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与我们同时代的军人，都渴望有机会上战场，这种诉求注定是会被解决的，而且我们所有的要求很快就得到了最充分的满足。
在维多利亚时代的最后十年里，大英帝国享受了一个长久的、没有间断的和平，导致所有的勋章及其所代表的经历与冒险，在英国军队中变得极其罕见。参加过克里米亚战争与平息过印度暴动的老兵都已退役。19世纪80年代初期参加过阿富汗战争和埃及战争的勇士们都已荣升高位。从此，几乎再也没有听到过愤怒的枪声。1895年1月，当我加入第四轻骑兵团时，女王陛下的军队里几乎很难找到一个曾亲眼见过哪怕是最小规模战争的上尉，而想在下级军官里找出一个亲历战争的人，那就更难了。物以稀为贵。军事当局从未像现在这样珍视参战，各级军官也都在寻找一切机会参战，因为这是提拔晋级的捷径，是通往荣誉的金光大道。有机会参战的幸运儿在年长的绅士和年轻的女士眼里也更具魅力。我们这些年轻军官多么羡慕资深的少校在阿布科里战役中冒险的经历啊！我们又是多么羡慕上校获得的一长排荣誉勋章啊！他们不止一次给我们讲述他们以前激动人心的经历，我们百听不厌。我们多么希望也能有类似的记忆匣子，如果需要的话，可以向一群意气相投的观众一遍一遍地打开陈列。在食堂吃完晚饭后的愉快氛围中，我们常幻想自己的机会也会来临，也能有机会一仗接一仗地打。在马球比赛中，在狩猎场上，以及在军事演习中的英勇表现也许会有价值；但如果一个年轻军人上过真正的战场，经受过枪林弹雨的洗礼，那么他的将军、他的部下以及他所追求的姑娘，都会对他刮目相看，都会一致地、真诚地、发自内心地赏识他，佩服他，崇拜他。
当时，与我们同时代的军人，都渴望有机会上战场，这种诉求注定是会被解决的，而且我们所有的要求很快就得到了最充分的满足。我们这些下级军官本以为在自由党的民主政府执政时期不可能会发生战争，这种看法很快就被证明是错误的。和平年代结束了，不会再缺少战争。哎，战争太多了，打也打不完。一批又一批有抱负的桑赫斯特军校学员和皇家军队中那些无忧无虑的年轻军官中，很少有人能从命运安排的过量的、可怕的战争中幸存下来。战争中的小花絮——印度边境和苏丹都为军人提供了参战的机会，英国军队上上下下都在激烈地争夺这来之不易的参战机会。不久，更大规模的南非战争爆发了，完全满足了我们这支人数并不多的军队的参战需求。从那以后，战争像洪水一样泛滥成灾！
军队中的一年可以分为七个月的夏季集训和五个月的冬季休假，每位军官有固定的连续两个半月的休假。我所有的钱都花在打马球上了，没钱去狩猎，所以只好看看这世界上有没有能找到冒险和刺激的地方。让人类感到烦恼的长期和平，仅在地球的一小块地方被打破了。据说，西班牙人和古巴反叛者之间旷日持久的游击战进入了最严峻的阶段。西班牙军队的司令是著名的马丁内斯·坎波斯元帅，他因征服摩尔人以及向西班牙人发表过声明而闻名于世。他已被派在这座反叛之岛，另有八万援兵被迅速运过大洋，企图平息那里的叛乱。古巴战争正在进行。从我小时候起，我就思考过士兵和战争的问题，常在梦里或白天想入非非的时候想象第一次参战的感觉。小时候我以为，周围到处能听到子弹的呼啸声，时刻冒着死亡和负伤的危险一定很刺激，是很了不起的经历。现在，我既已承担了军人的职责，我想最好是能私下进行一次预演，一次与世隔绝的尝试之旅，为的是确认我的性格能否经得住这严峻的考验，于是，我把视线投向了古巴。
