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处女作
范：12岁那年似乎是你生命中的第一个转折点。
杨：我12岁那年刚刚上完小学六年级，“文革”爆发了。我还赶上了最后一拨到北京大串联，从包头到大同，走了三天三夜。后来坐火车到了北京，我们住在北京大学的教室里面，地上铺的稻草。
范：我太小了，没赶上大串联。
杨：我们一起去串联的大都是初中生，有的还是初三的，比我大许多，他们都帮着我。我这个小不点一上去就先被塞到三人座的座底下了，但暖气太烫，不一会儿就出汗了，渴死了，我就爬出来找水喝，到厕所喝那种洗手的水。回来后同学把我塞到了行李架上，躺了不久，列车员过来了，又把我弄下来了，害怕把行李架压塌了。
范：到北京都做了什么？
杨：没什么，买了一个日记本，牛皮纸的，我在皮上写了几个艺术字，然后就虔诚地去抄大字报。想想特别傻，又特别真诚。
范：你在12岁那年去了包头，做了你一生中第一件最重要的事，就是画出了你一生中的第一幅油画——处女作。
杨：那天我和几个小伙伴一起，骑着自行车跑了四十多里山路，骑到了包头市里。我第一次看到比真人还大的毛主席画像，彩色的。当时在公路边搭了一个大架子，有人站在梯子上正往画面上刷漆。那是一张很大的画，我一下子被迷住了，他们的一举一动太有意思了，那些颜色真是太美了。
范：感觉这么强烈？
杨：太强烈了，太吸引我了。我非常羡慕他们，我觉得画画的人真了不起。
范：人与人真是不同，我当时也看到了那些领袖像，我就是感觉毛主席太伟大了，根本就没有注意到颜色。
杨：我真是被那些颜色迷住了。我瞪大了眼睛，就那么仰着头看，一直看到了太阳落山。他们用颜料大手大脚的，一管颜料还没用完，随手就扔了。你知道，那时候颜料多珍贵啊，我就好像发现了宝贝似的，把没用完的颜料管捡起来。拿回家后，我把它们挨个掰开，搜刮里面剩下的每一点颜料。
范：你这一次行程，用个不太恰当的比喻，就像一个朝圣者找到了生命的中心，那就是热爱绘画。
杨：回到家里后我就开始画油画了。那时已经快到冬天了，挺冷的，屋里很暗。我拿了一个硬纸板，在上面涂了一层糨糊，然后就照着艾中信的书《怎样画油画》里面写的步骤起稿，涂颜色。我非常兴奋，觉得自己做了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
范：你的处女作竟是用别人不用的颜料画出来的。
杨：也不完全是，我也有一点小小的发明。我捡的颜料中没有白颜色，怎么办呢？我想，油彩肯定是用油调出来的，于是我就用家里的豆油来调立德粉，自制出了白色的油彩。
范：天哪，豆油当时那么少，那么珍贵。你肯定是背着你父母干的。
杨：没办法啊，我要画油画啊，这太重要了，我也就顾不上那些了。我画了一个内蒙古农村小女孩的头像。画的时候我兴奋极了，第一次体验到怎么在一堆颜色中涂抹出形象与色彩来，太迷人了。这个处女作诞生后，我高兴坏了。可那幅画的画面总是湿乎乎的，好像永远也干不了，原来是豆油在捣乱。但我不在乎，挺得意的，我画油画了！
范：没想到你绘画生涯的起点竟是这样。
杨：我也没想到。我现在回想这些还是觉得挺美好的，很感动。你想想，假如“文革”期间不画画，那我还能干什么？家里成分不好，全国都停课了，学也不上了，我能干什么？
范：在“文革”前后，你最喜欢读的书有哪些？
杨：有《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高尔基的《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三部曲，还喜欢读《青春之歌》《铁道游击队》，等等，大量类似的书，这些书中有一种理想主义。
范：这些书我也读过，也很喜欢。这些书给我一生留下了一个美好的东西，那就是追求美好，尽管我对美好的内涵有了新的认识。
杨：它们是叫人向上的，让人为善的，特别是讲要为人民大众服务，甚至包括艰苦奋斗。
范：扬弃那些阶级斗争的理论，无论如何，爱人是人生的基本要求。现在想想看，我们从小生活那么苦，要是没有理想，要是不奋斗的话，这一辈子就全被毁了。
杨：想想自己从小就不停地画，其实也是奋斗。但在我们之后出生的孩子就没有我们那个时代的理想了。我们之前的长辈他们有，但在成年的时候被损害得太厉害了，它一旦破灭，就彻底破灭了。我们当时还是懵懵懂懂，后来遇到了改革开放，还追求理想，但内容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范：“文革”对于我们国家和民族来说是一场浩劫，但它却给了你一个机会，尽情地画画。
