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一本正经地碰杯，一本正经地喝酒，于是那些名人的声誉在烟雾中被放纵地撕得粉碎，其中有些碎片掉入正在倾听的孩子的怀里——但是今晚不行。今晚要补袜子和洗衬衣，看管孩子和安慰母亲，甚至在上床的时刻她得空坐在窗户旁看一眼明天要付印的清样时，查利还要走到门口，查利需要她。
“给我讲个故事吧，玛丽·安妮。”
“先得打你个耳光。”
“给我讲个故事。”
什么都行。敲锣的声音，圣保罗教堂的钟声，醉汉的喊叫声，摊贩的叫卖声，衣衫褴褛的补锅人敲着门喊道：“锅子和盘子。有旧锅旧盘吗？”那人边喊边绊了一下乔治和埃迪，他俩正在敞开的阴沟里玩纸船。连他们的母亲从门口赶走的那个熟悉的死气沉沉的身影都可以变成一个王子来迷惑查利的视觉。
“讲讲45年的事，还有那颗银纽扣。”
查利王子在战斗中打输了，而坎伯兰公爵赢了。她从来不在她母亲面前提这件事，因为她的母亲是麦肯齐人。一个麦肯齐人拥有王子衣服上的一个银纽扣。这就足够了。
“那个纽扣怎么样了？”她五岁时曾问过。她母亲不知道。她出生时，她所在的那支麦肯齐人来到了南方。他们同氏族失去了联系。因此玛丽·安妮为查利和自己编了一个故事。他们只要找到那粒纽扣，家族的财产就可以失而复得了。
“等我们找到了那粒纽扣，该干什么呢？”
“到处点上蜡烛。”
这些蜡烛会照亮整个房间，而不散发油味。这些蜡烛要在哔啵作响，熄灭后才被贮藏起来。
玛丽·安妮给查利讲了银纽扣的故事。然后点燃了蜡烛，双手捧着那卷清样，站在墙上的小镜子旁大声地朗读着。她母亲曾经说她说话难听，玛丽·安妮无法忘记这事。
“我说话难听？你指的是什么？”她问道，想为自己辩护。
“不是指你的嗓子，而是语气。那是巷子里的人说话的语气。你从那里的孩子那儿学来的。你继父没有注意到这一点。他自己也是这么说话的。”
她又一次遭到谴责，同她的继父、巷子、街道一起遭到了谴责。苏格兰的麦肯齐人是不同的。她的父亲，阿伯丁的汤普森先生也如此。
“这么说，他是个绅士了？”她抓住了那一点点离奇的事，与好时光有联系的事。
“他在绅士活动的圈子里活动。”她母亲答道。
这么一点不能说明问题。好时光啊，四点钟吃正餐啊，这些都不能说明问题。阿伯丁的普普通通的汤普森先生不能说明问题，他在对美战争中丧生也不能说明问题。
“你是说他是指挥军队的？”
“不能这么说，他是与军队有关的。”
也许是个顾问？策划者？中间人？那些小册子隐约地说起过这些人？有时称他们为间谍。那个曾经让她母亲有过好时光的汤普森先生不再是那么乏味了。他微笑、点头、倾听着；他用手遮着嘴轻轻地说出战争的秘密；他很聪明，他很狡猾。最重要的是他是位绅士。他说话的声音很有教养。他说话不像巷子里的孩子们那么粗俗。
“听着，查利，听我的声音。”
“你的声音有什么毛病吗？”
“别管那么多，听着。”
“h”是最重要的。母亲曾告诉过她。“h”和“o”和“u”。还有“o”和“i”连在一起的时候。
“‘我们从最高当局得知，在这次会议上，陛下的政府会到处寻找任何可以找到的棍子来鞭打反对派的狗杂种，把他打瘸，还不满足于棍子，捡起泥块……’”
“玛丽·安妮，你在读什么呀？”
“明天的清样。”
“可是我听不懂。”
“我也不懂。不过没关系。父亲说，看的人也不懂。别打断我。‘我们从最高当局……’”说着玛丽·安妮抽出铅笔——“当局”中的“r”不清楚[4]。
“有人在下面敲门。”
“让他们敲去。”
但是查利从床上爬下来，将脖子伸出窗外。
“一些人……抬着父亲……他受伤了。”
突然，他们听见了母亲惊慌的喊叫声，伊莎贝尔的哭声，乔治和埃迪朝楼上奔来。
“没事的，放轻松，不必惊慌。”
人们将他放在起居室的两张椅子中间，他脸上全是污垢，样子怪怪的。
“太热的缘故。”
“大夫会给他放血的。”
“他在拐角处摔倒了。”
“他马上就会清醒的。”
母亲无助地站在旁边。玛丽·安妮派查利跑去找医生，把其他男孩和伊莎贝尔打发到楼上，将他们关在屋里。然后她端来一盆冷水替她继父擦洗头部，而继父的朋友们再一次将事情的原委详细地告诉她母亲。
一会儿查利就带着医生回来了。医生显得很沉重，他咕哝中风之类的字眼，让玛丽·安妮和查利离开这房间——有病人的时候，孩子很碍事。
