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人被迫到日本做苦工，本来就苦不堪言，吃不饱，穿不暖，每天做工12小时以上，过着非人的生活，但日本人不但不同情，反而经常虐待他们，对这些手无寸铁、骨瘦如柴的劳工非打即骂。
袁甦忱担任炊事班长，很少到工地上去，但看到自己的同胞被打伤打残，他感到非常难过。
1944年8月中旬，有一天将近中午，袁甦忱看到中队长崔儒臣从工地方向怒气冲冲地回到住地，脸色非常难看，鼻孔有血迹，衣服也被撕破，裤子上满是泥土。袁甦忱问他发生了什么事，他没有回答，就躺到自己床上，扯开被子蒙起全身在里面哭泣。追问几遍他才说：“几个日本人和朝鲜人把我打了一顿，他妈的，活不成了！”袁甦忱叫他把详细情况说了一遍，原来他在工地上看到日本工头打我们的人，就上去制止，但凶残的日本人不容他干涉，就随手打了他，当他说明自己是中队长时，更惹恼了日本人，又招来了几个人狠狠地把他揍了一顿。
袁甦忱心想，一定要组织一次反虐待斗争，这不仅仅是给中队长报仇，而是要团结大家一致向日本人展开斗争。在他的组织下，经过大家研究讨论，决定立即成立一个十人组成的请愿申诉小组，袁甦忱和一名懂一点日语的班长作主要发言人，由袁甦忱带队马上去找驻火车站的工地总指挥飞岛，控诉大家所遭受的虐待，要求惩办打人凶手。
一个叫佐滕的管理人员害怕了，他绕近路从山坡上跑下来，拦住袁甦忱他们。袁甦忱说：“我们要到作业所去向飞岛先生控诉你们，今天打伤了我们中队长，正躺着不能动，你们必须请医生，马上给队长看病。”看到大家的愤怒情绪，佐滕便心平气和地说：“这件事我们已经知道了，并已打电话报告作业所，可以让他们派医生来，你们就不要去了。”大家不同意，嚷着一定要去找飞岛，佐滕说：“飞岛先生下午就要来，我可以再打电话催，请你们先回去等吧。”
从佐滕的态度看出来，他们害怕劳工真闹起来影响工程进度。大家又作了一些研究布置，如果飞岛来了，由袁甦忱等十个人与他谈判，如果他今天不来，明天就罢工，并明确提出几项要求：一，惩办打伤中队长的凶手；二，对过去无故打骂虐待现象，要公开赔礼道歉；三，保证今后不再发生虐待人的事情；四，对中队长和被打人员，特别是已致残人员作彻底治疗。
结果那天飞岛没有来，最后佐滕表示：“过去有的监工打人是不对的，这次打了中队长，一定向你们道歉，今后不会再有打人的事件发生。”并答应第二天上午就把打人者带来赔礼道歉，“明天上午你们可以晚上班，等问题处理之后再去上班，希望大家好好干活，不要影响工程进度。”
第二天，大家都没有去上工，到八点多钟，他们来了五六个人，其中两名警察带着昨天殴打中队长的那个人。他们先到中队长床边，让打人者向中队长鞠躬道歉，同时让大家集合，站成一个半圆形队伍，佐滕向大家讲：“过去这一段时间，因为我们没有教育好工作人员，给大家增加了痛苦，昨天还打了你们中队长，今天已向中队长赔礼道歉，现在向全体表示赔礼道歉！”说完，叫警察把那个人带到队伍前面，向队伍的左边、中间、右边各分别深深鞠了三个躬，并说了几句道歉的话，又连连鞠躬。
通过这次斗争，日本监工人员对大家打骂的现象基本消除了。
（三）
这批劳工中有一半是被俘的八路军，其中还有一部分是地方干部，或是八路军的友军，很明显这里面有相当数量的共产党员，只是没有暴露而已。到日本后，没有军队武装直接监押，战俘们互相说话都比较随便了。在来时的轮船上，袁甦忱和几个被俘的共产党员一起谈过，提到在可能的情况下，要将这些党员组织起来，以便今后遇到意想不到情况时，可以作为应对各种情况的核心。
8月初，二中队由袁甦忱提议建立了被俘党小组，这个党小组的建立分了三个步骤。
第一步进行调查了解。调查的内容包括到底有多少共产党员，以及他们在被俘过程中的表现，是否暴露了党员的身份，有没有出卖组织和同志的行为，有没有叛变的行为，以及现实表现等等。这一步开始有些困难，因为不能直接问，必须从侧面了解才行。有些人是集体被俘的，只要确定其中一名是党员或干部，很快就掌握了那一部分人的政治情况。通过一个多月的了解，二中队98人（路上死去2人）中被俘的中共党员有11人。