杨：你说，我爷爷是富农，我大爷爷是地主，我连红卫兵都入不了，更不要说入团了，怎么办？但我会画画，于是学校里出墙报，老师就把任务交给了我。我们学校有好多面墙，一面墙上一块大墙报，我就用黄、红、蓝色的粉笔，把墙报的边勾了，画上什么主题，我特高兴弄这些事。几个同学帮着弄点别的，我主要负责画画，写字是他们的事。
范：你们学校真大胆，那个时候也敢让你画。
杨：学校也找不到一个人像我这么能画。后来，甚至要我画毛主席像。我去画的那个院子很大，一面大墙。他们搭好了架子，买好油彩，我就画了毛泽东举手的侧面画像，就是表现毛主席指引我前进的那张。
范：那张画我看过，全国各地哪儿都有，连邮票上都有。
杨：我是照着当时的宣传画画的，先在宣传画上打上格，然后放大，最后就画成了。那时刚刚恢复上课，应该是1968年。学校也军管了，在我们那里住了一个班的军人。我画完以后，“军宣队”（人民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就早晚两头，每天都排着队，站在画像前，向毛主席早请示、晚汇报。
范：你胆子真大！要是画坏了领袖像，那就是现行反革命分子啊。
杨：那倒也是，但我肯定能画像了，我有这个信心。老师们肯定也是审查了之后才让我画的。画完那个后，我在公社大礼堂又画了一幅主席像。那个礼堂很大，差不多是在二楼上面搭一个架子，很高，站上去头晕，风一吹还有点吓人。许多人看着我画，其中还有我爸爸和他的同事，他们正好来公社开会。他们说：“那是你儿子啊？”我爸爸挺得意地说：“是啊，你看他画得还挺像的。”
范：那时会画画的同学还真挺吃香的，到处都需要画革命宣传画。
杨：当时我特别忙，一个是要我抽时间画大批判专栏。比如说批判谁谁谁啊，画一批，然后贴满墙。人民公社等单位也要我去画。再一个就是画毛主席像，学写美术字，比如说“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等这些大字，一写就是一面墙。
2.跟民间艺人学艺
范：“文革”还给你带来了另外一个机会，就是你可以跟着民间艺人学画画了。
杨：是啊。不上课了，就画画呗。我们农村有人结婚或者盖了新房子，都要美化一下。新房的墙上要画墙围子，先画一个边，里面画个池子，池子里面画些古装戏，画鸳鸯，画荷花等。画这些画的民间匠人，是那时我在农村里能看到的最好的画工。他们生活得也不错，走村串巷，有时村子里来了两个高手，村东来一个，村西来一个，两个人叫板。这些都是非常美好的回忆。
范：可以想象，这也让你入迷。
杨：怎么能不迷哪，那么美丽的图案和色彩。我放学回家就对家里人说，我去割猪草啦。我先跑到别人家去看画墙围子，心想，先看一会儿，但看着看着就忘记了时间。天黑了，人家不画了，我才想起回家，一根猪草也没有割回来，结果被打了一顿。但怎么打也挡不住我，我还是要去看。后来，有的师傅一看我站在那儿不走了，就引诱我说：“怎么样，当我学徒吧，跟我走。”我说：“好啊。”但是不可能。
范：但你后来还是走了。
杨：那是因为“文革”来了，我爸说这儿也乱了，没学上了，就让我去了，结果我就跟了一个师傅走了。我跟着这位民间艺人学习民间艺术，我画过古装戏、孔雀、牡丹、龙凤呈祥，还有老虎下山这些东西，挺有趣的。还有什么万字边、工字边，等等，我也都很熟悉。我还学了很多调胶涂彩的民间技术，成熟手了。但后来还是被父母给叫回来了，不让学了。
范：幸好叫你回来了，要不然中国就多了一个画匠，少了一个油画家。不过，你学的这些民间艺术，最后也表现在你油画的中国元素上了。
杨：但当时的诱惑还是蛮大的。因为学那个很吃香，走家串巷，去哪家哪家都好好地招待你。他们觉得你是手艺人，把你伺候好了，你就能把手艺活给做好了。他们给你烙油饼啊，炒鸡蛋啊，还弄点小酒。我身上也常有零花钱，因为画完了他们总会给点钱嘛。所以虽然我跟着师傅学的时间不长，但我会画了。我画了很多墙围子，在我们邻村上下成了小名人，好多家都请我去画。
范：这让你树立了自信心。
