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乙未，秋。北京。
接连几日的风沙弥漫，街巷、房舍、树木都被蒙裹在黄澄澄、浑浊浊的雾帐之中。行人显见得少了；穿梭在街巷里的黄包车，敲打着清脆的铃声，匆匆隐现；天空没有飞鸟，风不时地发出哨音……“讨厌的秋天！”有人这样诅咒。
秋天弥漫的风沙，给翰林院蒙上一层阴沉，使得这座古老的深宅大院一派冷清。已经做了九年编修的徐世昌，大约是受着天气的影响，整日整日地没精打采，连那高大的身躯也萎缩低矮了，脸膛消瘦了，眼睛失了神，人仿佛也老了——他，才刚刚四十一岁呀，风华正茂！
早饭之后，徐世昌想出去办点事，他把官服也规矩认真地穿上了。平时他多不穿官服，编修只领着七品，七品官在京城中算什官呢，跟一个守门的家人差不多，但又缺乏守门人的威严。可是，望着室外浑浑浊浊的天气，他索性把门闭起来，不出去了。他坐在桌子旁，想静下心来办点别的事，但思绪却乱了，乱得不知办什么才好。他有点嗔怪自己：“‘四十而不惑’，我这是怎么啦？”
昨天也是早饭后这个时候，翰林院掌院学士李鸿藻把他叫了去。徐世昌还以为有好事情向他宣布呢——李鸿藻是他的恩师，他跟着他已经九年了。领着编修头衔九年的人，怎么说也该提拔提拔、换换纱帽了，老领着七品的衔么，多难为情。日前有人传话给他，说国子监祭酒，他的另一位老师，也是掌院学士的朋友王懿荣在李鸿藻面前说了徐世昌很多好话，认定他是“后起之秀”。凭着那张老脸，李鸿藻还不得给点面子？谁知徐世昌见了李鸿藻之后，这个满面皱纹、胡子斑白的瘦小老头竟冷着脸膛，半天才慢条斯理地说：“世昌呀，我这个人懒得说话，你在我身边这多年，很少谈心。有几句话我想了好多日子，觉得还是该说。”
“请老师指教，学生虚心聆听。”徐世昌鞠了个躬。
“咱们翰林院，可是个人才荟萃的地方，”李鸿藻脸膛十分严肃，仿佛是对一个刚刚入院的学子在开导，“言谈举止，都轻率马虎不得，切切记住，万万不可虚矫过人！这是做人的本分。你要记在心上，去吧。”
徐世昌答应着，退了出来。
人退出来了，心事也跟着来了，徐世昌紧紧地锁起眉头，反复地沉思：“让我记住‘虚矫过人’，这是什么意思？难道我虚矫过人了？”徐世昌是进士及第而后入翰林院的，“虚矫过人”这话的分量他是明白的，出自掌院学士之口，那用意他更明白。思索再三，他心沉了：“我的顶头上司、恩师如此评价我，我的前程暗淡了！”
徐世昌是个有心计、有抱负的人，二十八岁他同弟弟世光一起到北京应壬午乡试的，据说就有一位神人预告他，将来“光大”徐氏门庭，就靠他“昌”了。是的，徐家门庭是该光大了，高祖时便是河南知县，曾祖廉锷是进士、湖南知县，祖父思穆是河南中河通判，称得上历代书香门第、官宦之家。只是到了父亲嘉贤这一辈家道中落。嘉贤虽也随父抢渡黄河，与太平军激战，且单骑入太平军营中侦察军情，很得上司赏识，但天不假年，二十五岁便病死了。那时候，徐世昌才七岁，他的弟弟世光只有五岁，寡母刘氏守着小兄弟俩在开封的双龙巷苦度日月。这样的家庭，多么该光大呀！可是，中了进士之后，竟在编修这把冷板凳上坐了九年，徐世昌实在感到了仕途的艰辛。
