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把钱给你们的儿子，如果负担得起，你们可以给他几匹马。
我在桑赫斯特军校开始了我的一段新的人生，我再也不会因为以往不擅长的拉丁文、法语或者数学而感到自卑了。我们现在得学习新的东西，大家都公平地从头开始。我们的全部课程包括战术、设防、地形学（绘图法）、军法和军政等，此外，我们还要进行体操训练和马术训练。没有额外的体育运动，除非他自己想去。这里的纪律很严，学习和操练的时间都很长，一天下来，每个人都筋疲力尽。我对即将学习的内容很感兴趣，特别是战术和设防。我的父亲让他的书商贝恩先生给我寄来学习中可能会用到的书，因此我订购了哈姆利的《战争行动》、克拉夫特的《关于步兵、骑兵和炮兵的信函》、梅因的《步兵射击战术》，同时我还订购了许多与美国南北战争、普法战争和俄土战争相关的历史书籍，这些战争是当时最新同时也是最好的战争范例。很快，我就有了一个小型的军事图书馆，它为我的正规课程提供了一些背景知识。我不大喜欢操练，在“后进生班”里待了好几个月，这个班级是由那些需要特别辅导的学员组成的。但是，野战实习是最令人兴奋的，我们挖战壕、筑掩体、垒沙袋，用工具在防护墙上设置蒺藜，制造防护栅栏和定向地雷（一种原始的地雷）；我们用火药切断铁路交通线，还学会了如何炸石桥，用木渡船搭浮舟桥；我们绘制坎伯利周围所有山的等高线轮廓地图，往各个方向勘探道路，并布置警戒线，为前锋部队和后方警卫部队制订模拟计划，甚至还制订过简单的战术方案。我们从未学过关于炸弹和手榴弹方面的知识，因为这些武器早就过时了，它们在18世纪时就已经不用了，在现代战争中毫无用处。
毫无疑问，这些都是最基本的，我们所学的东西都被限定在下级军官该学的范围之内。但有时，我也会被邀请去离我们学校不到一英里的参谋学院吃饭，这所学院是专门培训全军中最优秀的军官、最高级指挥人才的。在这里，学习的内容是怎样指挥一个师、一个兵团，甚至整个军队；学习有关军事基地、军需供应、通信联络和铁路运输战略等。这是多么令人兴奋啊！只可惜一切都是模拟的。文明国家之间的战争时代已经永远结束了。如果我早出生一百年的话，我们该处在一个多么辉煌的时代啊！设想一下，如果我们是1793年的十九岁的年轻人，那我们就有机会参加长达二十多年的反抗拿破仑的战争！然而，这一切都已经结束了。自从克里米亚战争[33]以后，英国军队就再没有和白人军队开过火了。而如今，这个世界渐渐变得如此明智、和平、民主，伟大的战争时代结束了。幸运的是，世界上还有野蛮的民族：祖鲁人、阿富汗人、苏丹的德尔维希人。有朝一日，他们高兴了也会玩点花样，在印度甚至可能会发生兵变或反叛。那时，当地人会很神秘地在芒果树上胡乱涂抹。《旁观者》周刊上发表的一篇文章声称，几个月后我们有可能需再度征服印度，我们对此寄予了希望，都想知道事情究竟是怎么样的。当然，我们都想尽早得到委任，去印度的平原上征战，获得奖章和荣誉，也许会像克莱武[34]一样，年轻时就当上高级指挥官！这些想法只能起到一些安慰作用，因为与参加一场真正的欧洲战争相比，跟可怜的印度人打仗就像是以玩“犬兔越野追逐赛[35]”来代替全国障碍赛马一样。尽管如此，我们仍然必须尽自己所能把握时代的良机。
我非常喜欢马术训练，我的马术与大部分骑手一样娴熟。父亲安排我假期去骑士桥兵营与皇家骑兵队一起练习马术，这样对我来说又额外增加了一堂马术课。后来我参加了骑兵团，在那里进行了五个月的训练。把这些训练课程都加起来，我想我已经能很好地驾驭一匹马了，这可是世上最重要的事情之一。
骑马是我在桑赫斯特军事学校最大的乐事，我和我的同学把我们所有的钱都用来从当地最好的马房租马。为了我们未来的使命，我们很快债台高筑。我们在一位友好的贵族的狩猎园里多次组织过定点赛马，甚至还举行过一次越野障碍赛马，在乡野上欢快地策马奔腾。在此，我要向为人父母者，特别是那些有钱的父母说：“不要把钱给你们的儿子，如果负担得起，你们可以给他几匹马。”骑马的人是不会感到悲伤的，即使有悲伤，也是荣耀的悲伤。马背上的时光是不会虚度的，年轻人常常会因为养马或者赌马而毁掉自己，但是从未有人因骑马而毁了自己。当然，除非他们在骑马时摔断了脖子，不过这样倒也是一种好的死法。