杨：挺自信的。别人也觉得我很能画。开始是给亲戚家画，画墙围子，还有炕上不是还有炕单嘛，那时没有塑料布，我们就用帆布，在上面刷上油，刷上绿底子或者红底子，再画上什么花花鸟鸟的。还有柜子，柜子上面有两个盒子也要画。墙上要挂玻璃画，玻璃画要反着画。我画的时候特别着迷，天黑了都不知道，屋子里的灯泡也就15瓦，但我一点也不在乎。有时画完了一个炕围子，村里面很多人都抢着要你去他们家画。我画得很不错，把那些老匠人都挤下去了，还挣了一些钱。
范：那时候挣点钱太难了。我们蔬菜生产队算是不错的，但菜农干一天活，十几个小时，也就只能挣上一块钱。
杨：回想起来也是太奇怪了，那时我画画并不是想着怎么挣钱，就是喜欢画。我赚了点钱，我爸的同事就跟他说，你儿子搞投机倒把了。我爸说，这个也算投机倒把啊，我也没让他去做。
范：我们家的自留地种了点辣椒、大蒜，当时都属于走资本主义道路。
杨：其实他们不了解我。我画画不是为了挣钱，光是赚钱满足不了我。几年后我到了工厂，有一次我妈妈去了我们单位，别人就跟她说，你这个儿子太奇怪了，别人评职称为了升一级都能打破头，但你儿子不理不睬的，只给他升了半级，他也不在乎。我刚进工厂时一个月的工资是18.5元，后来升到22元、34元，我还省下钱给弟弟们上学用。回去见爷爷奶奶，我把兜里的钱全都掏出给他们，没觉得有什么，应该的啊。我吃饭也很省，一直到现在。
范：那时一块钱、升一级都是天大的事，你居然不在意。看来，上天真的把绘画的热情放在了你心里，使你对绘画的热爱远远超过了爱金钱、权力和名望。
杨：现在想想真是这样，就是当一个人把心思放在了他着迷的事情里面，其他的就都不重要了。有两个事影响了我对金钱的态度，第一个可能是小的时候就挣了钱，反而对钱没有那么迷恋；第二个就是过去一直是工资制度，就连1978年考上中央美院，因为我已经上了七年班，可以带着工资上学，所以我很感恩。
范：你过去对金钱、对物质的东西不太在乎。现在呢？名牌服装、名表、名车，还有豪宅，对你有没有什么吸引力？
杨：虽然看过那些东西，但没有迷恋过。出国时偶尔遇到了买一件，也没有什么强烈的感觉。这可能跟教育、跟人的性格和追求有关系，我不是说我有多高的觉悟，但那些东西对我确实没有那么大的诱惑力，它们也不能给我带来强烈的、持久的幸福感。就像刚学车会着迷几天，但之后就不行了，好长时间都在开一辆桑塔纳，再好的车也不当一回事。他们都说我有问题，没什么特别的兴趣。但要是到了国外看博物馆，买画册，买油画材料，我就来精神了，要买一大堆。
范：看来你真是为绘画而生。你不但爱画画，还有画画的信心和胆量，这也是赐给你的恩典。我中学老师就有能画领袖像的，画得特别好，但是画的时候手都哆嗦了，生怕哪一笔画不好就被打成反革命。
杨：我不怕，我有信心，我相信我能画好。虽然最初这么画画成了野路子，但是培养了信心和驾驭能力。另外就是手听使唤了。
范：还有就是你受到了鼓励。
杨：对，特别是被鼓励、被称赞，这个太重要了。
范：我当时最兴奋的是写的作文被老师当成了范文，这让我树立了信心——我能写。在小时候被老师和父母鼓励，这对于孩子的成长非常重要。
杨：人是需要被鼓励的，一个人需要别人肯定他的优点，通过鼓励，他慢慢就发现自己的长处了。没有一个人是完人，肯定都有弱点和不足，但只要你充分发挥了自己的优点，你在人生中、在整个社会中，就能找到自己的位置。
范：我从小就遇到了许多好老师，他们特别喜欢我。再加上从小就知道自己是农民，这大大地激发了我要争气、好好读书的决心。
杨：其实人生有时就像小孩系钮扣，第一个钮扣系错了，之后怎么系都系不对。现在回头看，在我小的时候，几个东西我非常感恩：第一个就是虽然贫穷，但是家庭特别地亲密，很温暖，一大家族的人在一起生活得很和谐。再一个就是劳动，我儿子第一次到地里看到牛和羊，他就说：“爸爸，爸爸，这么多撅着屁股的动物！”他没亲眼见过这些。不像我们，一出生就活在大自然中。
范：所以我看你的风景画就觉得特别有味道。
杨：现在想想这些东西都是扎在我们骨子里了。那时的民风是淳朴的，靠着勤劳，靠着和自然的关联，然后生活。中国传统的、古老的东西，在农村保留得最完整。
范：今天看见你画的《孔子》，我觉得就有这个东西。张岱年先生用八个字概括了中华精神，就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
杨：中国人要不是有这种精神，也不能一直延续到今天。
范：说远了。我1972年毕业，初中和高中一起上的，当时的学制是四年。
杨：我是1968年复课，到了1969年就毕业了，就没正经上过中学。毕业后就是返乡。