我把这个计划告诉了好友雷金纳德·巴恩斯中尉——他后来在法国长期指挥骑兵师团——我发现他很热衷这件事。上校和全团上下都赞成我们在战争中找到一席之地的想法，大家都认为这样做几乎跟去参加一个季节中重要的一次狩猎活动一样好；如果没有这些经历，没有一个中尉或上尉能过上受人尊敬的生活。这更坚定了我的想法，于是我写信给我父亲的老朋友亨利·沃尔夫爵士——他是当时英国驻马德里大使——问他能否帮助我们获得西班牙军事当局的许可。这位敬爱的老绅士在外交使团中的资格是最老的，他在西班牙宫廷长期获得的影响力在外交使团中是无与伦比的，他为我的事费尽了心思。不久，我们收到了一个包裹，包裹里有很有力的推荐信，有官方的和私人的推荐信，大使还向我们保证，我们一到哈瓦那[52]就会受到司令官的热情欢迎，并会带我们去各处看看。于是，在1895年11月初，我们乘船去纽约，然后转往哈瓦那。
这一代人的思想被战争摧残得精疲力竭，他们变得残忍，变得残缺不全，变得厌烦，他们也许不会理解一个长期生活在和平年代的年轻英国军官第一次接近真正战场时那种兴奋但又战栗的心情。那天天刚亮，当古巴的海岸从深蓝色的地平线上升起，展现在我的眼前时，我有一种好像与希尔弗船长[53]一起航海、第一次看到金银岛的感觉。这里是真实的事件正在发生的地方，这个地方有重大活动的实景。在这里，一切事情都可能发生，一切又都必定要发生。这里也许还会埋下我的遗骨。这些想法在吃早餐时消散了，在匆忙上岸时完全被我抛到了脑后。
古巴是一个美丽的岛屿，西班牙人称它为“安的列斯群岛[54]上的明珠”。这里气候温暖，降水充足，植被茂盛，土壤肥沃，风景非常迷人，这一切不禁使我责怪我们的祖先在那个心不在焉的早晨，将如此可爱的一块土地，从他们的手中滑落下去到了别人的手里。不过，我们现在的民主政府已经继承了足够多的财产，就看能否守得住这些财产了。
三十五年前的哈瓦那城和哈瓦那港虽然没有现在那么壮观，但在各方面还是很不错的。我们在一家相当好的酒店住了下来，吃了大量的橙子，抽了许多雪茄，把我们的证件呈交给当局，一切进展顺利。当我们的信被递交上去后，我们立刻就被看成是一个强大而又古老的盟国在紧急时刻派来的非官方但是很重要的代表。我们越是想努力低调处理我们来访的性质，他们越是赞扬我们来访的潜在意义。司令官正在视察各处的营地和要塞，但是一切安排正如我们所愿。我们将会在圣克拉拉市见到元帅，乘车前往那里是可行的，因为火车有装甲，首尾两节特殊车厢里有护送卫队，车厢的两边还有坚硬的钢板保护，一旦遇到炮火攻击，你只要趴在车厢的地板上就能安全到达目的地。我们于次日早上动身前往圣克拉拉。
马丁内斯·坎波斯元帅热情地接待了我们，然后把我们交给他的一位参谋。这位参谋是一位年轻的陆军中尉，是得士安公爵的儿子，名叫胡安·奥唐纳，他的英语说得相当好。我对这个名字感到很惊讶，后来才得知，自从爱尔兰旅[55]组建以来，此名就已经变成了西班牙语。奥唐纳向我们解释说，如果我们想看打仗的话，应该参加机动纵队，只是这支纵队已于当天上午在瓦尔德斯将军的带领下，从圣克拉拉出发，前往四十英里以外被叛军包围的圣斯皮里图斯镇。很遗憾，我们错过了。因为这支纵队才走了一天，所以我们认为可以很容易就追上他们。年轻的西班牙中尉摇摇头说：“你们走不了五英里。”“那么，敌人在哪儿呢？”我们问。