第二步是互相谈心，了解每人的具体情况。是哪里的人，何时参加什么工作，何时入党，在党内党外担任过什么工作等。通过谈心，对每个人的情况都有了比较彻底的了解，也掌握了大家对建立组织的态度和认识。这一步也是秘密进行，因为中队长崔儒臣是反共的国民党，大家时刻在他的控制和监视下。经过谈话，大家发现两名被俘党员有问题，其中一人在敌人审讯时表现不够坚强，向敌人透露了一些真实情况，是经不起严重考验的，另有一人虽然在被俘时表现不错，但现在与崔儒臣关系很密切，逢迎拍马，引起大家反感。
第三步就是正式建立党的小组，袁甦忱为党小组长，把九位没有问题的先吸收进来。党小组明确了几个问题：一，指导思想。任何时候不能忘记自己是一名党员，决不做叛变祖国和人民的事，要团结群众，提高胜利信心。二，组织原则。要严守秘密、单线联系，坚决执行组织赋予的任务。三，现实任务。坚定信念，克服困难，共同对敌，消极怠工，破坏物资，拖延工期。大家确定，1944年8月1日为正式建立小组的日期。
日本当局对打通隧道这项工程非常重视，不惜一切代价打算在一年之内打通，因此一切物资都源源不断地运到施工现场。
被俘党小组成立后，大家悲观情绪减轻，胜利信心增强。党小组要求对敌人的物资进行秘密破坏，开始只限于诸如水泥、炸药、雷管、导火线、工具、机械零件等一些较小的东西，对大型的设备还没有提出明确破坏要求。成立后的第一个月，他们就破坏水泥100袋，将水泥纸袋扎破洒水或扔下山洞，扔散炸药、雷管，破坏电线造成停电事故等不计其数。
为保证工程进度，日本人专门耗巨资修建了一条高空索道。劳工每天约有三分之一的力量投入到高空索道的起点和终点，不停装卸物资。如果索道停止运转，那么这项工程肯定会受到很大影响。
没想到的是，1944年10月初的一天上午，在高空索道这头的施工点，一个班正在索道终点上忙碌着，突然“轰隆”一声巨响，固定索道钢绳的特大轮盘一下飞了起来，被钢绳的巨大拉力带出，远远地甩在半山坡上，粗大的钢绳沿着固定在山顶上的支架飞奔滑下，并发出巨大的声响，紧接着靠近终点的几个大铁架也随着倒塌，庆幸的是没有人员伤亡。由于这次事故，使工程进度延缓了二十多天。
后来才知道，这是一名党员采取破坏行动的结果。他在索道终点工作时，发现大圆盘上底部不显眼的地方，有几个很大的螺帽，起着固定大圆盘的关键作用，这几个螺帽都画有一道红线，与固定盘上的红线对应，日本人在检查设备时，看到两条红线错位，就立即拧紧。有一次，这位党员上夜班，在日本人不注意的时候，用一个大扳钳把几个螺钉都倒转了一圈，虽然两条红线仍然对齐，但从外面是看不出这一变化的。他的这个小动作，没想到达到了这样大的效果。
到1945年初，挖隧道的人已开始模糊地听到对面钻探的声音了，随着时间推移，声音越来越近，越来越明显，说明两面打通隧道的距离已不太远。有一天，双方的钢钎几乎同时钻进了对方的隧道，开始是一个小眼，慢慢钻成了一个洞，可以钻进一个人头，又慢慢形成了一扇门，人可以弯着腰过来过去。
袁甦忱是炊事员班长，不管洞里的事，但他专门进去看了看，两条隧道打通相接的地方，完全在一条直线上，他在心里真心佩服日本人的设计水平。
又过了几天，东西相邻隧道完全打通，人员可以从隧道里互相来往，但日本人控制得很严，不允许随便串联。西邻是一中队，东邻是谁呢？隧道打通之后，两边的人见面说了话，才知道他们是从石家庄俘虏过来的。
过了几天，一名党员向袁甦忱汇报了一个惊人的消息，说是听到东面那个队的人讲，他们企图组织一次大暴动，但消息走漏，有四五个人被捕了。
袁甦忱听到之后，感到很震惊。有天下午，他带了一名党员从隧道里向东走去，随着换班的人群顺利到达东边中队住的地方，并找到了那个中队的中队长，了解到了这个惊动日本当局的事情。从石家庄收容所来的共有500人，编为五个中队，大家挖的是同一条隧道。东边中队里有一名原八路军晋察冀某分区的政治指导员，是个老共产党员，名叫李强。他看清了敌人这个工程，如果放水发电，就会给日本增加巨大的能源，增强其侵略其他国家的物质基础。这不仅对中国，也是对全世界的危害。因此他下决心不让这个发电站发电，就想办法要把它炸毁。