范：你是“下乡知识青年”。但我是农业户口，连下乡的资格也没有，当时叫作“还乡知识青年”，得一辈子“修理地球”。不像你们下乡青年，还有抽回城里当工人的希望。
杨：但我也是在农村长大的，又回到了农村。
范：啊？
杨：我回到农村的民办学校教书，教了一段时间五年级的语文，也教他们美术。最主要的是参加了一个文艺宣传队。我们用蒙古族歌曲的调子演八大革命样板戏的折子戏，我还演过杨子荣哪。除了那以外，我主要是画布景，化妆。想想特好玩，我们文艺队外出演出，由于我长得比较老，老师跟我在一起，老乡居然还先给我递烟。后来有一次跟老师闹脾气，我就不给主角化妆。
范：没想到你也有不愿意画画的时候。
3.最痛苦的时期
范：1971年你就进了工厂，在农村怎么待那么短？
杨：1971年我们那里恢复高中了，我刚要上学，我爸跟我说这儿有一个机会你可以上班了。那个时候也不懂，就去上班了。我后来才知道是怎么回事。当时陈伯达要求把内蒙古1969年到1970年的下乡青年，凡是城市户口的都要给找工作，后来这被说成是“陈伯达的错误路线”。我正好赶上他的错误路线，上了班，并且被分配到铁路单位工作，铁路工是当时所有工种里面工资待遇最高、福利最好的。
范：你的点儿真好，陈伯达不久就被打倒了。
杨：我进工厂成了一个车辆钳工，车钳工是客车车辆段各个工种中最高级的，属于重中之重。我在工厂待了四年：三年学徒，一年出徒。
上班后由于我个子相对高些，长得比较老成，就干很重的体力活，一个礼拜工作六天，有时礼拜天还要加班。我们修火车底下车轮子的转向架，轴头的轴箱抬上抬下，那个钢轴承很粗，两百四十多公斤。我每天都要挑好几挑子的汽油，洗轴承里面的油。然后用大锅蒸干净了，再抹上黄油，组装好了再放进去。整天弄得身上全是油，听到的都是噪音。我有一双翻毛皮鞋，穿上后两个月就变得像个船一样。真是累死人了。
范：我1972年还乡当农民，17岁，成天干农活，累死了，晚上有时都上不去炕。特别羡慕当了工人的同学。
杨：那时周围的人对我也是羡慕得不得了，说我吃皇粮，但我自己痛苦不堪，从1971年到1974年那几年，是我人生最痛苦的时期。我跟爸妈说，最幸福的是农民。我喜欢农村，农民到了地里，又是蝴蝶，又是鸟叫，蓝天白云，大家在地里干活，非常自在。而我的整个工作和工作环境都是违反人性的，成天就是噪音、油污和机器，很痛苦。
范：我那时连听到机器声的痛苦都享受不到，最痛苦的是看不到前途，一辈子就得种地。
杨：还有就是工厂要求你进步，但你只关心画画。你在那儿画画有个最大的压力，有人说你走“白专”道路，不关心政治，成天躲在一边画画。
范：那时凡是心思花在技术上、专业能力强的人，都是走“白专”道路。农村这点倒是不错，成天干活晒得黑乎乎的，没有人批判你“白专”。
杨：虽然谁也没有真正批判过我，但是工人和单位的领导有时候说话会点一下这个问题。而对于我来说，最不愿意干的就是与画画无关的事。工作时无法画画，业余画画又要承受无形的压力，这让我特别苦闷。但是怪了，越是那样不顺利，我倒越想画画了。
范：没有名正言顺画画的时候吗？
杨：还好，后来有了。工厂里面一有宣传任务就把我抽出来画画，我就画很多速写给报社投稿，《呼和浩特铁路报》经常登我的画。工厂领导也很愿意我做这些事。工厂里要美化车间，过年了老师傅要美化家里，都会请我画画。只要能画画，我就感到特别幸福。
范：我当时是写文章，投稿到丹东日报社。报纸上一登，生产队队长可高兴了，他就让我多写报道，这样我有时就不用下地干农活了。
杨：我的作品发表多了，就引起了领导的注意。呼和浩特铁路局文化宫主任，加上工会的副主任，带上搞摄影的宣传干事下到我们车辆段，特意来找我。他认准了我有画画特长，就鼓励我以后多投稿，多画。我们车辆段的书记特别喜欢文体，养了个球队，听到铁路局要调我到那里去工作，他就拦着我不放，一拦就是两年。大年三十我爸和我去他家里拜访，他说：“放了？除非我不干了。”我听到后哭了一整天。
范：哈哈，想象不出你哭的样子。
杨：遗憾啊，没有人拍照下来。现在想起来也有益处，就是它憋着你，让你干不了你想干的事，于是你就抓住一切机会干你想干的事。上班的时候，就盼着中午休息的那一个小时能画一会儿画。一到午休时间，赶紧打上饭，几口吃完了，就立即拿着一个烂本子在那儿画速写。
范：你有个朋友回忆说，有时你为了抓紧时间画画，就让别人帮你去买饭，省去排队的时间。你画完了才回来匆忙吃饭。
4.两本禁书