“他们无处不在，”他回答道，“五十个骑兵想去哪儿就能去哪儿，但是两个人却哪里也去不了。”不过，我们还是有可能拦截住瓦尔德斯将军的，我们必须坐火车去西恩富戈斯，然后坐船去图纳。他说，从图纳到圣斯皮里图斯的铁路线有坚固的碉堡防卫着，军队的火车至今还是可以顺利通行的，这样我们可以在三天之内行驶一百五十英里，到达圣斯皮里图斯，而瓦尔德斯将军和他的部队要到第四天的晚上才能到达那里。在那里，我们可以加入他们的纵队，参加以后的战斗。至于马和勤务兵，他们都会帮我们准备好的，将军也会欢迎我们去当参谋的。
我们一路有惊无险，顺利到达了圣斯皮里图斯。这个镇是一个小地方，卫生健康状况很不好，到处流行天花和黄热病。晚上我们住在一家肮脏、嘈杂又拥挤的小旅馆里，第二天晚上瓦尔德斯将军和他的纵队开进了这个小镇。这是一支相当强大的部队：有四个营，约三千名步兵，两个骑兵中队和一个炮兵中队。这个部队的士兵看起来个个都很强壮，精力充沛，没有一个人被行军拖垮。他们身穿棉军服，这些军服原本是白色的，但是现在染上了泥土和灰尘，变成了类似卡其布的东西。他们背着沉重的背包，挂着两排子弹带，头上戴着很大的巴拿马草帽。他们受到镇上友军的热烈欢迎，看上去当地居民也很欢迎他们。
过了一会，我们在司令部面见将军，他已经读过推荐我们的电报，十分热情地欢迎我们的到来。苏亚雷斯·瓦尔德斯是师级的将军，他率部在叛乱地区进行两个星期的行军有两个目的，一是巡视西班牙人驻防的小镇和要塞，二是随时随地打击出现的叛乱者。他通过一名翻译向我们表示，能有两位强大的友好国家派来的杰出代表加入他的纵队，对他来说是莫大的荣幸，他非常珍视大不列颠帝国给他的道义上的支持。我们通过翻译对他表示了感谢，并说我们相信在这儿一定会很愉快。翻译把这句话译得相当好，将军听了很高兴。后来他宣布黎明出发。这个小镇到处是疾病，如果不是迫不得已，在那里他连一刻也不愿意多待。黎明之前会有人准备好我们的马，与此同时，他还邀请我们共进晚餐。
瞧，次日凌晨在一个年轻军官的生命中有一种多么不同寻常的感觉啊！还是在夜里，但天空已经发白。我们就像是在一位名气不大但才华横溢的作家所说的“昏暗神秘的黎明之神殿”[56]里。我们骑在马上，身穿军服，佩上装了子弹的左轮手枪。昏暗中，全副武装的军人排着长长的队伍，向着敌占区挺进。敌人也许就在附近，也许正在一英里之外等着我们。对此，我们一无所知。我们既不知道我方的能力，也不知道敌方的能力。我们和他们之间的争吵毫无关系，除了不得不自卫，我们不能参加他们的战斗。但我们觉得这是我们一生中一个伟大的时刻，事实上这确实是我们曾经经历过的最美好的时刻之一。我们认为会有事情发生，盼望发生点什么事，但同时又希望自己不要受伤或牺牲。我们到底想得到什么呢？是年轻人的诱惑——冒险，为了冒险而去冒险。你也许会认为这是愚蠢的举动：经济拮据，还要旅行到几千英里以外去；早上四点起床，只是因为希望和一群优秀的陌生人一起投入战斗。这种做法当然不太理智，但是我们知道，英国军队里几乎没有哪个下级军官不愿意拿出一个月的薪水来换取坐到我们马鞍上的机会。