在当时的条件下，想要炸毁这座发电站绝非易事。他开始在队里物色与自己志同道合的人，他找了几名我党被俘干部，先秘密交谈，后又提出想法，很快统一了意见，一致认为最好的办法是采取爆破手段，用大量炸药炸毁发电机器，这个计划准备在五月份实施。
但后来其中一人在偷捆绑炸药的工具时，被日本人发现，问他拿这个干什么，他显得非常紧张，满头出汗、身子打战，日本人就把他交到警察那里，经过一番威胁动刑之后，他说出了实情。日本人大吃一惊，当天夜里就将李强等五人逮捕。日本人审讯的时候，李强同志承担了全部责任，说他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就是要破坏发电站，并义正词严地说，你们日本侵略我们中国是滔天大罪，只要我还活着，就要同你们斗争到底！这件事很快被报社记者知晓，对李强进行了采访，一下轰动了全日本。李强成了国际政治犯，被送进特种监狱享受政治犯待遇，其他四人则被送到北海道做更苦的活去了。
1945年除夕之夜，袁甦忱以向大队长拜年的名义，通过隧道到了一中队，见到了大队长商庆祥，向他拜年，并交换了情况。一中队的被俘党员中有个赵毅敏比较积极，但一中队还没有建立组织。袁甦忱估计，三中队的杨子明同志思想积极，很有可能已经建立起了党的组织。因此，袁甦忱就让赵毅敏给杨子明传信，让他也以给大队长拜年的名义速来一中队。当晚，袁甦忱没有回二中队。第二天早上，杨子明真的来到一中队见了面，并说三中队已在1944年9月建立了党小组。同时，头晚上赵毅敏也将一中队的11名被俘党员集合在一起正式建立了党的小组。这样，分开的三个中队都有了党的组织，需要研究建立统一的组织问题了。
袁甦忱、赵毅敏、杨子明立即碰头，商讨建立党组织的事宜，都感到当天是大年初一，是建立组织最理想的日子。
讨论中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要不要商庆祥参加。商庆祥被俘前是党员，工作极极，作战勇敢，受过不少表扬奖励，但因他被俘时间较长，过去在国民党东北军干过，是被敌人指派为大队长的。大家进一步研究感到，他是大队长，如果不让他参加组织领导，对开展秘密工作极为不利。最后还是认为吸收他参加比较好，并决定由袁甦忱去找他谈一次话。想不到商庆祥听完后，相当激动，表示完全赞同和支持，并说自己在被俘后，虽脱离党的领导近三年，但从没有忘记自己是一名共产党员，希望有一天回到党的怀抱。
四个人到小山上的树林里席地而坐，宣布正式开会。会议由袁甦忱主持，每个人将自己的入党经历作了简要汇报，然后逐项研究建立统一组织的问题：一，关于组织性质。经过反复研究衡量，最后统一认识，参加的人必须原来是中国共产党党员，被俘后没有暴露党员身份，没有叛变自首行为，在群众中没有不良影响，也不再发展新的党员；二，组织名称。对这个问题，意见较多，研究时间也较长，几乎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有人提出叫“中共海外小组”，最终确定组织名称为“中共海外流亡支部”；三，关于组织机构。成立支部委员会，除四人外，确定再推选两名委员。由于当时身在异国的特殊环境，因此采取直线领导，由分到各中队的支部委员，主动承担各中队党小组全部工作；四，支部委员会的分工。支部书记金文华（袁甦忱），组织委员杨子明（程华），宣传委员赵毅敏，群众联络委员商庆祥。
至此，“中共海外流亡支部”正式成立。
会议结束后，袁甦忱和杨子明当天各自回到中队，找机会分别向党员传达了支委会精神，大大鼓舞了被俘党员的士气和精神。
从冬季被俘到现在，劳工们就像进入了与世隔绝的黑暗地狱，既接触不到居民群众，也看不到任何书刊书籍，大家对当时激烈的世界大战，特别是跟中国直接有关的中日战争和苏德战争都一无所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