编修不仅官小，俸禄也少。京城中，莫说朋友应酬，连吃饭也觉得紧紧巴巴。“咳，我这是做的什么京官呀！”想到自身的贫寒，自然想到一年三节对老师的孝敬。那时的时尚，三节之中学生都要对恩师送厚礼，以谢其教诲，从而，也是请求老师提携。徐世昌没有厚礼，他至多封上二两银子送给老师。莫说动老师的心了，连他自己也觉赧颜。可又有什么办法呢？
徐世昌闷坐有时，忽然想起了两位叔父。“好，给他们写信，要他们帮我降格外调，去任地方州县官吧。”于是，他展纸提笔，写起信来。
——徐世昌有两位堂叔，一名嘉禾，现在湖北省任钟祥县知县，一名嘉霖，现在江西省任德安县知县。论才智，这两位堂叔远不如世昌聪颖；论功名，也在世昌之下。做县官，实在勉为其难。可是，他们的日子却过得十分宽裕，买田产、造房屋，几年工夫，便都成了一方旺族。同是七品，却天壤之别，世昌真羡慕他们。所以，他也想外放州县，纱帽虽不显，财源却十分茂盛。正应了那句俚语：“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徐世昌想先捞一把银子，然后，拿着厚礼去找门子，“这也是一条官道，会通达一些。”
人都是有理想的，向高处走是天性。高处很广阔。但归根起来，大不过名利两项。徐世昌在“名”上失意，自然转而向利。他想外放，有知府干着，三年也会有十万雪花银。有十万雪花银了，一年三节再去老师家，就不是寒寒碜碜地只带二两银子。这样，老师不会再冷着脸膛让他“不可虚矫过人”。徐世昌小时候读圣人之书时，只知道“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九年编修，他猛然长了知识，明白了“钱能通神”“有钱能使鬼推磨”的道理。他转了一个向，把“升官发财”换成了“发财升官”。
清朝京官外放，是一件易如反掌的事情，只要你乐意，任选一个地点，都可以如愿。徐世昌征求两位堂叔的意见，也只是一种地区的选择。既然降格外放了，总得找一个民风良好、物产富庶之地，刮地皮也得地皮厚。贫瘠如纸的地方无油水，民风险恶的地方会惹祸，他是不能去那些地方的。徐世昌盼着堂叔能在这两方面帮他一把，为他指点通途。
不久，钟祥、德安先后有信到来，徐世昌不胜之喜，以为从此时来运转，出头有日。
可是，他的两位叔父异口同声地不让他外放，说那是官场上的一条“逆道”，“编修虽是较小的京官，但接近上游，较州县地方官容易升迁，前途远大”；两个叔父一再函嘱他：“安心待时，生活困难可以酌予补助。”
一盆冷水，从头浇下。捧着两个叔父的来信，徐世昌皱起眉头……
徐世昌又拨起了另一个算盘，他觉得叔父的话有道理：“外放降格，就像顺水行舟，可以一泻千里；但从千里之外逆水上来，却是步步艰难呀！中国有多少州县，州县官有几人能够升到京中的？”这么一想，他竟出了一身冷汗，“几乎成了憾事！”他收藏好叔父的来信，深深地呼出积在胸中多日的郁闷，从静寂的房中走出来，走到院中；然后又从院中走向小巷，走向大街。风停了。沙消了。
蓝天一片，白云浮游，北京又呈现出繁华和壮观。
