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辉，一九六五年生。一九九二年初创立“新死亡诗派”。
诗歌是否成功
最大的成功是语言仿写进入性情诗学与修辞批评的态度；没成功的话是未从栖居的形式迁移。
新诗的贡献
胡适的第一首诗破坏了中国人的情感或是思维的表述系统，为此生活着的人方才有着“诗意心灵”的随口说、随手写的切置能力，这即是现在诗歌与现在语言的紧密关系与肯定。那么，传统的背面仍还在历史的钩沉中存在着，所谓的“新机制降临”仍有着一种未曾彻底背弃过这一个生活本质上思考的误差，由于我们仍要在建构新的历史冶炼中确实又被一个无形的巨大无比的原生成缘力学掌控着，犹似生人，要为人父，但也是要簇拥他人为父相同，这，也是现代汉诗语境进入原生力尝试的由衷或是无奈。
诗的命名
指陈现代诗命名，同去指责批评人的失责及缺席一样，诗中确实没有一个强大的统一体制来给诗写者们下定了必须去说“标准的北京普通话”一样，我们为此在从属于自我的地方特色和“百年白话诗”襁褓式的晃荡中对峙与迷茫了百年之多，在语境流离出口的普泛化情形下，诗学比较可把一百年的灵魂扩略化亦可把灵魂的恍惚生动性跳蚤化，诗学趋向人学的阐说并不可能使生命自身存在更具有鲜明荣辱的掠入意义，更为靠谱的应是自我寻找和见识的逗留。如是：我们意识上是把一个世界当做一个小地方，抑或在同一个村子内，把邻居当做另一个迥然存在的世界。我们虽是活在诗中，但仍还在毫无目的性的轨迹沿续上寻找——那能给生命结局有一个自圆其说的灵魂现身的可能性。在这里，现实社会的掠取值高于并淹没一切，失劫或是陷落，命名比之投石问路更为结巴无力，这即是批评人的咎由自取。
印象深的诗人和作品
我曾在多个研讨场面上说过，在三十年前阅读到艾略特或意象派的诗，跟三十年后阅读到的，自己亲同感受或者由此习性衍化诗学的表达成见将是两码事。也可以这样，我若在一百五十年前创立“新死亡诗派”，跟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创立的，这一种表达模式也确是这一“派系”的两码事，其栽种期望与收割效果，应有见识层面的天壤之别。由于自我经历过社会变迁动荡的盲失，问题一时也就无从头绪说起，就别说一个一百年的界限更别说在一个泱泱诗歌大国的诗歌或是语言学方面的指三道四了。价值体系千差万别，像从想象力抵达幻想之巢那般，我们往往望其项背而痒在触摸地土的脚趾底，一个贵族家门口的笼犬大抵得过几十个贫困百姓的命，在清寒辽阔的大地上仍有千千万万劳苦大众在仰望微弱的星光充饥止渴，这，是否归属于语言阅读的动机和遮蔽？就我个人而言，在上世纪的七八十年代的乡村，免去谈论能读到哪一位诗人的书，恐怕，当时的生存困境要见得用上一扎方便纸都难，这，就很自在地在自己完全封闭窒息般的生存情形下，所有的情感、思想一节节一天天地枯卷腐烂掉。我们面对面阅读的应是自己的生命肉身是怎样活下来，却不是如何来享用一下诗意的美学的上升。可以说，在当下，一旦回顾自己文化层面的经历，也只有记住了寒酸和困苦、单一、混乱以及恐惧。
诗的标准
在前面我谈到仿写以及衍传的诗的说法，若拿来套用诗的标准的话，这个标准即是手艺匠打制出来的“一种弹簧模具”。新诗不止一个百年，应还有一千个百年，在这之间，我们截取于“一个标准”，那，以后如何延续和界定？今后的诗将都是分叉的吗？个人的信仰仍是以宗教为准则，那么有多少宗教派系就有多少标准；宗教最能代表叙指个人上升至精神的一种教义——善恶之分方可为上乘的标准，相当对等于个体生命行至诗歌吟唱转化布诵的岔口，这样的具有几千年宗教精神高度的东西也可能靠近了所谓的标准定性，当下新诗，似乎要定标准还为时尚早。对比之下，古诗的分野是较为明晰的，李杜历经政治和历史的修整与普泛化后是已堆积和耸立在中国人自学必修的精神的巅峰，他们，可能是较为有一个尺度地摆在日常课桌和传授食舍的“诗理”标准；而白话诗一百年，以谁为这一个诗理尺度的标准，胡适、艾青、舒婷的朦胧诗派等等，谁敢于评定他们为将是下启经典千年万世的中国新诗标准？！我认为，拿新诗来界定标准这个词，确实有着概念颠覆意义的“套玩”。且有着一点儿，自己来说“标准”，是想来树立“自己的标准”，在系统诗学或是人生阐释学确立不起来时，过早提出标准，实属割据、断裂和否定时间背景以及他人文化运动赎动沉寂空白的等量齐衡。
为什么写诗
世界发生了变化，是微信诗时代的降临，在微信上写诗，我说过一句话是一种“没有心脏跳动的人在写诗”。问我为什么写诗，有如下两点：一是以饱满的诗性语言来与隐秘的智慧和黑暗势力为对抗武器；二是自我情感内世界获得宣泄和快乐的一种通往条件。我从前写诗是，被他人说是在缺教养和缺食物的双空白纸上的爬行动物，但至少仍是有点墨水般地显露山水的遗迹，可供给后人拾页和编码，世界由此也有读万卷行万里的励志称号。但微信人电光一闪，世界浮光杂色集束于手指尖上，每人有每人大小快慢的手指，每人都顽执、癫疯、自觉、自奋，不顾及周遭、环境、他者什么的，世界，是否仍还保留有诗意可择取栖居的一个大踏步跨入门槛的世界？！
诗和性
性是否变化为可研磨进化的“人性”，便有着诗学美学上的双侧向阐叙，试论它的条理则明晰起来。在这儿，论性与诗的美学，对我而言，或许是产生灵感交被的一个连接通车的途径，很美好的很亢奋的途径，但不是唯一的，犹似我们要寻找灵魂存在与否，来头磕墓砖求答案那般，一时把“死亡之身”当做是其包裹着的“鲜活人性”，可能的超出一般的诗学意味上的修辞之“性”了。自性与异性互动开启，承当了人的感官和欣赏的娱乐作品，比如是在肢体语言方面的，舞蹈、猎杀或古罗马时的角斗士行为等等，在这里说性，应是实指器官方面的，它，应是人自体更为深层上的触觉和欲望——一时尚可使人失体、恍惚和产生迷幻的注脚或是韵奏；性、阴、死亡，大阴、大性，在这里，我无意把“死亡”当做是人的真正本意层面的性，实属是关乎诗性仍是阴性的一个侵蚀部分的原生成想象力发掘的问题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