然而，什么也没有发生。天渐渐地亮了起来，西班牙军队就像一条长蛇在无边无际的森林和跌宕起伏的大地上蜿蜒前进，湿漉漉的大地在阳光的照耀下闪闪发光。行进了大约八英里，将近九点的时候，我们来到一片空地上，上面传令停止前进，准备吃早餐和午休。早餐是重要的一餐，步兵们生火煮食物；战马卸下马鞍，在一旁吃草；咖啡和杂烩被端上了桌，供参谋人员用膳。这像是一场野餐。将军的副官拿出一个长金属瓶，瓶里装着他制作的饮料，这种饮料被他叫作“朗可特酒”。我对这种说法记得很清楚，但直到最近几年我才搞明白这个词的意思，这种饮料毋庸置疑就是一种“用朗姆酒调制而成的鸡尾酒”。不管它的名字叫什么，它都非常好喝。这时，树丛间已经挂起了吊床，我们接到命令上吊床休息，而士兵和团里的军官，在采取了必要的防备措施后，躺在地上休息，每个人都在树荫下睡了四个小时。
下午两点午休结束，静悄悄的露营地开始忙乱起来。到了三点，我们又再次上路，并以每小时不少于二点七五英里的速度行进了四个小时。夜幕降临的时候，我们到达了夜营地。这一天纵队行进了十八或十九英里，步兵看起来一点也不累。这些坚强的西班牙农民，大地之子，他们能够以令人钦佩的毅力背负着沉重的装备在小路上慢跑。长时间的午休对他们来说顶得上一整夜的休息。
我确信罗马人的作息时间比我们的安排好得多，他们一年四季都在太阳升起前起床，而我们除了在战争时期还从未见过黎明。有时我们能看到日落，而日落意味着悲伤，黎明则意味着希望。午休和午睡要比整晚的睡眠更能使人恢复体力，振奋精神。我们不是天生就能从早上八点工作到深夜或玩到深夜的，我们每天都把弦绷得很紧是不合理的，也是没有远见的。无论是工作还是消遣，无论是思想上还是身体上，我们都应该把时间和进度分成两部分。大战期间，我在海军部工作时，发现午餐后睡一个小时能够使我每天多做将近两个小时的工作。拉丁人的生活方式比我们盎格鲁-撒克逊人或条顿人更智慧，更接近自然，不过他们有比较优越的气候条件。
按照这种日程安排，我们行进了好几天，穿行在美丽的乡村，看不到任何战争的迹象，听不到战争的消息，更看不到战争。与此同时，我们跟我们的西班牙主人相处得相当友好。我们都说着蹩脚的法语，虽然观察问题的角度不同，但我们设法理解他们的一些想法。例如，参谋长本索中校提到战争时说“我们打这场战争是为了维护国家的完整”。我对他的说法很有感触。由于所受的教育有限，以前我从未意识到其他国家也有这样的意识，只知道英国人受到的教育要求我们有这样的意识。看起来他们对古巴的想法就跟我们对爱尔兰的想法一样，这一点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些外国人对他们的国家和殖民地竟然与我们持一样的观点，而且用以表达这种观点的语言也与我们一样，好像他们就是英国人，脸皮太厚了。不过，我接受了这个事实并牢记在心。在此之前，我（私底下）还同情那些反叛者，至少同情他们的反叛；但现在我开始看出，如果西班牙人失去他们美丽的“安的列斯群岛的明珠”，他们会有多伤心啊，我开始为他们感到难过。
我们看不出他们如何能赢得这场战争。设想一下，每个纵队有将近四千人在无边无际的潮湿丛林里徘徊，每小时的花费该是多么巨大啊。在那里大概有十二支这种规模的西班牙纵队，还有很多小规模的纵队，都在连续不停地行军。各个营地和要塞，以及铁路线两侧的碉堡内驻扎着二十万西班牙军队。我们知道，当时的西班牙并不富裕，我们也知道，西班牙政府为供养这五千英里外的大洋彼岸的二十五万大军要付出多大的努力和牺牲。这就像是伸长手臂举一只哑铃。而敌人怎么样呢？我们根本看不到他们，我们甚至连一声枪响也没有听到，但他们的确存在。西班牙军队采取周密防备的措施和安排强大兵力都是因为常有灾难发生。在深山老林里，有成群结队衣衫褴褛的当地人，他们并不缺少枪支弹药，尤其可怕的是他们每个人都佩有一把大砍刀。对他们来说，战争的代价只需付出贫穷、危险和痛苦——而他们从来不缺少这些东西。现在轮到西班牙人在游击战中吃败仗了，他们就像当年的拿破仑卫队，一队一队地、日复一日地在半岛上移动，到处都充满了神秘莫测的敌意，随时可能遭到猛烈的攻击。
