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像个天才】
马:杨黎,有必要轻松一下,现在我们做一个游戏。请你两只手十指互插,自然地交叉在一起,看看你是左手的大拇指还是右手的大拇指在上面。
杨:右手的在上面。
马:据说,左手的大拇指在右手的大拇指上面,表示你形象思维很强;右手的在上面,表示你逻辑思维很强。这是据说的。
杨:那你觉得我哪个思维更强?
马:这个问题是应该我问你的,游戏表明,你逻辑思维更强,你自己认为呢?当然,我也可以谈我的看法,你的形象思维很强,这句话等于没说,因为你的写作实践明摆在那里,大家都看得见。你的逻辑思维很强,这不仅仅是我对这次谈话的体会,你对诗歌、小说、语言的理解,建立在你对世界理解的基础上,并把这种理解上升为本学,这是杨黎超乎常人的本体论。因为超出常人,所以难免遭到误解,相信越来越多的人,会触摸到你这种抽象事物能力的边界。
杨:我们就当着游戏说下去,那么我觉得我的理性思维的确是很强。如果生长在一个热爱学习的年代,我可能会成为一个数学家。1977年、1978年的时候,有几件事能证明我这方面的能力很强。我实质上是个不怎么爱学习的人,成绩也不怎么好,但我平时比较喜欢看课外书,旁人就认为我文化比较高。有几个初中生,他们的父母总是叫他们有不懂的东西就问我,书拿来的时候我怎么会懂呢,我就说你把书放下来,我现在在洗脚,你先回去,那么我脚泡在盆里就一边琢磨这本书,上下左右看一看,等他回来后,我就基本上能够讲出个道道来。还有,那时候,报纸上喜欢搞智力测试题,其实没什么智力,就是另一种形式的数学题,比我大好多的老青年,经常说你做得起吗,做得起就给你一毛钱。第二天,我做的跟报纸上的答案一样,我是用另外一种方式做出来的,就拿他一毛钱,这样坚持了十天半个月的时间,所以我觉得我还是逻辑思维要强一点。实际上,这都是说着好玩的嘛,一个人没有那么简单的逻辑思维,也没那么简单的形象思维,人有的只是自我暗示。比如有些恶习,好像觉得天才也就这么样,于是就跟着模仿,这种模仿到最后,就真的成了他的毛病。对我来说,哪有什么形象思维和逻辑思维的分别呢?
马:很多人都称你为天才,感觉你好像也最敢于当仁不让,你自己以为呢?
杨:面对很多被称为天才的人,我比较汗颜,但面对自己的成长,我很自信。我就想不清楚,人的才华的部分它来自哪儿呢,但也有机遇刺激,面临很多事。如果说天才就是天赐的才能,我真的有点恐慌,孔夫子说生而知之上也,他又说他自己也是学而知之的,生而知之仅仅是孔夫子形而上的命题,他承认这种绝对。比如说我杨黎,也不是生而知之的,我怎么能叫天才呢?
马:既然有人承认了绝对,世界上就有天才了?
杨:肯定有嘛。所谓一个人的天才,我是这样理解的,我举个例子吧。你一开始提到食指……
马:是这样的,今天我是跟你谈杨黎的北京进行时,谈杨黎在北京,很自然就想起了食指的那首诗,几点几点的北京。
杨:好啊……那么,我对食指他们是很不以为然的。20世纪70年代末的时候,我看到一本杂志,可能就是《中国青年》,到我手上已经很破烂了,里面有一篇文章是批判“垮掉的一代”的,说他们在服食大麻以后这样写诗,“我看见我三条腿在走路”,这句话我当时也记住了,但对我的写作没产生影响。当时我还在弄七句八句、清平乐沁园春那种东西,1980年,我突然想写新诗的时候,这个句子一下就跳出来了——我看见我三条腿在走路——就这个句子,启发了我诗歌最初的写作形式、陈述的方式以及选择语言的方式。这首诗相信很多人都看到过,食指他们一帮人是应该看见的,而且他们有更多该看见的东西,但他们实际上写得很差。食指的诗歌,我不作横向比较嘛,他总是说他是1962年写的、1972年写的,那你和40年代人写的比一比,都比你写得好,这种伪造的历史观,其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塑造自己。所以我很不喜欢朦胧诗那批人,很多人没有接受过他们的影响,这点上,我很同意很多人的观点,我认为朦胧诗就是一个中国现象嘛,对中国每一个具体写诗的人来说,他未必就和朦胧诗有什么关系。比如我自己就是受惠特曼的影响开始的,刚才说的金斯堡的那句话,仅仅是一句话对我的启迪。我还曾经坐在别人家门前看了十多分钟的《草叶集》,我叫他卖给我,他不肯,我就回去了。一两个月后我开始写诗的时候,惠特曼的影响就咚咚咚地跳了出来。就这么简单,所以你说到天才,天才是对才华的一种尊称,说到这种情况,我肯定是有才华的,我像个天才;如果说天生的才华,也许吧,就像我天生要遇见马策,仅仅只是我在39岁以后才见到你而已。
【北京的风很大】
马:呵呵,遇见就是缘啊。现在请你谈谈北京生活吧。
杨:好啊,其实我最愿意跟你谈生活、拉家常什么的,刚才有些问题比较复杂。
马:北京的风大吗?
