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吴建宏又安安心心地回到了纪念坊。他干得更带劲了。白天，挥汗如雨地工作。晚上，如饥似渴地通读各类历史书籍，特别是抗战史方面的书籍，不光看，他还做读书笔记。他成了政协文史委和图书馆的常客，能借的就借，不能借的就买。《中国抗战画史》《今井武夫回忆录》《日军侵华八年抗战历史》《阴谋农家今井飞回南京》《芷江受降记》……一些抗日书籍几乎都是那时候看完的。
书本的力量无穷无尽，它足以改变一个人的选择。
一次，他与一个女孩恋爱了。女孩喜欢他，他也喜欢女孩。然而，他们的交往却遭到了女孩父母的坚决反对。女孩是县物资局，父母也是物资局的，父亲是一个部门的经理，母亲是一个部门的党支部书记。“要长相没长相，要个头没个头，要家境没家境。上个班吧，还是在破破烂烂的文管所下在的纪念坊，要待遇没待遇，要权力没权力，还是在乡下。”在计划经济时代，物资局可是大红大紫的单位啊，说起话来自然财大气粗。看着女儿放不下这段恋情，女孩的父亲对吴建宏说：“小吴，如果你能调到盐业公司或是物资局的其他单位，我们就不反对你们交往。”吴建宏说：“叔叔，您的这个要求我很难做到。一是我喜欢在纪念坊上班，我喜爱历史。二是要调进物资局非常难。”女孩的父亲火了：“历史能当饭吃吗？告诉你，像纪念坊这样的单位，可有可无，没准到哪天就撤销了。物资局多好的单位啊，工资高，要吃的有吃的，要喝的有喝的，要用的有用的，人家都挤破头往里钻呢。”吴建宏却心平气和地说：“叔叔，纪念坊虽然是个贫穷单位，但却很有历史意义，我不想离开这里。”女孩父亲说：“不离开，就不要再跟我女儿来往了。”最终，吴建宏伤心地选择离开。他知道，爱是相互的，她有她的选择权利，我也有我的选择权利。抹去泪水，吴建宏又认真地看起历史书籍来。而后来，物资局因不能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被取消了，但纪念坊却越来越红火。
是金子总会发光的。再后来，吴建宏转干了。怀化市的一个领导看中了他，说小伙子又能干又机警，调到市政府办公厅当秘书去吧。对于一般人来说，这无异于天上掉馅饼，只要调到市政府的办公厅，就走上了仕途，将来弄个副县长、县长当当，是轻而易举的事。但这个吴建宏却不一般，面对如此巨大的诱惑，他却犹豫了。他怕！不是怕当官，也不是怕当不好，而是怕上了那条船，就再也回不了这条船了。最终，他遵循了自己的内心，继续留在受降纪念坊。“这个书呆子，真是傻到家了，古往今来，哪有不愿当官的啊！”那些期盼当官、不热爱历史的人，当然无法理解吴建宏的内心世界，他们整天攻于权谋，哪里会感到历史中有无穷的魅力呢。
书籍是思想的种子。书看多了，吴建宏想得多了，对许多问题，甚至历史事件和问题，都有些见解了。有了想法和见解，老是憋在心里难受啊！“要是哪天能当上讲解员，那又该多好啊！”吴建宏美美地想着。那时，当上讲解员，是他人生最大的梦想。因为那样就可以把自己的理解和想法，向游客倾诉，通过游客向社会传递。