当我成为一名士官生后，我在父亲的眼里获得了新的地位，如果没有不方便，父亲便会允许我跟他一起外出。他喜欢看杂技、看魔术、看动物表演，我第一次去帝国剧院就是和他一起去的。他也带我去位于特林的罗思柴尔德勋爵府上参加重要的政治活动，保守党的领袖人物及其新秀常常在此聚会。这时，他开始带我去和他的赛马朋友们见面，于是我们又有了另一群伙伴和新的聊天话题，这些也同样有趣。在我看来，他似乎拥有一切，或者说他几乎拥有他值得拥有的一切。但是，只要我表现出一丁点想要与他平等的想法，他立刻就会很抵触。有一次，我提议可以帮他的私人秘书为他写几封信，他对此置若罔闻。现在我知道了，这只是一个过渡阶段，如果他再活四五年的话，要是没有我的帮助，他将很难办成事。然而他没能再活四五年！我们的友好关系经过一番努力，即将发展到相互理解，可以达成协议、结成联盟——或者至少可以达成一个君子协定——就在此时，他却永远地离我而去了。
1894年春天，大家都清楚，我的父亲已经病得很重了，但他仍然坚持参加政治活动，几乎每个星期都要在某个重要场合发表一次演说。没有人看不出来，他的演说越来越不成功，对他演说的一字不落的报道逐渐从三栏减到两栏，然后又减到一栏半。有一次，《泰晤士报》报道说，演讲厅没有坐满。最后我听到母亲和老公爵夫人[36]都劝他休息，我祖母一直反对父亲带病工作，但他坚持说自己没事，一切都很好。我知道，这两个和他最亲近的人如果不是迫不得已，是不会向他施加压力的。
现在我对父亲的看法与我给他写传记时候的看法有所不同。我早已过了他去世时的年纪。我很清楚，他的辞职对他来说是个致命的错误。他是一个“绝境中大胆的领航员”，当年正是他施展才华的时候。但是，1886年保守党统一政府获胜以后，情况就改变了。当时政治上需要的是安定，对英国而言，索尔兹伯里勋爵代表着国民所需要和渴望的一切。他安稳地统治了很长时间，自然喜欢大权独揽，不会愿意与一位控制了下议院和政府财政的不安分的对手平分权力。对一个人来说，职位丢失了以后是很难再找回来的，他也许能在五六十岁时获得另一个职位，但肯定不会是他三四十岁时丢掉的那个。要想掌控一个党派或一个国家的领导权，领导者的素质和思想不仅要符合党派和国家的需要，还要能够投其所好。
伦道夫·丘吉尔勋爵成为财政大臣之后，肩负着国家的重任。从那时起，在很大程度上，他已不再是一个托利党人，他越来越喜欢采取格莱斯顿式的观点，唯一例外的是在《爱尔兰自治法案》这个问题上。在所有的社会问题和劳工问题上，他的观点是当时的辉格党[37]人或中产阶级的自由党人所不能容忍的。甚至在爱尔兰问题上，他的观点也是非同寻常的独立，保守党人对此也并不欣赏。我想，如果他还活着的话，他很可能会抵制南非战争。他的观点中有倾向工人阶级的成分，因此会遭到嫉恨。他若想东山再起，唯一的真正王牌是制止张伯伦的贸易保护运动。据我所知，他完全可能成为该运动最主要的反对者之一，他不是那种会受党派核心成员影响的人。在派系斗争中，他会抓住一切机会去赢得胜利。但是当他肩负重任时，他又会全心全意为国家的公共事务操劳。他从来不会坐下来玩冷静算计的把戏，心里想什么就说什么，这样更好。
格莱斯顿先生作为演说家的名声不是依靠他发表的演讲稿，而是依靠他的演说在听众中产生的效果；伦道夫·丘吉尔勋爵在英国政治史上的地位不是取决于他的言行，而是取决于他的人格给他同时代人留下的深刻印象。如果形势一直保持有利，那么这种深刻的印象也许会发挥决定性的作用，他与生俱来拥有这种魄力和魅力。
当年流行写信，所以我父亲曾辛辛苦苦地亲笔给我写过很多信，如今我把它们拿出来又重读了一遍，感觉到自己当时并没有体会到他有多关心我。我很后悔我们一起生活的时间太短，相互了解得还不够。在罗斯伯里勋爵[38]人生的最后几年，我常常去看望他，除了因为我非常尊敬这位伟大的人物以外，还因为我喜欢听他讲关于我父亲的事。当我和这位与我父亲私交甚厚的知名人物交谈时，我感觉我离父亲越来越近。最后一次见罗斯伯里勋爵时，我曾说，我多希望时光倒流，能平等地与父亲交谈。这位年迈的政治家说：“哦，他会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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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4年6月的一天，我正在绘制一张乔巴姆科蒙的公路图，一个骑自行车的信差给我送来了学院助理发来的消息，命令我立刻出发去伦敦。我父亲第二天就要起程去环球旅行，家人提出申请，请学校允许我请假去送别父亲，但学校例行公事，拒绝了申请。于是，我父亲打电话给陆军大臣亨利·坎贝尔·班纳曼爵士：“今天是我在英国的最后一天。”……没有再浪费更多的时间，我就被送上了去往伦敦的路。