杨：我喜欢画画，这被刘老师发现了。刘老师是内蒙古师范学院的大学生，毕业后被分配到包头做老师，不知道为什么，被打成了“反革命”，在我们那里扫地、扫厕所，大家都叫他刘师傅。他看到一个小伙子画画，就抑制不住兴奋来帮助我。他有一本很棒的伦勃朗的画集，苏联出版的，用亚麻纸包的皮，很精美。中央美院老院长吴作人先生还写了中文版的序言。还有一本书也是苏联人编的，《达·芬奇传》，不太厚，书里面详细介绍了达·芬奇的素描和油画，还有几张达·芬奇主要作品的彩色插图，太美了。刘师傅把两本书都偷偷借给了我看。
范：这书都是禁书啊。
杨：是啊，那时这种书都属于“封资修”。到1972年虽然松动了一些，但要是被发现了还是不好。也不知道刘师傅是怎么把它们留下来的，并且还敢借给我。我拿到这两本书时很激动，太珍贵了。一有空我就临摹书中的画，那两本书里的每一张画我都临摹了，有的临了好几遍。书中写到文艺复兴伟大的地方，我还拿红笔画上了杠杠。后来刘师傅把其中一本给了我，非常贵重的礼物。
范：真神奇，你遇到了真正的大师不说，并且你遇到的恰恰是这两位大师，而没有遇到凡·高、塞尚，也没遇到其他人。这正应了中国的一句老话：冥冥中自有天数。
杨：遇到凡·高和塞尚也不太可能，在当时的环境下，遇到现实主义的比如说苏联的还有可能。
范：就是遇到了也没有用，因为你的天性与凡·高太不一样了。再说了，那时外国的东西非常少，更不必说画册了。
杨：现在想想真是很奇妙。
范：多么奇妙的引导，一下子就带你看到了绘画的高峰。
杨：我特别感恩。
范：真不可思议。你越成熟就越喜欢伦勃朗和达·芬奇，而在你生命最关键的时候出现的恰恰是这两个人。我想当时几乎是看不到他们俩的书，却让你看到了，天意啊！
杨：不可思议。如果我不去工厂一直在农村，肯定接触不到这两本书。后来为什么我不画炕围子了呢？因为我知道了，民间艺术那个层面，你再怎么画也还是个画匠，与达·芬奇、伦勃朗完全不是一个层次。如果那个画得太多了，手就画烂了，很危险。回头想想啊，刘老师留下来这些书也很奇怪。我想，是他的理想全都破灭了，画不了画了，但他对我还抱有一丝希望。
范：我最初的一些文学书，像王维、李白的诗选，也都是上初中时老师给我的。
杨：在我们当时的知识结构里面，这一部分是非常贫乏的，对达·芬奇倒是知道一些，但对伦勃朗只是很间接地知道一点点，更不必说看到他的画册了。那时我是很业余的画画的人，但不知道为什么，一拿到这两本画册就特别喜欢。虽然画册的油墨带着一股臭味，但我却感觉是非常高级的书。
范：当时你喜欢达·芬奇我可以理解，但你怎么可能喜欢伦勃朗？伦勃朗的画黑乎乎的，又画的大都是老人。你怎么可能喜欢他？
杨：我自己也不清楚，就是喜欢上了。现在明白了，伦勃朗的黑色非常深邃，他的画面有一种深厚的美。他画社会下层的人，把他们的人性表现得很深刻、很朴素。今天想想，我喜欢伦勃朗和这个有很大的关系。因为我就生活在北方农村，农村的老人就是黑乎乎的，但他们很纯朴、很浑厚、很善良，那种黑对我来说非常亲切。但当时我并不知道这些，我就是从心里喜欢伦勃朗，一直到今天，没有变。
5.再也不画那些画了
范：除了在工厂画，你还接触过其他画画的人吗？
杨：我们工厂附近有一个包头师范学校，属于中专，有一对夫妻在那里当老师。那里的学生都是成分好、表现好的，被组织推荐上了师范，毕业后做美术老师。我礼拜天下班后，跑七八里路到师范学校，趴在窗户上听他们的课。听完课后在教室里待一个晚上，画素描石膏，后来老师发现了，就借给我一个石膏像。我画完之后，老师带着他们的学生来看，给他们讲。我画素描特别认真，着迷了。每次早晨回来时虽然特别冷，但觉得非常幸福。
范：那平时怎么画画呢？
杨：除了中午外，每天晚上一下班，我就带上画夹到火车站去画头像、画速写。画夹是我找两块三合板用两块绿帆布自己做的，里面弄点报纸。我一画，就围上了一大堆人来看。有时警察就过来把画具给没收了。有时能要回来，有时就要不回来了。
工厂里的那些小伙子也愿意给我当模特儿，小伙子摆动作，那种友谊还是挺棒的，我印象很深。有一次画一个工人，画得特别像，大家很高兴。另一次一个人怎么也画不太像，我就按常规把嘴唇画厚了一点，然后拿橡皮一擦，大家乐了，说太像了。印象特别深。我的画在报纸上发表后，还得到了师傅们的赞扬。
范：这是挺鼓励人的。
杨：现在想想我画画这件事不是一个工作，它好像是我对于绘画的需要，表面上它跟我的生活一点关系也没有，但只要我能画上两笔，就和生活紧紧地连上了，点点滴滴都让我欢喜，一句话都能给我带来鼓励，我就是这么走过来的。