11月29日晚上，我们在防卫森严的阿罗约布兰科村过夜。我们派出两个步兵营和一个骑兵中队，随护送队的主力一起到几个要塞去送生活物资，剩下的部队里大约一千七百人去寻找敌人，伺机战斗。这一年的11月30日是我二十一岁的生日，当天我第一次听到了愤怒的枪声，听到了子弹射进肉体和子弹在空中的呼啸声。
清晨，当我们出发的时候，出现了一层薄雾。突然，纵队的后面响起了枪声。在那个年代，交战双方离得很近，而且还使用大口径的来复步枪，因此枪声震耳欲聋，硝烟和子弹出膛时的火光清晰可见。枪声好像只有一弗隆[57]远，听起来十分刺耳，很吓人。不过，因为没有子弹飞到我的身边，我很快就放心了。我感觉自己很乐观，“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薄雾挡住了视线，过了一会儿，雾开始散去，我发现我们正穿行在森林里的一片空地上，这条林中之路被叫作军用路，大约有一百码宽。我们沿着这条路走了好几个小时，路上灌木丛生，军官们抽出他们的大砍刀，砍掉树枝；或者为了寻开心，把挂在树枝上的多汁大果实劈成两半，冰凉透明的液体流了下来，滴在那些不留神的人身上。
这一天，我们停止行军准备吃早饭时，大家都坐在自己的马旁边，吃自己口袋里的食物。我分到半只瘦鸡，正在啃鸡腿的时候，突然从树林的边缘处响起一阵刺耳的枪声，一串子弹从我们眼前射过，差点射到我们的脸上。我身后的一匹马立刻跳了起来，但这并不是我的马。大家都很激动，场面一片混乱。一队士兵冲向枪响的地方，结果只找到了一些空弹壳。与此同时，我一直在想着那匹受伤的马，这是一匹栗色马，子弹射中了它的肋骨，血直往地上滴，明亮的栗色皮毛上有一圈大约一英尺宽的深红色血迹。它耷拉着脑袋，不过没有倒下，但是很明显，它快要死了，马鞍和缰绳都已经被卸了下来。看到这一切，我不禁想到，这颗射中栗色马的子弹，肯定是从离我的脑袋不到一英尺的地方飞过去的，无论如何，我都可以说我经历了“枪林弹雨”。真幸运。由此，我开始对我们迄今为止的参战工作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第二天，我们整天都在追踪敌人。以前走过的树林看上去有点像英国丛林，现在眼前是一片棕榈林，这些棕榈树下粗上细，大小不一，千奇百怪。在这片棕榈林里走了三四个小时之后，我们又来到一片空地上。涉水过河后我们在一间简陋的小屋附近停下来过夜。地图上竟然有这间小屋的名字！天气很热，我和我的同伴说服了两个比较年轻的参谋跟我们一起去河里洗澡。这条河从三面围绕着我们的露营地，河水清澈温暖，十分舒服，四周景色怡人。我们上岸穿衣服时，突然听到不远处传来一声枪响，之后又传来两声，然后枪声就响成了一片。子弹从我们的头上嗖嗖地飞过。显然，敌人正在进攻。我们赶紧穿好衣服，沿着河往回走，尽可能显得从容不迫。终于，我们回到了将军的司令部。当我们到达的时候，半英里外正发生着小规模的战斗，子弹飞落到营地上。反叛者的武器主要是雷明顿步枪，而西班牙军队用的是冲锋枪，这种枪发出的嗒嗒脆响与雷明顿步枪的闷响形成了奇异的对比。大约半小时后，反叛者打够了，抬着死伤的同伴撤退了。但愿这些死伤者有人照应。