可那时受降纪念园面积还不大，也只有受降堂和纪念坊两栋建筑，加之来参观的人三三两两，并且这里也还只是文物管理所的一个点，根本就没有专业的讲解人员。若是领导或重要客人来了，所长江柏永就充当起临时讲解员。只要有领导或重要客人来，吴建宏就会跑到靠近纪念坊最近的树草处浇水施肥。江所长讲解时，他就装作干活的样子，使劲地竖起耳朵听。江所长朝他看时，他就使劲地挥起手中的铁锹，干得很卖力；江所长的目光移开时，他的耳朵又竖了起来。他们到受降堂参观时，他的活也干到了受降堂附近。渐渐地，他发现，老所长并不是个老大粗，讲解起来也是很有一套。他针对不同的对象，讲解的形式和内容都有所不同。一到晚上，他就把白天“偷”学的内容消化和整理在笔记本上。久而久之，他笔记本就记得满满当当的了。受降坊是怎么讲的，对联是怎么讲的。给领导是怎么讲的，给军人是怎么讲的，给学生又是怎么讲的。给日本客人是怎么讲的，给美国客人又是怎么讲的……不光消化和整理，他还注意研究，进行挖掘、升华和提高。这时，他才会发现尊敬的老所长讲解得也并不是那么尽善尽美，有些地方讲得并不细致、透彻、完整。受降历史太多太多的细节，都应该公之于众呀！
要当一名合格的讲解员，普通话这关至关重要。湖南方言本来就很难懂，更何况吴建宏从未离开过湘西的大山，从小到大都是讲的芷江话。首先克服了自己的思想障碍。敢讲了，脸皮厚了，讲得不好，也不怕人家笑话了。其次刻苦学。他努力弄清字词的正确拼音，也就是读音，如有些字必须分清前鼻音和后鼻音，还有“l、n”这样的鼻音。只有这样，普通话的发音才标准。为此，他还下狠心买了一台录音机，只要有时间就听教材里的录音，听那些标准的发音。再次就是多读。白天干活的时候，他一边干活，一边自言自语把自己当作讲解员，模拟向游客讲解。晚上抽时间读报纸，读书籍。
“所长，我也参加讲解吧！”一次，纪念坊来了一个日本代表团，吴建宏自告奋勇地说。他们都是轰炸过芷江的日本老兵，是到芷江来忏悔的。吴建宏一是想看看老所长是如何给这些犯下滔天罪行的日本人讲解的，二是他觉得自己有好多好多的话要说，要是有机会向他们讲解该多好啊。
“先把你的本职工作干好吧！栽好树，种好花，浇好水，施好肥。有时间了，就练练字，看看书。你看你那字写得呀，简直没法看，根本就不像个高中生写的。”江柏永板着脸训斥道。
本来江柏永样子就有点吓人，发起脾气来，更是让人有点瘆得慌。吴建宏没有再多说，只得灰溜溜地干活去了。客观说，所长的话既刺激了他，也激励了他。当天晚上，他就气愤而懊恼地握起钢笔，练习写字。“科学家人造卫星都能造出来，我就不信写不好字。”吴建宏决定从正楷练起，描字帖，每天晚上从学习历史的时间里挤出一个小时练字。
对历史的学习和研究上，他更加深入了，不再局限于对老所长讲解的消化和整理了，开始发现和总结新观点了。特别可贵的是，他还把自己的视野放得更宽了，不仅学习历史，还有意识地买了些关于人文、风情、建筑、美学等方面的书籍看。遇上不懂的专业术语，他就查《辞海》《辞源》等工具书。比如美国兵营的房子，大家都叫双层鱼鳞板木房，吴建宏就从建筑学的书籍中找到了准确的表达，叫井干式房子。再比如，受降纪念坊，大家都叫牌坊，但他从建筑学进行分析研究，发现这个牌坊在朝向、造型，以及纪念性、传统性等方面，都极具考究。“烽火八年起卢沟，受降一日落芷江；八年血泪流江海，一纸降书落芷江。”吴建宏还用一首诗概括出芷江在世界、中国那段沉甸甸历史中的地位。
渐渐地，到受降纪念坊来参观的人多了，而江柏永只有重要客人来时才到这里讲解一番。于是，吴建宏偷偷地给游客当起了讲解员。一次，来了几个四川游客，他放下水桶，又主动当起了讲解员。他没有就事论事地只讲芷江受降，而是打开思维，放开视野。他说，芷江与重庆渊源深远。抗战时期，日军企图一举捣毁芷江空军基地，解除空中威胁，并伺机进逼四川，威胁国民政府的陪都重庆，以此挽救失败的命运……吴建宏并不知道，在他讲得津津有味，四川客人听得入神之时，在附近的一个角的老所长江柏永正在发自内心的微笑呢。
