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伯璋回去之后，当然不甘心受到这般羞辱，立即就去搬取救兵，第一步就是去找都指挥使司的人马，现在江西的都指挥使是温世贤的同党，之前的几次大行动，都司都出了很大的力。而温伯璋在都司也结识了不少狐朋狗友，都是手握实权的，要调动少量兵马的话，可以不经过指挥使的授权就直接行动。
不过这次听到温伯璋的诉说之后，他的那些狐朋狗友却一个个都摇头。不是他们不肯帮，问题是温伯璋要对付的人是谁？那可是巡抚许如尘的人。他们胆子再大，也不敢擅自行动。如果真要动手，那也得温世贤或者是都指挥使发话才行。要不然惹出麻烦，谁敢负这个责任？
说到底，作为狐朋狗友，有好处的事情不妨多干，要冒风险的事情就得少掺合，谁都不是傻子，想要把人当枪使，还得掂量一下自己的份量。
温世贤当然也很快知道了这场冲突，他把温伯璋叫回去痛骂了一顿。温伯璋不仅丢了人，还气跑了施天荣，简直是混蛋透顶了。不过骂归骂，事情还得继续解决。拳头解决不了问题，那就只有打官司来解决了。
金玉堂作为温伯璋借款时的抵押物，如今被私下买卖，受损的一方应该是商工银行。问题是当初在签订借款协议之时，明明白白写着那么一条：当抵押物发生变更之时，借款人应当在一个月以内提交新的价值相当的抵押物，逾期则商工银行有权收回借款，否则将向有司提告。
温伯璋不是专业人士，哪里知道签协议还有这么多门道，当初签字画押的时候，他压根就没仔细看那份协议。即使看了，以他当时的想法，定然不觉得金玉堂会出什么问题，也就根本不会在乎这种细节。
然而现在恰好是这个条款捆住了温伯璋的手脚，商工银行只需向他追索新的抵押物，而不用去找苏金钰的麻烦，反观温伯璋，如果他不能提交新的抵押，那就只能想办法追回金玉堂的所有权，至少不能让它落到袁紫恒的手里。
这就是温伯璋所面临的困境，很难说这是不是当初在签协议的时候商工银行故意设下的一个陷阱，可是现在白纸黑字在那里，再不合理的条款都得认，既然是要讲法理，那在法理上商工银行完全站得住脚。
因此，现在温伯璋唯一能够做的就是发起诉讼，状告袁紫恒恶意买下抵押物金玉堂。而这起官司的实质却还是归于温世贤与许如尘的争斗。
像这种事涉布政使和巡抚的案子，地方上的衙门是没办法审理的，只有提刑按察使司才能接。就因为这起官司，一向没有很大作为的提按衙门一下子进入人们的视野，成为街头巷尾都在谈论的对象。
在江西的政治生态中，提按衙门的处境一直非常尴尬。虽然合称三司，但是提按显然不能跟布政司和都司相提并论，前者掌管钱粮，后者手握兵权，都是至关重要的部门，相对而言，提按衙门就弱了一些。在以前许如尘还属于夏党的时候，属于严党的按察使自然是帮衬着温世贤，孤立许如尘。后来人事更迭，新任的按察使于去年十月份上任，提按衙门的立场就开始变幻不定起来。
值得说明的是，新任按察使依旧是严党分子，这年头不加入严党是很难做官的。问题是许如尘也是严党啊，从立场上来说，他偏向许如尘或温世贤都是没错的，谁都不能指摘他的不是。那么他到底是偏向谁呢？
这就不得不提一下提按衙门的来历。用通俗的说法就是，提按衙门乃是都察院的地方版。两者并不完全统属，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新任按察使叫王云吉，也是出身于都察院，跟许如尘以前是上下级关系。现在两人同在江西为官，关系就有些微妙起来。在明面上，两个人很少有联系，但是在许多政务上，王云吉一改前任的作风，几乎都是站在许如尘的这边，这就使得双方的力量对比不再像以前那么悬殊。再加上如今沈定文也在跟温世贤作对，三个出身于都察院的人似乎拧成了一根绳，共同向温世贤的强势地位发起了挑战。