杨:呵呵,你这个问题……不大的,我告诉你。
马:对不起,我套用了那个小有名气的影碟名字提问,一不留神像个知识分子。
杨:我知道,那我就老实告诉你嘛,不大的,因为它比我想象的小多了。去年春天的时候,刮沙尘暴,有一天天昏地暗的,我就打电话问万夏,这就是沙尘暴吗?万夏说刚开始,好戏还在后面。
马:今年好像还没开始吧。
杨:还没有。所以我就等了很久,后来夏天来了,美丽的秋天也过去了,大沙尘暴还没有刮起来。去年就这么一天。我一方面好像跟自然随意而处,一方面又有点压制它的东西。2001年我写了一首诗《我等待着北京今年的一场大雪》,其实那年的冬天北京一直没有下雪。12月初,我从成都回来,当天北京突然下了一场大雪,造成交通混乱,我就把这场雪和北方的大雪连起来,结果那场雪之后再也没下了。我感觉北京的冬天温暖得像春天,经常出汗,然后穿着T恤在家里跑来跑去。
马:那是室内有暖气,热的。如果把你在北京的写作,看成是在北京造风,你觉得这个风大吗?
杨:这个应该很大嘛,希望大家帮我吹吹气,把它煽起来,这样风就更大了。
马:现实的风不大,写作的风却很大,这样很好啊。除了写作,平常怎样生活?看碟吗?
杨:很少,找不到卖碟的地方,也找不到租碟的地方,跟我同居的看的碟,我又不怎么喜欢,她兴趣和我有差异,所以我就变成一个不爱看碟的人了。
马:北京生活跟成都生活哪儿好?
杨:我在成都生活了39年,可能最多就写了50万字,在北京生活了一年零几个月,写了近百万字,我发现一个太舒服、闲适的地方,它不利于写作。但是人活着就是为了写东西吗?这也是个很奇怪的事情。反正我在北京没有什么娱乐。
马:在成都呢?
杨:在成都我生活得很愉快,每天上午11点钟左右起来,可以写点东西,吃过早饭加中饭之后,下午2点左右,三四个朋友就吆喝着去茶房、茶铺,因天气而异,有太阳就去茶铺,没太阳就去茶房,而成都是经常不出太阳的,所以我们经常在茶房里喝茶、下棋、打牌,然后等待晚上吃饭。
马:吃完饭以后干吗啊?
杨:泡酒吧。
马:喝什么酒?
杨:喝啤酒,也喝洋酒,根据经济而定。
马:都跟哪些人在一块?
杨:我朋友实际上是很广的,所以每天有的喝,跟一帮纯粹的朋友,有的是从小长大的,有的是中途认识的,做生意的朋友,社会上的朋友,各界的嘛。还有一种就是写作圈内的朋友,比如何小竹、石光华等一大群。
马:就是闲聊为主的聚集。
杨:对,闲聊啊。在成都有一个县,那里的土话管喝茶叫吹茶,吹牛的吹,来,马策,吹茶,我们叫吹壳子,谈话嘛,也就是摆龙门阵,人都需要交流嘛。
马:打发时光,也是一种很感性、很日常、很舒服的世俗生活,我也很喜欢这种生活。
杨:时光就是用来慢慢打发的。不然你说时间拿来干啥子?
马:在北京呢?都跟哪些人交往?
杨:在这里我交往很少。
马:没法找到成都的感觉吗?
杨:找不到了。这里有这里的喝法,有这里的舒服,每个地方待着的人都有他们的道理,我只是没找到嘛。我在北京主要是靠很多新朋友在活。
马:哪些啊?
杨:像华秋啊,竖啊,张三张肆啊,他们基本上是我去年最好的朋友。
马:也是你的小兄弟。
杨:我不喜欢用这种词语评说我的朋友。
马:这个没有评说色彩嘛。
杨:就是写作的朋友,“橡皮”的朋友,围绕着“橡皮写作”的朋友,包括你嘛,你到了北京以后,我们也愉快地相处嘛。
马:当时是怎么想到来北京生活的?
杨:爱情嘛,网恋嘛,这是最主要原因。
马:说说看。
杨:这没什么好说的,大家都知道啊。另外就是想换个地方待一段。我在成都实在待得太久了,从生下来一直待到2001年8月,整整39年,这期间我没有本质意义上的离开成都,出去旅游不算嘛,总的加起来也没有离开过三个月啊,就是说没在另外一个地方待过。
马:还有个想法就是到北京写作?
