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八年，我开始构思一部长篇小说，名字叫《屋顶下的天空》。我一直对在时间和空间里存在过的事物着迷，写作这部小说，是想从自己的生活经验入手，表现在时间和空间里发生的一些事情，在新的层面上认知这个世界，由此进一步认识自身生命的意义。当时，这部小说只有一个总体构想，人物、故事、结构、语言、主题等都不是很明确。究其原因，是生活的积累不够，一些构想停留在空洞的概念上，质感不强，故事与情节也就没有坚实的出发点。
一九九九年，我从工作了九年的报纸副刊编辑岗位转到新闻记者岗位，与当下的现实社会零距离接触。这是一个将人生经验与人类经验融合的难得机会。那些年，我游走于新闻事实和小说构想之间，一边当记者，一边写小说，原有的小说构思与现实相遇，无数有质感的生活细节涌进小说构架里，替代了一些概念化的东西。我意识到，要想表现在时间和空间里存在过的人和事物，社会现实就是最好的载体。记者生涯使我再次从生活出发，重新认识一些生命场景，把过往的经验和此刻的体验融为一体，为自己构建了一个小小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我要做的事情，就是用生活验证观念，用生活验证生命，用现实验证历史。
在小说中运用生活经验，并不是品质的保证，但生活经验一旦与写作相遇，会给写作者提供创作的激情，增添书写的勇气。十年的记者生涯，让我用全新的方式进入更广阔的生活场景和生命场景，以新闻的视角进入小说，从一个朴素的角度进入全新的感知世界，被真实的活力氛围笼罩，我在里面找到了感觉，也找到了逻辑。感觉和逻辑是小说品质的前提，也是我持续写作这部小说的动力。这部小说的写作时间长达十四年，动力从未衰竭。
二〇〇九年，我重回编辑岗位，小说完成了三分之二，电脑里积累了近三十万文字。这时，我就像一个农民站在秋天里，这部小说里面的重要元素，如人物、故事、结构、语言等，像农作物一样，已经从新闻的土壤里生长出来，正在成熟。
人物
人物是小说的要素，新闻的主角往往也是人。小说里的人物和新闻里的人，是某种意义上的双胞胎。其中一个是虚构的，一个是真实的；一个是过去的，一个是当下的。虚构的人物的血液与真实的人的血液是一样的，只不过，它们流淌的时间不同，流经的方向也就不同。如果我们的视线转向过去，这样的血液像一条河流，会把一个人带离眼前的景观，进入历史的视野，让人们看到许多自己难以经历的人和事、难以置信的细节。
从新闻的角度看，他们是“人”，从小说的角度看，他们是“人物”。“人”是否能够成为“人物”，取决于他们身上的信息是否被一个写小说的人记录、提炼、融合，通过作者的想象力升华。这些信息就是“物”，与自己的经历有关，与社会有关，与时代有关。
一个采写新闻的人，只要描述这些人当下的状态、获取他们当前的信息即可，而一个写小说的人，却需要发现深层次的信息：这个人性格如何，有过什么样的经历？这些经历在社会和时代的背景下，会演绎出怎样的故事？在记者眼里，这些人接受采访后，就会转身去做自己的事情，采访工作也随之结束；在一个小说写作者眼里，这些工作才开始，作者还要去寻找这个人的往事。往事一定会有的，就像一个人一定有自己的影子；往事是一种力量，是促成被采访对象从一个“人”变成一个“人物”的力量。
在当记者之前，他人对我而言，除了自己的亲朋好友，都是面目模糊的群体。随着采访经历的积累，我所接触的人越来越多。随着采访的深入，这些人身上越来越多的往事被我了解，他们变成了个性鲜明的个体，我的视野也随之扩展。他们身上的历史烙印和过去生活的痕迹与我自己的人生经历相遇，就像泥土与水融合，成为一种可以塑形的材料，成为小说中的人物。还有一些采访对象令我印象深刻，却无法直接进入这部小说，但他们的精神内核可以移植到小说人物身上，比如，一位下肢残疾的乡村教师行动不便，只能居住在他任教的乡村小学里，每天放学后，学校只剩下他一个人。感到寂寞的时候，他就用一把手锤和一枚大铁钉在教室的石头墙上凿刻毛泽东诗词，笔画深入石头至少一厘米。十几年后，教室的每一面石头墙壁刻满了毛体字。他的形象令人难忘，但《屋顶下的天空》里没有他的位置，我就把这种乡村教师特有的寂寞转化到文纹身上，他这个“人”身上的“物”，就成为书中女教师文纹的一部分。