最后，人们将鲍勃·法夸尔抬到床上，经过放血和清洗，孩子们得知，总算不是中风，他不会死去，只是必须休息。他绝不能去工作，明天不行，下星期也不行，几个星期都不能去。当医生向她心烦意乱的母亲解释护理和饮食常规时，玛丽·安妮溜进卧室，握住了她继父的手。他的知觉已经恢复了。
“今后怎么办？”他说，“印刷所会找其他人来做我的工作。对他们来说，病人是没有用的。”
“别担心。”
“你得送个信去。有人得去送个信。去找戴先生，那个监工。”他闭上眼睛——他说话太吃力了。
玛丽·安妮走下楼去。她母亲无助地望着她。
“完了。”她说，“他们会付给他这个星期的工资，到此为止了。也许几个月后他才能复原，他的位置会被别人抢走的。在这一段时期内我们怎么生活啊？”
“早晨我就去印刷所。”
“你得告诉他们实情，说你父亲病了。”
“我会告诉他们实情的。”
玛丽·安妮小心翼翼地将清样卷了起来。她必须碰一下运气，也许每个字都是正确的。现在她已经熟悉所有的记号，空白处的小标记。但是在过去，清样送回印刷所以前她继父总要先看一下。她熟悉他的笔迹。“R”是斜写的，“F”带钩。她在清样的下端签上了名：“已校。罗伯特·法夸尔。”
第二天一早，玛丽·安妮洗了脸和手，穿上了节日的上衣。那缕缕卷发显得很柔软，使她看上去像个孩子。她用剪刀将它们剪去了，然后往后面站了站，看看镜子里的效果。好些了，但是还缺点什么，缺少色彩。她偷偷地溜进了隔壁的卧室。她继父在睡觉。她打开了她母亲的衣橱，那里挂着一件她从不在鲍灵客栈巷穿的礼服，这件衣服是属于好时光的，腰间有一束红色的缎带。玛丽·安妮将那根缎带扎在头发上，又看了看自己的形象。不错，缎带很适用。
她不让母亲和弟弟们见到她，偷偷溜出了家，腋下夹着那卷清样，朝舰队街走去。
3
门敞开着，她高兴上哪儿都可以，根本没有人注意她。印刷机正在工作，她在一间狭窄的长房间中瞥见了那个木头做的大怪物。大怪物旁边站着两个男人，有个男孩拿着一卷卷纸，传给那两个人。另外两个人站在附近聊天，还有一个男孩老是沿着窄窄的楼梯往上面的一间屋子跑，拿着白纸回来。人们提高嗓门才能让对方听见自己的声音，因为纸张通过印刷机时油墨棍发出“轧轧”的声音。
穿过那条通道，就在印刷房的对面，另有一扇门，上面贴着“闲人免进”。玛丽·安妮敲了敲那扇门。有人喊道“进来”，但是那声音是很烦躁的。她走了进去。
“你有什么事？”
说话很烦躁的人是位绅士。他穿着考究的上衣和丝袜，他那搽了粉的卷曲的假发用黑色的缎带扎着。另外一个人没戴假发，袜子是毛织品。
“我带了我父亲的口信。他病了。”
“你父亲是谁？”
“罗伯特·法夸尔。”
那位绅士耸了耸肩，转过身去。穿着朴素一些的那个人，也就是穿毛袜的那个人解释说：“休斯先生，鲍勃·法夸尔是我们最优秀的工人之一。排版和校对他都可以干，真倒霉。”
他转身问那孩子：“你父亲生了什么病？”
“他是在晚上病倒的。医生说，他有几个星期不能来工作。”
“把他的名字除掉。”那位烦躁的绅士说，他站在窗口剔指甲，“很容易找到替手的。把一周的工资给那孩子，让她走。”
衣着朴素一些的人显得很不安：“先生，我真不愿意永远失去他，他在我们这里干了好几年了。”
“没有办法，我们负担不起病人。”
“是的，先生。”
那人叹了口气，打开书桌的抽屉，取出一些钱：“告诉你父亲，我们很遗憾，如果他康复了再来找我们，我们也许能找点事给他干，但我们不能保证。这是他这周的工资。”
“您是戴先生吗？”
“是的。”
“我该把清样交给你。”
她将那一卷珍贵的纸递了过去，仔细地看着他浏览了一遍。她看见他看了一眼下端的签名。
“你父亲昨晚病倒之前看的？”
“是的。”
“这也是一种损失，休斯先生。鲍勃·法夸尔将清样带到家里去修改，我们就不必给第二个人付工资。”
“这么说，清样就得让另外一个人加班在这里改。把钱给那个孩子，让她走。”
戴先生将钱递给玛丽·安妮。“我很遗憾。”他说。
玛丽·安妮拿上钱，离开了这个房间。她并没有马上回家。她走出了大楼，在附近站着，观察着，直到她看见休斯先生出来，沿着舰队街走去。这时她走了回去，她再次敲了敲那扇写有“闲人免进”字样的房门，听到有人叫她进去。那监工正在书桌旁写着什么。他抬起头来，感到很惊讶。
