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线建设的起因是复杂多样的。大部分学者除了从全国三线角度认为备战和改变工业布局是三线建设的两个主要原因，也从四川独特的资源、战略等优势方面分析了四川成为三线建设重要省份的原因。宁志一认为，四川的特殊地理位置及资源优势成为党中央考虑经济战略纵深配置的首选省，强调了第一代领导人决策三线既有备战的因素，也有改变中国西部地区经济落后面貌的强烈愿望。（宁志一，《论三线建设与四川经济跨越式发展》，《中共党史研究》，2000年第4期）。徐涛认为，四川在三线建设时期地位得以凸显，跟四川自身的地理环境、中共领导人的战略考虑及中国周边局势的变化有关。（徐涛，《四川三线建设略论》，《前沿》，2012年第2期）。何莉宏、冷伟认为，四川被誉为“天府之国”，由于其独特的地理位置、丰富的自然资源及较好的经济基础，成为三线建设规划中的一个重要省份。（何莉宏、冷伟，《小议四川与云南贵州的三线建设》，《社科纵横》，2011年第3期）。
（二）四川三线建设的实施过程和概况
三线建设的实施、调整时间跨度大，建设过程复杂，一些论著对其进行了描述，但并不细致。《中国共产党四川历史》第二卷介绍了四川三线建设的决策实施过程。何郝炬等人主编的《三线建设与西部大开发》第六章具体介绍了四川三线建设的开展与实施情况。一些学者的论文也有一些记录。如樊丙庚记述了四川三线建设的组织过程和概况（樊丙庚，《四川三线建设》，《城市规划》，1988年第6期）。
（三）四川三线建设的总体评价
学者们大多综合分析了三线建设的正面效应和负面效应，普遍认为四川三线建设有利于国防安全，促进了西部内陆地区的经济发展。同时，也有研究者指出，三线建设规模铺得过大，战线拉得过长，造成了严重的浪费与遗留问题；在布局方面过分强调“靠山、分散、隐蔽”，留下严重后患；忽视经济规律和科学管理，片面强调战备需要和军事化管理，使得经济效益和配套水平、综合能力低下等。宋宜昌的《三线建设的回顾与反思》论述了四川（含重庆）的三线建设成就，并从军备费用的角度将中国与美苏比较，得出“中国的发展成本都较低，成就都较大”的结论（宋宜昌，《三线建设的回顾与反思》，《战略与管理》，1996年3期）。由倪同正主编、王春才顾问，四川人民出版社2013年出版的《三线风云：中国三线建设文选》，收录了郑友贵、陈东林、段娟等三人合作的《历史与现实结合视角的三线建设评价——基于四川、重庆三线建设的调研》一文。该文在对川渝两地的三线企业进行考察、分类的基础上，将其置于历史和现实的大背景下进行分析，认为从生产力区域布局的战备构想、促进西部大开发和区域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实际绩效看，对三线建设应予以积极肯定。本书中有三篇文章以攀枝花和攀钢为典型范例进行了分析论证，段娟、王蕾、叶明勇三位学者分别著有《坚持发挥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三线精神的核心内容与现实意义》《攀钢改革的历程及其成效》，着力点都放在三线建设者用他们的伟大实践创造出来的宝贵经验上，认为当年三线建设在如今西部大开发的高潮中乃至全国深化改革的实践中，仍然具有普遍的积极意义。当然，一些作者也总结了不少教训。例如，樊丙庚《四川三线建设》得出了四川三线建设中工业布局没有做到基地化，没有城市概念，先生产、后生活，生活向农村看齐，仓促上马、建设前期工作效果很差等教训。
（四）三线建设的调整改造
对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四川三线调整改造，学术界也有一定研究。卢周来对四川三线建设与改造的关系进行了分析，认为始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的三线建设为四川现代经济发展奠定了基础与潜力；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三线改造，又给予四川省经济发展以直接的带动力、推动力，并使之走向外向型发展道路（卢周来，《三线建设与改造对四川经济的影响及启示》，《军事经济研究》，1996年第7期）。三线调整改造涉及许多问题，已有学者研究了三线企业“半边户”家庭的生活问题、下岗职工的生存现状、三线人的身份认同与构建、三线单位的社会特征与社会生活和企业搬迁等问题。
（五）三线建设与西部大开发对比研究