翰林院，唐代初置，本来是内廷供奉各类文学艺术侍从官之处。到了清代，翰林院便成为编修国史，记载皇帝言行的起居注，进讲经史以及草拟有关典章礼法的一个衙门，其长官为掌院学士，也就是现在的李鸿藻。掌院学士以下有侍读学士，侍读、侍讲、修撰、编修、检讨和庶吉士，这些人统称翰林；官衔称南书房翰林。徐世昌是翰林院里的编修，算是掌院学士以下五等的官员，虽然出身一甲二三名进士，但别人也不低，何况他只负责着编纂记述之类的一小部分工作，并无实职，充其量算个等官的官。徐世昌不想降格外放了，安心在翰林院坐着冷板凳等机会，可却又无事可做，便不免想一些别的门路。结果探听到京郊定兴县有一位现任江苏巡抚的鹿姓大户人家，拟聘塾师课两个幼小儿子，聘资尚丰，徐世昌便以翰林之显赫招牌前往应聘，不仅甚受鹿氏崇敬，酬谢亦相当可观。徐世昌不必求叔父补助了，且有人了安身处，不久把家眷也迁往定兴，算是有了稳定生活。
1896年（丙申），徐世昌的母亲刘氏在河南开封病逝。旧时病丧制度，父母殁，儿子和承重孙（长房长孙）要谢绝人事，解除官职，守孝在家二十七个月。徐世昌只好离开北京，回河南守制。
——母亲仙逝了，徐世昌万分悲痛，归葬途中，悲泪忆起往事，痛不欲生。
母亲是清季桐城派古文家刘大槐的后代，知书达理，心胸开阔，可惜二十岁刚过便寡居守节，和公婆一起在开封城内双龙巷教养两个幼子，但却十分严格，盼望儿子成人成才。世昌、世光蒙童时，母亲便是老师。刘氏教子每至深夜。世昌总忘不了母亲的严慈，最令他记心的一件事是吃糕。
那是父亲去世不久，家境日渐困难。刘氏省吃俭用，尽心照顾孩子。一天，世昌、世光读书饿了，向母亲要吃的。母亲便从厨中拿出三块糕放在儿子面前，有意试探一下儿子们的心地。结果，世昌先伸手拿了两块，世光一见糕只剩一块了，索性抱头大哭大闹起来。刘氏见两个儿子为糕相争，勃然大怒，说：“你们从小就兄不友，弟不恭，长大了怎么办呢？”说着，从儿子手中夺回糕掷在地上。“谁也不许吃，都跪下好好想想。”
兄弟俩瞪着眼睛跪在地上。好久，世昌才开口：“娘，是我错了，我不该先拿两块糕。你饶了弟弟吧，只罚我自跪好了。”
刘氏这才收了气，让两个儿子站起来，重新为他们准备了糕点。从此之后，兄弟二人再不敢争食、争东西。
离开官场，守制在家，徐世昌倒觉得轻松了，每日除看看书外，便是静心回忆自己走过的四十年人生路，尤其是十年的官场路。徐世昌是光绪八年（1882）壬午科北京乡试中举的，四年后，光绪十二年（1886）丙戌科中进士，入翰林院，三年考满，授职编修。屈指算算，官场生涯可不是十年有余了。当初，徐世昌和所有的学子一样，诚心把自己十年寒窗所学的本领都“货与帝王家”；进入翰林院，他觉得报效有门了，便拼着能耐，想干出点业绩，自然，也梦寐着飞黄腾达。可是，凭着那满腹才华，凭着那一腔热忱，梦也不曾梦见会在冷板凳上一坐便是九年！“人生苦短，有几个九年岁月容得虚度呢？”人，别的本领也许各有长短，但在回望自己走过的道路时，那种敏锐程度却大体上是相一的。怎样渡过的难关，怎样摔倒的？祸兮福兮，总会明明白白。在离开纷乱的官场，在守制于清静的老屋里，徐世昌平心静气，给自己官场上的每一步做出鉴定和评论，他从浑浊中走向清白，从自信中走向悔恨，从冷板凳上去体味“冷板凳”的甘苦。他忽然明白了，在官场上混迹，并不完全凭着本领，或可说根本就不是凭着本领，凭的是靠山，凭的是人缘，凭的是有机遇。“若有一群人抬举你，若你的顶头上司器重你，或你上司的上司青睐你，你准会青云直上，而且会连连升级；若没有这些，哪怕你学富五车，才高八斗，你去坐你的冷板凳好了。”