因此，温伯璋状告袁紫恒的案子一进入提按衙门，双方就开始了拉锯大战。按照温伯璋的诉求，袁紫恒收购金玉堂是非法的，理应废除其收购合约，但是现在金玉堂的所有者苏金钰已经潜逃，还是还不回去了，那怎么办？要么将其拍卖，让南昌城里所有富户都来竞逐，出价高者得之。要么就是收归官府，将其转变为官营作坊。一般来说，官营作坊都是布政使司下面的有关部门来操作，其实就等于落到了温氏父子的手里。
很显然，收为官营作坊是最符合温伯璋利益的，也是他拼命想要达到的目的。只要金玉堂到手，那么原有的借款协议就还可以生效，危机也就自然解除了。如果是用于拍卖，南昌城里赢得过袁紫恒的富户实在是不多了，多半又会重新落入袁紫恒之手。就算不是这样，被别人抢走了，毕竟不是他温伯璋的，对方是否会听他的话可就很难讲。
只是这样的如意算盘岂会那么容易实现？袁紫恒不是傻子，更不是孤军奋战。在明面上，他有巡抚许如尘的支持，在暗地里，莫思凡就是他最坚强的后盾。现在这个局面就是他和大家一起苦心孤诣弄出来的，目的就是彻底切断温氏父子的经济命脉。虽然布局的时间很点长，中间也出了些无法预料的事情，但总体来说是非常顺利的。现在，商工银行给出的那一个月期限就像是套在温氏父子脖子上的绞索，随着时间的推移，绞索将越来越紧。温氏父子当然希望官司能够速战速决，在限期以内夺取金玉堂，但是袁紫恒却使出了拖字诀，官司拖得越长越好。
确实，买卖抵押物是非法的。但是在买卖金玉堂之时，谁有证据证明他知道金玉堂被抵押了出去？在买卖之前，他根本不知道有这回事，在坊间也没有任何这方面的传闻。简而言之，他也是受到了苏金钰的蒙骗，他才是真正的受害者。所以温伯璋所主张的剥夺金玉堂所有权的诉求简直是太荒唐，他买下金玉堂时花了十万两银子，但是拿到手后，才发现金玉堂不过是个空架子，顶多值个五万两。所以他提出了反诉讼，要求提按衙门将苏金钰也列入进来，他要以欺诈的罪名状告苏金钰，让他赔偿五万两的差价。
现在苏金钰早就远走高飞，到哪里去找他的下落？负责审理此案的按察使王云吉却受理了袁紫恒的反诉讼，宣布暂时中止审案，发布海捕文书，通缉苏金钰。可是人海茫茫，以现在的办案效率，真要想抓到苏金钰，恐怕也是十年八年以后的事情了。
温伯璋心急如焚，袁紫恒拖得起，他却是一个月都拖不下去。他让父亲温世贤出面去游说王云吉，希望尽快审案。但是并没有太大的效果。因为许如尘也放出话来，作为此案的受害者，袁紫恒的利益也是必须要保障的，不能为了照顾温伯璋的利益就漠视袁紫恒的利益。如果温世贤再干扰提按衙门办案，他将上表弹劾温世贤。
温世贤气得暴跳如雷，但又无可奈何。因为朝廷设三司的目的就是为了分权，不让一省事务由某个人全权掌控。在现实中三司勾勾搭搭也是有的，但是不能让朝廷认为这就是常态。因此在许如尘放话之后，沈定文也出来表态，表示巡按衙门也在关注此案，如果发现在审案过程中有任何违规行为，他都将行使监察权力，违规的一方将受到弹劾。
第一次，温世贤发现在江西地面的事务脱离了他的掌控，在江西掌控实权的就那么几个人，许如尘和沈定文站到了一起，王云吉貌似中立，其实还是偏向许如尘。只有都指挥使是坚定站在他这边的。但是都司管的是军政，在这种案子中完全无法参与进来。
他此时才忽然意识到一个问题：也许是嚣张了很多年，他已经习惯了自己的意志决定一切，只要是自己做了决定的，很少会受到反对。所谓法理，那是不存在的，他说的话就是法理。可是现在正儿八经打起官司来，他却觉得处处受制。原来自己的实力已经虚弱到了这个地步，虽然在很多重要的衙门里，还有许多党羽拥护他，但那些人并没有决定性的力量，真到用他们的时候，什么作用都起不到。而且忠诚这种东西是很不可靠的，在自己得势之时，这些人对自己忠诚，万一自己失势，他们同样可以对别人表达忠心。
案子就这样无可奈何的拖了下来，海捕文书是发出去了，但是并没有人认真的去执行它，贴在南昌城门口的海捕文书只过了三日就被人撕掉了，至于出了南昌城，天知道有没有张贴出去。
以这种效率想要抓人，无疑是个笑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