范：你的第一次写生是在到了铁路工作之后？
杨：我是到了工厂里面才开始懂得写生的，最早就是给我画册的那个刘师傅，有一天他坐着让我画他。他人挺瘦，骨骼特别有劲，拿着个烟斗，给我当模特，让我画素描，每天用中午一个小时，不休息，整整一个多月让我一边画一边指导我，很愉快，那次我收获很大。有个周末放假了，他带上我和他的另一个画画的朋友出去了，我们爬到山上画水彩风景。
范：你画的是什么？
杨：水彩啊，画得挺有笔触的，效果很生动，我当时看他们画得特别好，很专业。
范：这是你绘画生涯的又一个转折点？
杨：是啊。从写生开始，我才逐步摆脱了农村画匠的那些东西。其实那时家里还挺困难的，挺需要钱，我爸的一些同事和家里的亲戚有了房子就非要我画。但我清楚地意识到了，画炕围子那东西满足不了我，于是我就不画了。我想好好正式地学画画，别人无法理解，连我家里人都觉得很奇怪，这孩子答应好人家的事怎么不做了。我爸很生气，急得他自己动手画，跟我较劲，但就是画不好。后来我还是把父亲答应的那些事完成了，但此后就再也不画那些画了。
范：拒绝父亲的要求也挺不容易的。
6.知遇之恩
范：你是1974年被调到了呼和浩特铁路局文化宫的？
杨：是的，最初是借调，又跑了几次之后，车辆段最后才真正放我去文化宫。我很高兴，这样就再也不用回去做钳工了。所以我有一个结论：人不爱做的工作，哪怕是别人非常羡慕的好工作，有钱赚，但也满足不了自己的真正渴望。
范：是谁把你调到了铁路局文化宫？
杨：李玉民，他是铁路局文化宫主任，就是他把我调到文化宫的。开始调我来是因为报社缺一个美编，但调来后就把我放在文化宫了，担任美术干事。
范：人生经常遇到这样的情况，有时你遇到一个好老师、好领导，往往有可能你的整个命运就全都改变了。
杨：是的。李玉民年岁很大，气管有病，但很有学问，非常喜欢书画诗文，他很欣赏我。从人品到学识，到人生追求，他都很有修养。
范：我返乡当农民时也是遇到了这样的恩人。我们凤城镇党委书记孙淑英，她很欣赏我，把我从生产队调到镇里做干部。不然的话，我这一生可能也就那样了。
杨：有时候真的是这样。其实可能当时是顺势而为，或者是特别被人欣赏。那时候从铁路局下到我们车辆段，就相当于从中央下到了河北的一个县城，李玉民去到我们那儿，竟然说你们这里有一个小伙子会画画，要好好鼓励他。这很不容易。
范：你调到文化宫后做什么？
杨：我是美术干事，主要负责几件事，第一个是文化宫有个电影院，我要画电影院的广告。第二个是铁路局里面的美术活动是我们负责的，我负责美术方面。比如把内蒙古铁路局各地的美术工作者集中上来，大家一起画画，参加比赛。第三个是我们要负责电影院售票、把门。电影演完之后要打扫剧场。最后一个就是教小孩子画画。那些铁路职工的子弟要学画都送到我这里来了，单位给了我一个大房间，里面配备了各种颜料、画具。铁路局有钱，他们可以随便买画画的材料，可以随便使用。
范：你还组织大家画画？
杨：这是我的工作。后来全国要举行第四届美展，我就把铁路上一些画画的人弄到一起，画工人题材的创作。大家一起画构图，看草图，互相交流，画画。
包头市也要搞展览，铁路局要搞自己的美术活动。那时刘大为在包头报社，我们去看他画的东西，他的水粉画画得很帅，很好看。铁路局还有一个内蒙古师范学院毕业的老师，到时候请到一起。画国画的、画油画的，部队的、工厂的、机关的、农村的，我们常有类似的理由聚在一起，画画，搞创作。
范：你还是孩子王，教小孩画画。
杨：领了一群小孩画画，有一阵子我们每天长跑两个多小时，一起锻炼身体，一起去画画。到了礼拜天就和他们一起骑自行车到郊区写生。遇到电影院演电影，这些小孩为了让我早点干完打扫剧场的活，就帮我扫地，地一扫完大家就可以一起去火车站画速写了。
范：看来，你到了文化宫之后就很顺利了。
杨：真不错，但也惹了大祸。有一次画一个老头儿，他说要坐第二天早上五点的火车，晚上得在火车站待着。我们聊得挺好，我就带他到我们办公室住一晚上。办公室里有一件用作劳保的皮袄，他盖上它就睡了。我也累了，回宿舍睡了，还说第二天给他弄点早饭。没想到早上醒来一看，人没了，皮袄也不见了。那个皮袄很贵，又是公家的，再加上我把生人领到办公室里住，因为这些还给了我一个处分。
范：哈哈，你的善心被糟蹋了。你差点辜负了李主任对你的提携和厚望。