徐世昌叹息了，“靠山是那么容易找的吗？祖宗没有给留下根基，自己又失于此招，靠谁呢？”进士及第之后，徐世昌曾经拜过两个人为师，一个是翰林院掌院学士李鸿藻，一个是军机大臣、东阁大学士张之万。可是，除了师生关系之外，却只有一年三节二两薄银的节礼，而且在学问上徐世昌还常常流露出自傲。张之万是个没有把徐世昌放在心上的人，顶个“师”名而已，李鸿藻早已态度明朗，要他不可“虚矫过人”，他们谁也不会成为他上青云的阶梯。徐世昌感到自己的前程暗淡了。“！高攀无门，安于现状吧！”可是，他又有些不甘心。
人的自安是有限度、有条件的，这期间还有个相比。徐世昌心不甘的是，许多同年都高升了，有的人能耐比他差得明显，也高升了；查查翰林院的历史，几乎没有一个翰林能坐九年的冷板凳。他心里极不平衡，他还是想找个高枝攀缘。于是，他在他的“关系网”上，梳头发似的一遍又一遍地梳找。他终于找到一个可攀的人物——袁世凯！“好，袁慰亭是我穿开裆裤时的朋友，他会助我一臂的。回京后去找他。”
……袁世凯，河南项城人，幼年随从叔父袁保恒（在河南开封任帮办赈务）寄居开封城内，与徐世昌家邻近。徐世昌比袁世凯大四岁，相处甚得，为总角之交。袁保恒在开封病故之后，袁世凯便回到项城。袁世凯是个读书不上进、文章做得不好的人，但却很会活动，竟在地方联合一些读书人，组织起一个文社，终日谈文说法，颇有些影响。此时，徐世昌已在淮宁县署里做了塾师，听到童年朋友做了文社社长，便专程去访。二人再次见面，畅谈十分投机，尤其对于反对八股文，所见完全一致。不久，徐世昌要进京乡试，袁世凯得悉他盘费不足，还资助了他一些钱。
袁世凯在乡里两次应“童子试”，都没有考中，盛怒之下，把自己的诗文全烧了。科考袁世凯是没有希望了，为了谋取一个进身之阶，不得不走花钱买功名的路，想捐个官。于是，生母刘氏、嗣母牛氏把各自的私房钱全拿出来，让他去京谋干。谁知袁世凯一到北京，一味地讲吃、讲玩、讲穿，又被卷入赌场，买官的钱全被花天酒地挥霍一光。这时候，徐世昌已经中了进士，二人京城相遇，世凯又走投无路，世昌虽坐着冷板凳，毕竟是官场上人物，有固定的薪俸。于是，便慷慨解囊，厚厚地资助了他一把，才使袁世凯回到项城……
十年河东转河西，徐世昌在翰林院坐冷板凳的时候，袁世凯竟然官运亨通，现在已经接管了定武军，并且奉旨在天津小站编练新建陆军。徐世昌想：“我何不去找袁世凯，从‘武’这条道上寻个门路发达。”
守制一毕，徐世昌便到天津去找袁世凯。
袁世凯见了老友，自然谈不完的离别情，并且又说了一串资助的感激话，徐世昌仍然以老大哥的语气说：“慰亭，资助的话就别提了，当初不是你资助我盘费，我怎能到了北京？到不了北京，参加不了会试，今天这个功名又何能谈起？”又说：“朋友自应相互帮助，怎能说感激不感激的话呢？而今，我虽然在京中多年了，也是需要有朋友帮助的。”
投奔了淮军之后，袁世凯便行迹无定了，中间还在朝鲜过了几年，总理交涉通商事宜；回国之后便忙着接管军队，又受命编练新军。虽然知道徐世昌在翰林院走动，却不曾见面。后来，听河南老乡说，徐世昌在翰林院不得志，一直坐着冷板凳，倒也想瞅个空儿把他劝出来。现在，徐世昌找上门来了，言谈之中又流露出“需要朋友帮助”的心情，便明白“他也想换个高枝攀攀”。于是，便亲亲热热地说：“菊人兄（徐世昌字卜五，号菊人，又号弢斋），不是我扯你的腿，翰林院那个椅子，我劝你还是别坐了吧，另找个去处。”