我们在走廊式阳台上泰然自若地用了餐，然后到小屋的吊床上休息。不一会儿我就被枪声惊醒了。枪声零星响起，有时还响成一片，在夜间回荡。一颗子弹掀起了小屋的屋顶，另外一颗子弹打伤了一名在门外的传令兵。我很想从吊床上跳下来，趴在地上，但因为周围其他人都没有动弹，我想我最好还是待在原地不动。我给自己鼓劲，因为在我和敌人之间还隔着一张吊床，上面睡着一名体格强壮的西班牙军官，事实上他算得上很胖。我对胖子从来没有偏见，至少我没有因为他饭量大而憎恨他。想着想着我就睡着了。
被骚扰了一夜之后，我们纵队第二天一大早就出发了。在薄雾的掩护下，反叛者的狙击手等我们一过河就向我们射击。敌人在我们面前不断后退，依仗各种有利地形向我们开火。虽然被击中的人不算多，但子弹在长长的纵队间飞窜，使每个行军者都感到惊心动魄。八点钟，西班牙军队的先头部队走出了凹凸不平之地，进入空旷的平地。草地上有一条很宽的路，路的一边是铁丝栅栏，另一边是一排矮树。这条路从大平原开始，一直通向敌人的防线。路的两旁是长着齐腰深杂草的广阔田野。在中途，大约一英里的前方，路的右边是一片约有百棵棕榈树的小树林。大路的尽头，在正确的角度下可以看到一列低矮的小山，山上到处都是栅栏，山后是茂密的森林，这里就是敌人的阵地，将军决定立即发起攻击。
战术相当简单。当西班牙纵队的先遣营走出凹凸不平之地后，派两个连队从两侧包抄，骑兵队移到路的右边，炮兵部队居中。将军和他的参谋人员以及两个英国客人则跟在战线的后面，相距约五十码。第二个步兵营以连为单位排成纵队跟在大炮后面。一直走了三百码，没有发生枪战。这时，远处的山顶上冒起阵阵烟雾，紧接着传来了反叛者的枪声，这样的情形连续发生了两次。随后，敌人的火力开始连续起来，敌阵上左右开弓。西班牙步兵开始反击，并不断地前进，双方的火力都很猛。我们的四周不断传来各种声音，有时像叹气声，有时像口哨声，有时像一只生气的大黄蜂发出的嗡嗡声。将军和他的参谋人员一直向前走，直到离烟火中的栅栏只有四五百码距离时才停下来。我们在这里停止了前进，没有任何掩护地骑在马上，观看步兵的进攻。这时，空中到处是子弹的嗖嗖声，被子弹击中的棕榈树发出啪啪的响声。西班牙人精神抖擞，我们也不得不壮着胆子挺起胸，尽力保全我们的面子。这种场面真的是非常危险，然而让我们十分惊讶的是在乱枪中被击中的人并不多。我们这一群人大概有二十个，受伤的马和人加起来才三四个，无一人死亡。令我感到安慰的是，不久，西班牙军队毛瑟枪的阵阵齐响开始占了优势，反叛者的火力渐渐减弱，最后全部停止了。不一会儿，我看见反叛者匆匆忙忙地躲进树林里，然后一片寂静。步兵继续前进，占领了敌人的阵地。乘胜追击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很难通过这片丛林。
当我们的纵队只剩下一天的口粮时，我们穿过平原撤了回去。西班牙人保全了荣誉，我们的好奇心也得到了满足，于是西班牙纵队回到了海岸，我们俩则返回了英国。我们认为西班牙人是不可能很快结束古巴战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