杨：是啊。当时的工作不多，铁路局又有一些藏书，如列宾的画册、徐悲鸿的素描集，我都是在那里发现的。书里面的画，差不多每一张我都临摹过，有的甚至临摹过两三次。李主任看着就很高兴，夸我特别用功、上进。我也没觉得自己怎么用功，就是有兴趣临摹画，画画，一画画就有劲了。办公室一没事了，我就在那儿画。有时候他们也会找点事让我做，比如谁家想美化美化屋子，挂一幅画什么的，我就做点这种事。只要能画画，我就高兴。
范：李主任很欣赏你、鼓励你。
杨：他的鼓励就像老父亲一样。有一次我得了肺炎，李主任的夫人是大夫，就在家里做了面条端过来送给我。她听我老是咳嗽，就说你得赶紧去医院了。我一进医院医生就不让我出来了，原来我得了急性肺炎，不得不住了七八天院。
范：看来，李玉民是你遇到的第一个伯乐。
杨：他对我永远有知遇之恩，就是在艺术上他也启发了我。我们主任非常喜欢在艺术上很纯的东西，比如说荷花“出淤泥而不染”这些话，我就是从他那里听来的。他跟我聊天的时候，我就一边聊，一边画画。
范：不怪古人叹气，千里马常有，而伯乐却不容易经常遇到。
杨：因为我干钳工活，再加上老是拿笔拿刷子，我手上就磨出了茧子。李主任就经常举着我的手给大家看，说这个孩子太酷爱画画了。
范：哈哈，这次你知道了，不是“哭着爱”画画了。
杨：哈哈。你想我是农村人，到了工厂里也不过是一个普通工人，又没有啥关系，要想被提为干部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李主任不但把我调到了内蒙古铁路局的文化宫，提升为干部，还支持我画画，欣赏我画画，我非常非常感谢他。到了呼市，对我更重要的意义在哪里呢，就是这里聚集了一批内蒙古最了不起的画家，他们大都是中央美院的高才生、研修生等，如吴作人先生和许多老先生非常看重的妥木斯先生。
7.第一次画芃芃
范：你到呼市的另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遇到了芃芃，并且最有意思的是，你12岁时去了包头从而献身绘画，而芃芃开始学画画那年也是12岁！
杨：太重要了！芃芃6岁时爸爸就去世了。她姐妹四个，妈妈一个人在铁路工作，在火车站管行李，得骑自行车带芃芃去上班。有一个主任对她妈妈特别好，就过来跟我说，你好好教她吧，这孩子的爸爸没了，她妈妈带她很不容易。就这样，她妈妈就把她带过来了。
范：你对她的第一印象怎么样？
杨：那是个下午，阳光很强，她放学来了，我正好从办公室里面出来，看到她脑门鼓鼓的，穿得特朴实，人特灵。我一看就觉得这小孩儿要是画起来可就太好看了。打那以后，芃芃就跟着我学画画了。下了班，老人就在外面等着，看着女儿在里面画画。有一天芃芃到我屋子里来，坐到了床边上，我一看就惊讶了：“哎呀，太好了，你别动，我给你画张画吧。”她背着书包就那么一动不动坐在那儿让我画。我画得太激动了，连让她歇一下都忘记了。她累死了，但一声不吭，就在那儿数着对面墙上的砖熬时间。看着她，画她，那种感觉真美。她就是我喜欢的那种东方女孩，很秀丽，很单纯，但又凝重大方，聪慧灵动。我画了整整一个下午。
范：这是她第一次成为你的模特。并且，我也发现了你的一句惯用语，你绘画的一个重大秘密，就是每当你偶然看到芃芃有个动作打动了你，你就会喊：“哎，你别动，我给你画张速写！”
杨：真是这样啊，这是我第一次画芃芃。第二次是画她的头像，画着画着就特别想画成画，画完头像以后很奇怪，因为内蒙古师范的一个高才生把那个头像借去了，后来好不容易才追回来。那时画的是很亮的感觉。
范：芃芃对那段时光的回忆令我也非常感动，她说：“那时午休时间很长，尤其是夏天，午休时，他常常会带着我们出去写生或大家轮流做模特画头像。晚上，我们会在黄色的灯光下画石膏像或去候车室画等候列车的旅客。我每次去画画总有一种参加集体活动的快乐。现在，每当我回忆起这段日子，眼前总是一片明晃晃的阳光，那是一段少年时代快乐的好时光。”“眼前总是一片明晃晃的阳光”这句话很美，非常感人。
杨：那也是我青年时代最美好的时光。
范：从此以后，芃芃就成了你的专业模特。
杨：是啊，还不给钱。最有意思的是我在中央美院上学，放假回去了就想画点什么，于是就到呼和浩特画芃芃的肖像。因为学了很多绘画技巧，画的时候其实不是很难，但真要画好了很难。有一次，我画的时候很激动，画手的时候，忽然间非常流畅地就画下来了，我觉得我从来没有画过那么好看的手。画完后我在观察、感觉和理解之间的关系上一下子就顺了，以后再画画的时候我就找画那个手的感觉，好像自从画了这双手后我就开窍了。