徐世昌只想找个靠山，是不是出翰林院，却是没有去想。袁世凯开门见山让他走出翰林院，他心里一慌，不知如何是好。望着他这个犹豫不决的神态，袁世凯又说：“菊人兄，仕途不光是从科第起步，我没有功名，连捐的功名也没有，我不是照样在仕途上嘛。什么问题呢？就是形势。现在的世界，是战争的世界，一场出生入死，相抵于十年寒窗，甚至超过十年寒窗。菊人兄丢下文章吧，和我一道来练军。走武这一条道，去发展自己。”
袁世凯说得振振有词，徐世昌听得津津有味，就像当年袁世凯在项城老家办文社，反对八股文章那样，徐世昌觉得他说得“有理”，见解十分新鲜；再加上他自己的升腾又是个活典型，使徐世昌更加信服。不过，他还是实事求是地说：“慰亭，你的意见无疑是对的。朝中大臣也有未通过科考上来的；考取进来的人士，也并非个个才华超人。我相信还有个机遇，是不是还可以说叫运气？话又得往实处说了，我弃文倒容易，不到翰林院就完了；但从武怎么从？让我跟你去练新军，我能干什么呀？”徐世昌感到军中没有他的位置，军中的位置他干不了。
袁世凯笑了。“这你就有点儿书呆子气了。凭着你的满腹才华，还有干不好的事？”
徐世昌无可奈何地冷笑。
袁世凯又说：“只要你老兄放下架子，别骂我轻文重武，别说我降了你的身价，我这练兵处有你干的事。”
袁世凯小站练新军的时候，国中还是流行着浓浓的“重文轻武”气氛，徐世昌随袁世凯练新军，等于弃文从武，思想上还没有转过弯子来。所以，袁世凯谈得极兴致时，他还是冷笑。笑了一阵，才问：“你说说看，要我干些什么？”
袁世凯倒是被问得愣住了。“是的，徐菊人毕竟是进士出身，是有资历的翰林，到练军处干什么事呢？”他思索了一阵子，觉得不能给个什么小差事，得当成大助手来用他。于是说：“菊人兄，我看这样吧，你就在练兵参谋营务处任职总办吧，帮我办些决策的事。”
让一个翰林任职营务处总办，并不算得当。但是，徐世昌一来想靠靠袁世凯，又是袁世凯幼年时的好朋友，袁世凯用西法练兵他也是极赞成的，何况又可以有较厚的收益，徐世昌也就点头答应了。“干什么都可以，我只愿当你的助手，能随时为你出个主意，也就心满意足了。”
翰林降格当了营务处总办，徐世昌并不觉得难为情，相反，倒是觉得不像往日那样身单影孤了。他还盘算着，一旦新军练编成了形，袁世凯会为他奏请一个显赫的职务的。这么想着，心里安逸，想好好干一场，在工作中再结识一些头面人物。
徐世昌和袁世凯是总角之交，现在走到一条线上来了，除了练兵公务之外，自然是无话不谈，推心置腹。有一天，徐世昌忽然问袁世凯：“慰亭，我有个谜一直放在心上，想请你破译一下。”
“你破不了的谜我也未必。”袁世凯笑笑说。
“你能破。”徐世昌说，“因为就发生在你身上。”
“我身上有你牵肠挂肚的谜？”
“有。”
“说说看。”
徐世昌一本正经地说：“你从未受过军事方面的教育，怎么会有两个亲王推荐你——不，是保举你来训练新军，而太后又那么爽快地就批准了？”
袁世凯笑了。“这事值不得一提。”
“大有文章。”徐世昌说。
