已。
作者和社会发生关系，给读者留下印象，最重要的是“作品”本身。有作品，作品又站得住，虽说时代变而又变，当前存在的到明天究竟还是可希望存在。没有作品，或有点不三不四作品，就极力用其他法术政策推销给读者，虽一时间俨然可望“成功”，事实上过一会儿后，那个时代，倒人不客气，会刷掉的。十年来被刷掉的作家，算算数目，真不少了。这种人从各方面看来，都比较小有聪明，知情识趣，且善观察时代性趣，明白如何下注就可以得到胜利，自见于世，在读者间成为英雄和偶像。但这种人做的是吹尿脬工作，用力太过，会自然炸裂，即不炸裂，只要一枚绣花针轻轻一戳，也就泄气□下。时间就是花针。至于另一种人，看来比较笨，比较老实，低头苦干自强不息是他唯一的信条。他常常好像落后一点，因为他不在宣言上签名，不在纪念会上说话。他好像冷酷一点，因为他把全部热情融解到作品里去了。时间一面清算前者的虚伪，同时一面也就证明后者的坚实。“教育多数得到多数”口号虽出自前者，事实上却只有后者真正能够教育多数，得到多数。
听命不是迷信，只是守分（守一个作者应有的本分）。一个作者不能诚实工作，希图取巧，为人□□或因缘际会，转入仕途作一小官或不甚困难。惟如此来做个作家，希望半诈骗半恐吓取得读者的崇拜和信用，当然办不好。
政治与文学稍稍不同，不同处也就在此。玩政治或干政治的，自己即或无迷信，必需善于运用他人的迷信。从事文学，先要的是成绩。唯守分才能产生成绩。守分自然比较寂寞（成功后说不定还是寂寞）。假若在北京还有所谓“小京派”作家群，我希望他们能耐得住这点寂寞。
名词
在父与子上巴扎洛夫临死时说：“人们怎样的信仰字眼，真是奇怪。譬如你说他是傻子，虽然没有打他，他还是难过极了，要是你说他是个聪明人，就是没有钱给他，他也是非常高兴的。”
目前把话说明白了，我当面叫你作“傻子”或“聪明人”，自然都无意义。可是我若在无意中说：“仁兄，某某说你是个傻子”，或者说：“那天我见着某某，他对你的聪明处真是五体投地。”你即或记得书上那几句话，还是不免受字眼儿支配。理由易明，正因为我们大多数人，活下来，过去，当前，未来，大部分就是活在一堆名词里，——为一堆名词而活！虽然某种名词常常对这种人能引起作用，对那种人未必同样有作用，但是名词还是多数人生命中的重要东西。尤其是一些最抽象最浮泛的名词，魔力且最大，对于人最有影响。
有些人看准了这一点所以活下来时，会用种种方法去给人产生一个印象，“前进”，“爱国”。“对一切青年运动都富于同情”，“嫉恶如仇”，如此如彼。其实考察起来，这人鼻子眼睛和多数人差不多，生活也差不多。所不同的仅仅是另一些人尽自己的心，沉默而负责的活下去，这些人却善于取巧，即或和生活十分堕落，大不足道，却用种种方法给人一个雄赳赳的印象。自己既在愚众间建设了一个“真理爱护着”的印象，与之对面的当然就“落伍”了。落伍的既受愚众的贬谪，真理爱护者于是成为愚众的领袖。
这是人类的弱点，与别的动物相同的弱点。对于一切名词，多数人不能“思索”，只有“反应”。兽物的反应也许更简单一点，然而大同小异。
取一个最方便的例：在我这个短文上我用了一个“愚众”的词，若由所谓“真理爱护者”说来，必是“觉醒的大众”。也就正因为这种名词的运用，便分出“落伍”或“前进”。毫无可疑，你若是个和我相识的大学生，即或不好意思说我“落伍”，依然会以为我“顽固。”虽然事实上我作人倒通脱不过，顽固的不过是这时节使用了这样一个名词。那个真理爱护者或许只想利用你，我倒很懂你也爱你。
巴扎洛夫为多数人容易受字眼控制而希奇，我却觉得可悯。因为人之所以为人，与其他动物有别，是在脑力的运用，与对于事物的正确判断。但脑力运用或正确判断，到近来倒像是在朝在野都不大奖励的事。在朝在野的“有心人”不奖励思索，为的是便于统治。但自己有权利去思索，追究，认识，怀疑，有的青年人，也宁愿意放下这点二十世纪活人的权利，凡事迷迷胡胡，混下去，拖下去，提醒他这些做人的权利时，还以为是有意在害他。这实在可悯。