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后，有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关注三线建设，把三线建设与如今的西部大开发加以比较研究。但具体就四川三线建设与西部大开发对比研究的还是比较少。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是何郝炬、向嘉贵主编的《三线建设与西部大开发》，认为两次大开发虽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战略目标、体制背景、采取不同的方式进行的，但二者有着紧密的内在联系，并且在回顾四川三线建设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了实施西部大开发的建设性意见。王庭科通过分析四川三线建设的一些实例，指出三线建设堪称西部大开发的先行，为西部大开发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和教训，认为西部大开发不是三线建设简单的重复和延伸，不能走计划经济的老路（王庭科，《三线建设与西部大开发》，《党的文献》，2000年6期）。
（六）四川三线建设的区域研究
近些年来，不少研究者通过挖掘四川各市州三线建设档案材料，对各地三线建设的历程进行了回顾，并就三线建设对当地的影响进行了探讨。其中，攀枝花三线建设研究的成果最多。例如，宁志一从经济决策的角度对开发攀枝花这一问题进行深入的探讨，从开发建设攀枝花的时机、攀钢建厂地点的选择、管理体制的形成三个方面论述了中共中央开发建设攀枝花是一个创新、科学合理的决策（宁志一，《论开发建设攀枝花战略决策的形成》，《当代中国史研究》，2001年3期）。刘吕红、阙敏分析了三线建设与四川攀枝花城市形成的关系，认为攀枝花是一座年轻的资源型城市，其形成与三线建设紧密相关。攀枝花城市形成路径以攀钢基地为基础而形成攀枝花城市。影响攀枝花城市形成的因素主要有四个：形势判断是背景；资源禀赋是基础；区位特别是条件；政府组织是动力（刘吕红、阙敏，《三线建设与四川攀枝花城市的形成》，《唐都学刊》，2010年6期）。还有学者以攀枝花市为个案，指出可持续发展和发展循环经济生态城市是因三线建设而兴，特别是资源型城市的一条发展之路（杨景全、李仲先、何青，《关于对三线城市建设循环经济生态城市的思考》，《攀枝花学院学报》，2005年第6期）。向东对攀枝花地区的三线建设情况进行了综合研究（向东，《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攀枝花地区三线建设论述》，四川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此外，学者也对四川其他地区三线建设及其影响进行了研究。如从李秀中《成都60年：从三线建设到城乡一体化》一文中，可看出三线建设为成都城乡一体化奠定了坚实的发展基础（李秀中，《成都60年：从三线建设到城乡一体化》，《第一财经日报》2009年9月23日A14版）。王小蓉认为广安因其丰富的资源优势和独特的地域优势而成为四川三线企业布点较为集中的地区，为三线建设作出了突出的贡献。三线建设也对广安经济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王小蓉，《略论三线建设在广安的发展及影响》，《中共党史研究》，2013年3期）。崔一楠、李群山《1965年四川广元对三线建设的支援》一文，分析了三线建设过程中广元地方党委政府和广大群众发挥的作用，说明了广元这个三线重镇在四川三线建设时期的重要性和重大影响（崔一楠、李群山，《1965年四川广元对三线建设的支援》，《当代中国史研究》，2014年第2期）。
（七）对四川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
近年来，有不少研究者针对三线建设对全省、各地市州经济社会发展和城市化、现代化的影响进行了探讨。《三线建设铸丰碑》（王春才主编，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一书收录了原四川省计经委主任、四川省政协副主席辛文的《三线建设与四川产业基础的形成》一文，认为四川产业基础的形成得益于三线建设。原四川省三线建设调整改造规划处处长赵伟的《三线建设铸成四川强大经济支柱》也认为三线建设带动了四川的经济发展。宁志一、刘晓兰则认为，三线建设给四川现代化建设带来了一次前所未有的机遇，极大地改变了四川经济的落后面貌，使四川在中国经济格局中的地位迅速上升（宁志一、刘晓兰，《论三线建设与四川现代化进程》，《党史研究与教学》，1999年第6期）。宁志一还指出，四川以三线建设为契机，使本地的现代化建设上了一个大台阶，同时20世纪80年代以来市场经济对三线企业来说机遇与挑战并存（宁志一，《论三线建设与四川经济跨越式发展》，《中共党史研究》，2000年第4期）。