“又是你？”他说，“我给你钱了。”
玛丽·安妮将身后的门关上。
“那份清样都对吧？”她问。
“你是指什么，都对吧？很干净。你有没有把它掉在街上？”
“没有。我是说，正确吗？”
“正确啊。已经送到印刷间去了。”
“没有错误吧？”
“没有。你父亲是一丝不苟的，所以我才不愿失去他。但是休斯先生是个无情的老板，你也见到了。”
“要是有人在这里改清样，那他得待到很晚，是吗？他会要加班费吧？”
“是的，但是他要的加班费没有我们现在付给你父亲的全职工资那么多。”
“那笔加班费在我生病的父亲痊愈之前可以让他和我们不挨饿。”
那监工盯着那孩子看。
“是你父亲教你这么说的吗？”
“不。是我自己想出来的。如果每天傍晚我到这里来取清样，带回家去让他修改，早晨再送过来。这对您来说是很适宜的，对吗？而且不必对休斯先生说什么？”
戴先生笑了，那孩子也笑了。那红色的缎带确实很漂亮。
“休斯先生在这里的时候，你为什么不提出来呢？”
“休斯先生会让我滚的。”
“你多大了？”
“十三岁。”
“上学了吗？”
“不。我父亲赚的钱不够送我们上学。”
“你可以去教堂办的学校。”
“我母亲说，那里的孩子很粗俗。”
戴先生不以为然地摇摇头：“你要是不上学，长大了会很愚昧的。每个孩子都应该学习读书和写字。”
“我能读能写，我是自学的。我能回去告诉我父亲你愿意支付给他看清样的钱，直到他复原吗？”
戴先生有点犹豫。他的目光又看到了那条红缎带，那双大眼睛，那奇妙的自信心。
“好吧。”他说，“我们先试一周。但是我不知道病人怎么能改清样呢。你知道，这工作可马虎不得。”
“是的，先生。我懂，我父亲也懂。”
“你以为，他能干吗？他得的不是中暑，发烧，或者类似的毛病？”
“啊，不是的。”
“那么，他得的是什么病？”
“他……他的腿摔断了，从梯子上摔了下来。”
“噢。好吧，今晚你要是来的话，我会给你一些清样带给他的。再见。”
玛丽·安妮回到家里，她的继父还在床上，窗户紧关着，窗帘拉得好好的，不让巷子里的噪声和气味传进来。
“大夫来过了。”她母亲说，“他说，没有什么事，只是需要休息和安静。你见到戴先生了吗？”
“是的。他说不用担心，在父亲生病期间他每周会付五个先令。”
“不干活给五先令一周？太慷慨了。”
那孩子走上楼去，将大红的缎带藏好。
在以后的三周中，玛丽·安妮在家人不知道的情况下修改清样，并且来来回回地将清样送给监工。然后，在第四周开始的一个下午，她刚带着弟弟们从街上回来，继父就从他那闷热的、不通风的卧室中喊她：“戴先生刚来过这里。”
“哎哟。”
“他显得很惊讶。他以为我是摔断了腿躺着。”
“我是这么告诉他的，听上去要比中风有希望一些。”
“我也不是中风，我是中暑。”
“中暑也不能改清样呀。”
“一点不错。”
玛丽·安妮一声也不响。鲍勃·法夸尔揭穿了她。
“戴先生谢谢我替他们改清样。我告诉他我没有改清样。这时我猜到是你在干。你干的时候有没有想到那很危险啊？两三个错误是可以溜过去的，但五六个就不行了。”
“我看四遍呢，白天又看一遍，再送到印刷所去。”
“没有错误？”
“没有。如果有的话，戴先生会告诉我的。”
“好吧。他现在知道是你干的。”
“他说什么了？他会怎么处置我？你会失去工作吗？”
“你得去印刷所见他。”
她换上节日的外衣，头发里束上了红色的缎带。查利，她的影子，正不安地看着她：“戴先生发现了你干的事，他会打你的。”
“不，他不会。我很大了，不会挨打的。”
“他会干点什么的。”
她没有回答。她跑出巷子，沿着法院巷来到舰队街，心脏怦怦直跳。要是休斯先生在那里该怎么办？休斯先生一定会命令别人打她的，他甚至会亲自动手。
休斯先生不在那里，在那间标有“闲人免进”的屋子里只有戴先生。
玛丽·安妮温顺地站着，双手背在身后。戴先生手里拿着几卷废清样。也许终于出错了。
“喂，玛丽·安妮。”他说，“我发现你一直设法蒙骗我们印刷所。”
“不是的，先生。”
“你为什么要骗我？”
“我们需要钱。”
“你父亲告诉我，你已经改了一阵子清样了，甚至在他生病之前都如此。你为什么要这样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