杨:写作在哪儿都行,现在我回到成都也可以写。写作的障碍,我以前理解成这样那样的原因,其实最主要的障碍就是写字工具的原因。我以前的理解,甚至包括韩东他们对我的理解都是错误的。并不是因为喝酒、喝茶太多了,实际上我在北京发呆的时候也很多,喝酒的时候也不少,它不影响写作的,以前仅仅是因为没有电脑,用笔写字写得很难受,就这么简单,我字又写得不好。
马:韩东大致是说你一天到晚在茶馆、酒桌上泡,浪费时间,影响了一个天才的劳动吧。
杨:这是韩东的那什么鞭策嘛,我今天可以借你这个机会告诉韩东,告诉何小竹,告诉我所有的朋友,当我学会电脑以后,我发现,写东西就完全走上了高速公路。
马:在北京怎么生活?这次我是指经济来源。
杨:一点稿酬嘛,再加上我跟女朋友同住……
马:节约了生活成本。
杨:床虽然是两张,哈哈哈,房子就不需要一人租一间了嘛。
马:金钱上会觉得紧吗?
杨:太紧了。我不同啊,向毛主席保证,说句真心话,我的紧张不是来自我个人,而是主要来自我的……算逑,说这些干啥呢?我相信我会好起来,我认为我是一个很潇洒的人。
马:所以对《向毛主席保证》的稿费抱有很高的期望?
杨:不仅仅是对《向毛主席保证》这本书,而是对我的《长东西》这一系列的书,第二本,第三本,第四本,对这一整套抱着很高的期望。我认为它们基本上是我下半生的摇钱树,不用摇很多钱,而是把生活摇够了这种要求,但不小心得个金娃娃,我也是很高兴的。
马:这套书岂不是三部曲、四部曲?有大致的设想了吗?
杨:没有。我是这样想的,小说写这几部就够了。
马:这套书写完,你的小说写作可以告一段落了。如果还有个远景规划什么的,到那时你最想干什么?
杨:耍。
马:写不写诗?
杨:写诗歌也是耍。
马:呵呵,是。抽根烟,就最后两根了,真叫烟不欺人啊。你平常抽什么烟?
杨:我是那样的,对酒啊、烟啊好像没有固定的爱好,必须抽哪种的,必须喝哪种的,现在主要抽中南海烟,因为它合适,便宜。
马:一天抽多少?
杨:我烟瘾比较大,一天三包。你看我这包抽完了,是我自己抽完的,你那包抽完了,是我帮你抽完的。
马:描述一下杨黎在北京一天的生活状态吧。
杨:哪一天?
马:随便哪一天。
杨:比如说今天吧。今天早晨挺早就醒来了,因为前天我睡得太多了。前天晚上我一个人喝了三瓶啤酒,然后8点多钟就睡觉了,睡到10点多钟时朋友打来电话,我说天都没亮你打电话来干什么啊,把别人吓了一跳,他说你睡这么早干什么,10点多钟就说这种梦话。所以我前天睡得太多,昨天晚上就睡不着,5点多钟就醒来了,但没起来,在床上浮想联翩,然后9点多钟为《向毛主席保证》写了一个类似广告一样的推荐文,贴在橡皮上。后来张三打电话过来,问我在干吗,我说在家里,他说干吗啊,我说待着,他说写东西啊,我说这两天没有什么好写的,他说那我过来,我说那就过来玩嘛。但我跟你是约好的嘛,然后你就过来做这个采访,反正等下晚上我们再找个地方喝点酒。
马:哈哈哈,你描述的是一篇很不错的流水账……中午吃饭了吗?自己做的?
杨:平时基本上自己做饭吃,但今天中午恰好没做,在外面吃了点水饺。
马:你觉得现在最缺什么?
杨:钱。
马:女人不缺。
杨:我现在基本没考虑这个问题,饱暖思淫欲,我饱暖没解决的时候,淫欲这个东西对我来说有点像别人的生活。
马:还想在北京生活下去吗?
杨:刚才也说了,来北京是为了爱情,实际上在哪儿生活我个人无所谓,只要身边有朋友,只要能待得下去。说更现实一点的,来北京十多个月,我还没有找到待下去的方式。我可能随时都会回成都的。我是不是比较笨?
【一个备注】
这个谈话到这里基本上结束了。当然还有一些问题,但我在整理录音的时候,发现带子空转,发不出声音来,可见,剩下的那些话未能被记录,它们好像没被谁说出过。还有,我也只记得最后一个问题了——这很奇怪——那也是个游戏,我写了20个词,分别写在小纸片上,并团成20个小纸团,让杨黎随意挑选11个,然后即兴说出它们对他意味着什么。这些词是:市场、橡皮、光熙门北里、2003、他们等等。很可惜,这个有趣的回答没有了。杨黎说,没有了肯定是有原因的。我认为,这的确很符合杨黎为人、为文的自在方式。所以我们没做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