周明长认为三线建设在四川省的全力推进，不仅使城市借此跃入国家工业化的主流进程，而且使其城市体系得以重塑。重工业城市快速崛起，成为四川省城市现代化的显著特征（周明长，《三线建设与四川省城市现代化》，《当代中国史研究》2014年第1期）。有学者认为，三线建设的全面起步也开启了攀枝花的城市化进程（杨学平，《论三线建设与攀枝花城市化进程》，《濮阳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1年第6期）。还有学者分析了三线建设企业和地区如何辐射周边的落后地区，为开发西部作贡献。李星星、罗勇主编的《攀西裂谷上的生长点——攀枝花经济辐射及民族关系》（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一书从社会学、民族学的角度研究三线建设企业和地区如何辐射中西部的落后地区的阶段性成果。
（八）党和国家领导人与四川三线建设
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三线建设的决策和实施，凝聚了第一代中央领导核心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及彭德怀等中央领导人在当时复杂国际国内形势下的战略思考和筹划。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三线建设的调整改造，体现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与时俱进的开拓与探索。四川作为三线建设重中之重，党和国家领导人高度重视，亲自视察，因此，对三线建设与领袖人物的相关研究得到了学术界的重视，也有较多的研究成果，其中口述与回忆颇具特色。《三线建设铸丰碑》一书中，徐驰《重游攀枝花，怀念周总理》、王春才《彭德怀在三线》、胡昌旭《一个重大的战略决策——薄一波同志回忆中央关于开发建设攀枝花的决策》、管开智《朱老总关怀泸天化》、《功盖天地、情暖二滩——我国两代领导人视察二滩纪实》等，既有研究成分，也有亲历者的口述成分。
（九）三线工业遗产的保护与开发研究
三线企业搬迁以后，不少原来的遗址也陷于封闭和荒废之中。如何利用这笔丰富的工业遗产，也成为学者们思考和研究的内容。王成平以广安三线工业遗产为例，对工业遗产的保护问题进行了探讨（王成平，《20世纪工业遗产保护刍议——对以广安三线工业遗产为例》，《四川文物》，2009年第1期）。孙霞、李群山认为，三线建设为绵阳建立国家科技城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三线建设时期留下的大量遗产亟待更好地保护、开发和利用。绵阳三线建设文化与精神应当成为绵阳新的文化名片和品牌（孙霞、李群山，《论绵阳三线建设文化遗产及其保护与开发》，《福建党史月刊》，2014年第16期）。
（作者单位：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
浅议三线建设与成都的发展和变迁
◎陈鉴 黄蕾 王媛
一、三线建设对成都经济社会发展的有力驱动
三线建设开始实施后，国家采取迁建、新建、改建和扩建等多种形式，相继从沿海及全国各地全部或一分为二向成都区域迁入企业15个。其中：航空类4个，机械类8个，电子类3个。这些企业在成都军区国防工业办公室和省革委生产指挥组国防工业办公室、重点建设办公室的领导下，为增强成都科技创新实力，推动成都城市实现从传统的商贸型城市向现代工商业城市的社会经济结构转型，为成都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发展现代高新技术产业奠定了工业经济基础。
（一）轻重工业得到重新布局
成都过去一直是个消费型城市，没有什么工业基础。1949年以前，成都全市工业总产值仅为1.08亿元，其中小手工业户1.4万户，占了全市工业总户数的98.8%；机械化、半机械化生产的工厂企业仅有一些规模很小的纺织厂、发电厂、提供修理服务的机械厂、汽车修配厂、农副产品加工厂、砖瓦厂。
1953年，国家156个重点项目中有4个落户成都。同年，一大批大型企业在成都东郊破土动工，当时东郊成为工业集中开发的热土。
1959年成都进入“跃进”式发展时期，工业建设热潮第一次急剧膨胀。经过“一五”“二五”时期的大规模建设，成都工业从小到大，从弱到强，而且产业配套逐步完善，初具雏形和规模，为后来的工业发展奠定了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