袁世凯慢条斯理地讲了他“从军”的故事——袁世凯是从投靠吴长庆的庆军起家的，一入军营，他便处处留心，把军中的长处和短处都记在心上。有空时，便细心研究有关操典和战术方面的军事书籍，尤其注意西方强国的军事经验。“这样，日子久了，我便对军队方面的优劣情况能说出点别人说不出的门道。这样一来，就连老军人也得服你。这便是自己的‘戏’。比起做文章来，这事容易。”
“你的‘戏’怎么通到上峰去的呢？”徐世昌的谜仍未破译。
“这就是手段了。”
“说说你的手段。”
“我有一位旅途中的朋友，你该记得吧？”
“是不是当年你到上海去路上结识的那个阮忠枢、阮斗瞻（阮忠枢字斗瞻）？”
“是的。”袁世凯说，“此人后来在北京最红的太监李莲英的弟弟家中坐馆，当了塾师，实际上就是在李莲英的家。我知道这个门子不小，于是，便通上了李莲英，把我在朝鲜十来年的积蓄全花在此人身上，并且处处奉承他，取他的欢心……”
“太后是当今的真主，李莲英是太后身边的红人，任何人想攀太后，取她欢心，都得走李莲英的门子，你……”徐世昌恍然大悟，连声称道，“慰亭，慰亭……”
袁世凯知道徐世昌心上的谜破译了，便笑着说：“人是要靠人抬的。本领再大，没有人抬也无用。乡间俚语，‘一个好汉三个帮’，没人帮怎么行！帮的人越多越好，越大越好，皇上说梦话都是‘玉’言。”他又说：“天下有能耐的人太多了，大多被埋没了。什么原因呢？就是两个字：人缘。”
“‘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慰亭，我又学了一门知识。”徐世昌诚心诚意。
“知识不可太多，”袁世凯说，“只要用着不缺就行了。”袁世凯的经验，极大地启发了徐世昌，他觉得他这个翰林跟白丁差不多。“袁慰亭北京输光了捐官的钱时，我已经中了进士，并进了翰林院。现在好，十年弹指间，他倒成了练兵大臣，皇上钦定，而我还是一个穷困潦倒的小翰林，人家的路为什么这样顺呢？”四十三岁的徐世昌，终于把自己的视野又开阔了许多，他躺在床上，认真地思索起自己的新路。
徐世昌毕竟是有学问的人，一旦“觉醒”了，学问还是有用的。到小站助袁练兵，他坚定地认为这步棋走对了，虽然觉得走得迟了，但还是欣慰的。现在，问题是下步如何走？徐世昌接受了袁世凯的经验，吸纳了袁世凯的高见，他想先从“人缘”入巷为自己辟一条大道。于是，他的心思和精力都放在这片军号嘹亮、操练紧张的里里外外的事上，都放在袁世凯身左身右的各式人物身上了。
编练新军，是垂危的清王朝想通过编练一支能够对外对付洋人，对内镇压百姓的新式军队，以残喘寿命，除了选派一些有“新”思想的人以外，也安插了一些有影响、根基很厚实的人。这样，才便于以后的统调。因此，许多比较有影响的人都到小站来了，像任左翼翼长的姜桂题，步兵二营长的段芝贵，三营长的段祺瑞，中军官的张勋，各炮队的领官商德全、田中玉、张怀芝，工程管带王士珍，还有文案阮忠枢、沈祖宪、陈燕昌、萧凤文，督操营务处总办梁华殿、帮办冯国璋、提调陆建章、陆升等，后来北洋军的骨干几乎全在小站了。论功名出身，徐世昌得算鸡群之鹤。这位鸡群中的鹤打定主意在小站广交朋友，大收学生。意外的是收的最得意门生竟是离文墨最远、出身小痞子的张勋。这件事令许多人惊讶！