“小吴，7月16日，总参谋长要来纪念坊参观指导，准备让你一起参加讲解。我负责讲解受降纪念坊的情况，你负责讲解受降堂的情况。”1992年7月初的一天，江柏永对吴建宏说。
吴建宏受宠若惊，支支吾吾地说：“我——能——行——吗？”
“怎么不行？你讲得挺好的啊，比我讲的好。”江柏永拍了拍吴建宏的瘦小肩膀说，“好好准备，只能成功，不准失败。”
“好嘞，所长！”晃过神来的吴建宏欣喜地答应着。他也为长时间对所长心存怨恨而深深自责。
总参谋长参观受降堂时，他讲解流利，颇有见解，首长的微笑与握手，便是最好的褒奖。
不久后，曾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在中国作战的美国志愿航空队（“飞虎队”）的指挥官，有“飞虎将军”之称的克莱尔·李·陈纳德中将的夫人陈香梅来芷江参观。吴建宏讲得感情丰富，有血有肉。他说，抗战期间，驻芷空军对日作战上千次，从芷江机场出发，在中国各地上空狠狠打击日空军，摧毁日军机场，击落摧毁日机上千架，破坏日军交通线，炸毁敌船和车辆无数，毁坏日军仓库军用物资不计其数，常使日军地面部队损失惨重。特别是陈纳德将军率领的美空军飞虎队进驻芷江后，中美空军更是大显神威，给日空军和日军地面部队及设施，进行了毁灭性打击。
“陈纳德将军用枪战击落了太阳旗，用枪战保卫了芷江城，陈纳德将军永远活在芷江人民心中。”吴建宏说。
听到这里，陈香梅眼里满噙泪水，哽咽得说不出话，不停地点着头。
后来，陈香梅再次故地重游，并写下两首情深意切的诗：
春暖三湘杜鹃红，铁鸟飞来展雄风，芷江本是英烈地，中美情谊五十冬。
又见山城散柳棉，岁华匆匆百感牵。旧雨新知怀故事，抗日血泪莫忘情。
从此，吴建宏圆梦了，走上了讲解员之路。至今，虽然他先后担任文物管理所副所长、受降纪念馆副馆长、馆长，但不论身份和地位如何变化，他的讲解员身份一直没变。现在，只要有重要嘉宾前来参观，他依然会冲在最前面，津津有味地向人们讲解芷江受降这段非凡的历史。
这个草根出身的文物工作者，不只想着当讲解员，也开始有了一种从未有过的责任感、使命感和紧迫感。
关于抗日战争，国内有很多文字、照片等文献资料，目前他们已经拥有建筑面积3000平方米，收集了文物藏品3000余件，其中国家一级文物30余件，二级文物30余件，三级文物130余件。但在相当长时间内，视频资料却是空白。这让他很着急。
20世纪90年代初期，受降纪念坊扩建成受降城时，吴建宏是资料组的。在征集文献资料时，他们偶然发现了两份纪录片海报。当他们细看后，几乎同时兴奋起来。这是抗战胜利后，重庆民众影剧院和国泰影剧院加映新闻纪录片《芷江受降——降使今井》的海报。“既然当年有这个新闻片，这段历史应该有视频记载。”吴建宏坚定一个信念，反映当年日本在芷江向中国投降的视频资料一定保存于世，一定要想办法找到它。“如果这个东西能够找到，终生无尽憾啊！”它可是鲜活生动的珍贵的民族记忆呀！
吴建宏和同事没有犹豫，他们发现这个海报的第二天就动身去了重庆，把重庆博物馆和图书馆翻了个遍，就是找不到这段视频的影子。吴建宏他们没有气馁。“不在市馆，是不是在省馆呢？”他们想着，便登上了开往成都的列车。一番苦找之后，省馆也没有。怎么办？吴建宏和同事坐在马路边抽起闷烟来。
“走，我们再回重庆，我就不信找不到这个纪录片。”吴建宏把烟一丢，对同事说。那时的吴建宏还年轻，固然思想不成熟等方面的问题，但他那股执着劲却非常值得敬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