8.妥木斯：我的启蒙老师
范：那时候你知道妥木斯吗？
杨：在内蒙古画油画的谁不知道妥木斯先生啊！妥先生是我绘画最重要的启蒙老师之一，是从我学画以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老师，在价值取向与努力的方法上，他引导我找到了前面的方向与可能，带我走上了正路。当然还有其他几位老师，如金高、王济达，但妥先生的影响力和高度与他们是大不一样的。从内蒙古出来的画家，没有一个不直接或间接地受到妥木斯先生的影响，他影响了我们前后几代人。
范：看来，一个人的影响力并不是由权力决定的，也不是靠领导来加封的，就连职称也算不得什么。
杨：真正的影响力是由人品与学养水平决定的。
范：你到了呼市才有机会认识妥木斯。
杨：岂止是认识啊，简直是崇拜。在内蒙古搞油画这个行业里面大家太知道谁是谁了。能到金高、王济达家里面看看他们的画，聊聊天，那就是接触到高人了。而看到妥木斯先生，那就相当于我们接触到了米开朗基罗。关键是他知道铁路上有一个小伙子画得不错，我这边也得找人看我的画，拜师啊。由于结识了妥先生，后来侯一民先生、詹建俊先生他们到内蒙古写生，我才有机会见到了他们画的画。他们办了个小型展示，也让我们参观了，那是莫大的荣幸，但他们画画时我们还是没条件看。
范：妥先生的画让你震撼。
杨：那是我平生第一次看到高质量的油画原作。画是在妥先生家里的一面墙上，一张十六开大小的写生，画的是北方农村很普通的一个小景。就是几块简练明确的灰色块，但让我惊奇不已。从那以后我就买了油画箱，经常到外面去写生。但自己真正动手画之后才明白，要达到那几块色彩的妙境真是不容易。它不但需要有高度的专业训练，更要有高尚的心性追求。色彩之美和人的心灵紧密相连，心里有美感，你才会对美的事物有美的反应，内心如果没有美感，那你画出来的充其量也不过是一块花布而已。
范：妥先生看了你的画后说了什么？
杨：他夸我说，你的色彩走到前面了，但是你的造型还得好好练。后来我说：铁路有一批人画画，妥先生，我们那里有好模特，你要不要跟我们一起画？他说好啊。来了以后画头像，我们是跟着后面看，跟着后面画。因此，一直到现在我跟妥先生的情感还是很不一样的。
看到妥先生画的颜色那么好看，那么妙，我就觉得自己没有才气，不行。但他说你得练，这个是可以练出来的。这个零距离的接触对我来说非常重要，一个是这位艺术家本身很纯粹，第二个可能是当时我画的有些东西还是值得他关注，得到了他的鼓励。我记得当时弄一批自己的画装裱一下，所谓的装裱就是弄点好纸把那些速写剪下来贴上去，晚上拿过去给他看。
范：那跟妥先生大概接触多长时间？
杨：上美院之前，差不多有三四年时间。
范：我想如果不把你带到呼和浩特，带到局里，而且一下给你这么好的启蒙老师，你很可能就没有今天。
杨：是啊！所以，学画画需要跟对人，走在正路上，因为路数对了之后油画感才能出来。
范：不好意思啊，妥先生欣赏你什么？
杨：也许是我这个人比较朴实吧，痴心学画。记得我创作过一幅画，我画的是雨天，下过雨的站台，一辆油罐车进站了，一个女孩出来举着信号灯接站。这是一个大半身的肖像，当时画得还挺激动的。为了画它我还到火车站去写生，画那个车在雨天的感觉。这个画的题目叫《送往迎来》。有人说画得挺好，有人说这个题目不好，过去红灯区上面挂的也是送往迎来。我说我不管，我画的不是那个意思。我说车站上不就是车辆往来，她出来接送吗？
范：那是哪一年？
杨：1975年。那是一次年画展，我开始画的是油画，妥老师还给我指导过，他说你这个天应该改一改，往紫罗兰色偏一点，因为车是绿色的。这一改之后画面就亮多了。画好之后在内蒙古出版了，还得了7块5毛钱的稿费。我大大地请了一顿客。当时画不重要，杂志上印出来太荣耀了。但后来杂志不知道放哪儿了，画也不知道放哪儿了。
范：连照片也没有留下？
杨：什么都没留下。很奇怪啊，这个东西到底在哪儿啊？说不定哪一天就会冒出来。不过，这个画在内蒙古影响很好，后来还改成了国画，改成了工笔画。改成国画后，代表内蒙古参加了在北京的全国美展，因为那年全国美展是年画展。它能选上，我特别高兴，它增加了我对画画的信心，我要做一个画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