故事
罗兰？巴特认为，叙事是与人类历史共同产生的，适宜于任何材料，存在于任何地方。由此看来，小说充满叙事元素，新闻也充满叙事元素。即便是一根火柴，也充满叙事元素。比如，它是怎样从树木变成火柴，这个过程，充满细节，能够形成故事。
一件饱含新闻元素的事件发生了，如果媒体没有作报道，它就称不上是一件新闻，比如，一座城市或一个地方经常发生各种案件，只有被媒体关注了，它才是新闻，没有被媒体关注，它就只是案件，甚至连案件都谈不上（如果当事者不报案）。当然，它还可以以另外的方式在民间传递，以传说的方式，或传说的变形——谣言的方式，虽然它不能成为新闻，但可能成为历史，也可能成为小说。
报道一个事件，是新闻的责任；叙述一件事情，是小说的责任。它们的共同点是叙事，只不过，新闻主要是用准确的叙述方式还原事件，小说则是通过讲故事的方式表达更加内在、也更加广阔的东西。不管是用何种方式叙事，它们都是对人生、对社会、对历史尽一份责任。
无论哪种类型的小说，故事都是基础。新闻工作者每天面临的事情充满叙事的元素，这些元素也是小说需要的故事元素。从事新闻工作，就是与社会各阶层的人打交道，采集、发布信息。《内江日报》是一个信息汇集的平台，在这个平台上，我看见了很多东西，看见市委、市政府在开什么会议，也看见城市和农村发生了什么事情：在城市的拆迁工地上，一个农民工利用休息时间在房屋的废墟里寻找曾经的居民遗落的小物件，他找到一些金银手镯和钻石戒指，还找到一部徕卡相机；在一个乡镇，几个警察从一个旅馆里抓住了一男一女，他们本来是抢劫与被抢劫的关系，后来却成了犯罪的同谋——一个女出租车司机被一个人抢走了钱包和手机，当她去拿回手机时，却和抢劫她的人私奔了，还给自己丈夫打电话索要赎金，说自己已经被绑架；在一个养老院里，一个退伍老兵每天用夜壶里的尿浇灌花台里一株黄桷兰，它开出的花朵，与玉兰一般大。视线如果越过时间的界限，可以看见几十年前的一个情景：解放军在一个乡镇与国民党残兵打了一仗，解放军发射的一枚迫击炮弹在一座悬崖上炸出一个弹坑，弹坑至今不长草，像一处永远新鲜的伤口……这些信息经过时间的光线折射后，在城市和乡村闪闪发亮。它们首先进入新闻的视野，然后进入小说的视野，变成故事。
那些发生在当下的事情，作为新闻见诸报端后，并不就此结束，它还有发展，还有下文，只是被人们忽略了。它们往往呈现出平面的状态，像一个平台，上面站着许多人和事件。就新闻而言，这个平台的边缘就在眼前；对小说而言，这个平台的边缘在远方。采写新闻的人和阅读新闻的人，可以在这个平台上止步，写作小说的人和阅读小说的人，却另有期待，他们的眼光会越过这个平台的边缘，看看远方还发生了什么。远方发生的事情，就是平台上的人和事件的延伸与扩展，在这里，时间是主要原因。
时间永远不会停止，所有的人都生活在时间里，所有的事情都发生在时间里。新闻只报道其中的一个片断，小说则可以把这个片断扩展，或者把它立体化，探索发生在时间深处的事情，以及发生这些事情的潜在原因，这是小说里故事的形成方式之一。从被采访对象的眼神里，从他们讲话的语气里，从我阅读的一些书籍里，或是从某个地方偶然听来的消息里，我明白了一个道理：事情一旦发生，很快就会在时间里消失。它的意义，在于重复提起。历史就是重复提起某一件事情，使它们变成历史；小说也是重复提起某一类事情，使它们变成故事。在当记者的日子里，我采访了无数的人，精彩的细节在他们身上不断出现，又随之消失。当我再次回顾，它们已经凝结成故事，我相信，它们还可能凝结为历史，前提是被重复提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