托尔斯泰说的好，“人怕同真理对面”。人怕同真理对面原因，大约是不习惯。有些小雀子养在笼里稍久，就不能离开笼子求谋生存。人关在一个受鬼神，帝王，医卜星相，五伦八德，以及各种事实条文作成的社会里已有几千年，所以不习惯取得一个人头脑的权利；虽然有个脑子，可是不大愿意使用脑子。正如帽子，旧的那顶迷信帽子完了，还必需换上新的，为的是不至于光着头害头风。（一个人什么事都去想想，当然容易害头风的。）
惟其如此，所以南京地方“作家”交际夜时，有四五百人跳舞，几个大都会里“作家”开会时，照例是有几百人签名。这些人或自以为是“作家”，或被人称为“作家”，仿佛就够了。至于一个作家其所以成为一个作家的事实，都不大想。若多想想，跳舞会也就不那么热闹，开会时，列席签名人也就不那么多了。
读书人
“民主政治”和“自由主义”好像已经成为一个可嘲笑的名词。它可嘲笑处因为全是“读书人”的玩意儿。读书人拈起这两个名词来作题目写文章时，一部分中国人看来，也以为只是聊以解嘲的行为，算不了什么。再加上一句旧话，“误国多是读书人”，所以在好些场合中，读书人应得的尊重，没有得到。知识是不为人所重视的。尤其是青年人，自己虽在学校里读书，却很有些人以为读书人算不了什么，书本知识不足道，知识分子对国家问题是够隔膜的。民主政治或自由主义，都是过去了的古董，只有最无用处的读书人还放不下，事实上多数人都厌恶它，再不需要它了。
话可靠不可靠且待以后讨论。
或问：为什么有这种现象？
答曰：中国问题与国际问题不可分，由于世界上现在有个俄国，有个意大利国，并且还有个德国。这几个国家政体的组织特殊，且因这种组织特殊，在世界上发生了些影响。中国是个不知向何处走去的国家，自然无从拒绝这种外来的影响。朝野都有人以为“专制”在当前立国大有占便宜处。不觉油然生向往之心。易言之，就是在朝的有人看准专制便于统治，在野的又有人认定专制便于推翻某种统治局面重新建立另一种统治局面，因此***和苏维埃便成为国人心目中一种幻景。十年来的内战——政治的或文学的糊涂战，也就正是拜受这两种噩梦之赐。真能代表所谓理性发达，常识丰富，热爱和平，又极关心国家出路的知识分子，以为民主政治便于解决中国问题的人，一时间却真像是个只能读书不知其它的人，在社会已“没落”了。青年人有“没落”之惧的，照例也就厌闻民主政治，羞说自由主义。为生活寻出路，就右倾，为情感寻出路，就左倾，为语言文字寻出路，开口拿笔就总离不了轻视嘲笑不左不右的读书人。
不过十年来的内忧外患，因应付这种种内忧外患所取的步骤方法得来的经验，却证明中国到底是中国，由于历史，地理，民族习惯，种种原因，极端的左走不通，极端的右也办不好，要国家渐渐成为一个现代式的国家，最合事实也宜于理想的政治制度，还是比较包涵得宽广（能集中各方面人材合作），富有弹性（可在变动中减少大规模流血），多数专家来分头负责的民主政治。成为民主政治的骨干，实现民主政治理想的，即或不能说完全是读书人，至少可说少不了读书人。
我所谓读书人，指的站在技术上和文化思想上一切的专家们。
专家抬头的机会，就目前情形说来，似乎还早一点，尚待国人的觉悟与努力。假定专家抬头是最近的将来可以实现，从人材数量言是不够用的，待大量补充的。
这就轮到青年人的来选择了。此后爱国作人方式的选择，是依然盲目的凭情感主义和机会主义，从左倾右倾纠纷中，争夺打杀创造自己成一个“名人”“要人”“死人”？还是低下头来努力学一点真正能够增加国家力量的专门技术知识，创造自己成为一个“对社会国家有用的人”？
这选择很自由的。不过从选择上我们却可以看出一点消息，野心家，空洞的英雄主义者，病人，照例走前面那一条路，一个身心健全的国民，却必然走后面一条路。
2010年3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