张勋，江西奉新人，出身贫苦农民家庭，幼年即流落社会，从未读过书，二十岁当兵，凭着办事认真，性情直爽，渐受上司青睐；但此人头脑简单，有勇无谋。张勋曾参加过中法战争，立有战功，为广西提督苏元春重用。后来，经苏推荐给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李鸿章，渐渐升至中级军官副将。袁世凯编练新军时为谋得李鸿章支持，从他身边将张勋要来，让他当中军官兼工程队管带。此人除了勇武之外，通身上下无半点文气。可是，徐世昌却十分热情主动地跟他拉上关系——
一个休闲的日子，徐世昌主动把张勋请到自己帐中，备了一席盛宴，又请来袁世凯作陪，跟张勋正儿八经地拉起了关系。对坐之后，徐世昌捧起酒杯，极尽热情地说：“能与绍轩（张勋字绍轩，亦称少轩）共饮，是平生快事。请！”
比徐世昌大一岁的张勋，混迹官场二十余年，颇通达些仕途上相关奥秘，并且也知道徐世昌的出身，崇敬他的满腹文才；进得京后，听人说起翰林院，便敬慕得双目发呆，连那个门楣都不敢望一眼。而今，资格那么深厚的老翰林请他为座上客，而且明白地说能与他共饮，“是平生快事”，何况又有袁世凯在场作陪，张勋先是惊讶，再就慌张，接下来，酒未进唇便醉了！他捧起酒杯，惶恐有时，方说：“我是个粗人，常说粗话，像我们这样的军营之中，朝朝干着练兵的事，能有你这样的翰林做我们的营务处总办，那真是军队的光荣！我明白，要不是徐翰林与我们袁大人是莫逆的朋友，你是不会到练兵处来的。我是军人，真该先请你这老翰林。来，这一杯算我敬你！”说着，把杯捧过去。
“不可，不可。”徐世昌忙拦住，“还是管带你先饮。”
张勋虽是粗人，性情却十分憨直。别人敬他一尺，他非要敬别人一丈。于是，他还是把杯捧过去，说：“还是翰林先饮了这一杯，一是你文章满腹，这二么，你饮了酒我还有大事请求。”
袁世凯端着酒杯站起来，说：“这样吧，二位都不必谦虚。同船共渡，还是三生有幸！咱们今日能够坐在一起畅叙，更是前世有缘。我提议，咱们不分彼此，共饮一杯，而后，推心置腹。”三人共同饮了酒，相对一笑。
徐世昌说：“绍轩刚刚说‘还有大事请求’，不知有何大事？请讲。”
张勋把酒倒上，仰脸笑了——原来，他是想着为自己面上贴贴“文”金，想拜这位翰林为师，说：“我出身贫穷，念不起书，只是在当年陪着东家公子读书时旁听了点文字，这两年东奔西跑也忘完了。袁大人练新军，都是有学问的新事，先进东西。我看明白了，没有文化，以后当兵也当不了好兵。为这事，我想拜翰林为老师，还望翰林别推辞。”
徐世昌惊慌了，张勋是从李鸿章那里过来的人，又在军中有些身份，能结识为兄弟、朋友，已经是大快人心的事，怎敢收之为徒。忙说：“不可，不可！绍轩是军中要人，我怎敢收在门下。还是别谈此事。”
殊不知张勋竟是认起真来，话既出口，非成真事不可，拉出架势来，就要下拜。
袁世凯既想托托张勋，又想拉拉徐世昌。心想：“一方是武夫想入翰林门墙，一方是翰林有心让人维护，两全其美，好事一桩！”于是说：“绍轩既如此诚意，菊人兄又确实学问过人，我看此事可以答应，我做中人。就这么定了。绍轩敬师一杯酒，就算成功了。来！”
徐世昌半推半就，还是饮下了这杯张勋的拜师酒——不想这一收门生，在今后的军阀混战之中竟闹出了许许多多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