第二天早上，我和母亲、弟弟一起驾车去了车站。尽管父亲四年前在南非之行中蓄了大胡子，但我还是能看出他因为内心痛苦而满脸憔悴的倦容。他轻轻地拍拍我的膝盖，虽然是一个简单的动作，但意味深长。
从那之后，他开始了漫长的环球之旅，我再也没有见过他，只记得他转瞬即逝的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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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桑赫斯特军校学了一些东西，它教会了我如何为人处世，教会了我不同军衔的军官之间该如何在军中相处。我的连长鲍尔少校来自威尔士团，是一位作风严谨、脾气急躁、严格执行纪律的军人。他一本正经、生性矜持、谦恭有礼，是一个无可挑剔、令人敬畏的人。他从未上过战场，但我们依然确信，他是个宁死不屈的硬汉。
军校有规定，如果学员外出离开学校，首先必须要在连队的请假簿上写下你的名字，这样才能假定你的请假已得到批准。有一天，我驾着一辆租来的两匹马拉的马车去奥尔德肖特[39]看望正在那里的民兵营训练的一位朋友。当马车沿着马尔伯勒路行驶时，正好碰见鲍尔少校驾着一辆马车飞快地赶回桑赫斯特军校。我向他脱帽致敬，突然想起因为自己太懒或太粗心，没有在请假簿上登记。我有些焦虑，不过我想：“还是有机会的，晚饭前他应该不会去看请假簿，我一回去就把我的名字写上。”我匆匆看望了我在民兵营的朋友，尽快赶回了学校。我回到学校时是六点，沿着走廊跑到放着请假簿的桌边，一眼就看到了少校在请假簿的底部签下的名字的首字母“O.B.”，我回来得太迟了。他在奥尔德肖特见过我，又没看到我的名字在请假簿里。然后我又看了一遍，让我惊讶的是，我的名字以少校的笔迹写在那里，他的签名说明他批准了我的假。
这件事让我对古老的英国军队的生活有了一个了解：尽管军队里的纪律非常严明，但是军官们彼此以礼相待。自然，这次事件发生之后，我再也没有粗心大意过。
1915年的冬天又发生了一件类似的事情，当时我正随英国近卫步兵第一团在拉旺蒂的前线服役。我们的上校是以超级严厉而闻名的杰弗里斯，他是一位优秀的军官，虽然在前线参加了十六个月的防守战，但仍不改本色。他反对在执勤时喝酒（除了军队定期供给的朗姆酒以外），甚至在寒冷的冬天和前线都是如此。尽管没有下达正式的命令，但他希望士兵不要把酒带进战壕。一天，在一个黑暗潮湿的战壕里，大家正喝着一瓶波特葡萄酒[40]自娱自乐，突然有人喊道“指挥官”，只见杰弗里斯上校放慢了脚步，缓缓走了过来。一位颇有军事天赋的年轻军官本能地把战壕里一支快要熄灭的蜡烛插进酒瓶口，这样的蜡烛台十分常见，一切都完美地掩饰过去了。不过，六个月后，这位年轻军官休假时在近卫军俱乐部遇见了杰弗里斯上校，上校说：“来一杯波特葡萄酒怎么样？”中尉欣然接受了。酒拿来后，喝完一杯，上校又说：“有没有蜡烛油的味道？”他们俩一起笑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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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读者允许我岔开话题的话，我想说说我在桑赫斯特军校最后一个学期一件让我很愤慨的事。这是由奥米斯顿·钱特夫人发起的净化运动。这位夫人是伦敦郡议会成员，1894年夏，她积极推动了一场净化剧场的运动，矛头特别指向帝国剧场的幕间休息区。每当晚上演出的时候，第一层楼厅的前排座位后的大空间总是挤满了人，特别是每周六。青年男女不仅在演出期间和幕间休息时相互交谈，而且时不时要喝些酒来为自己提劲。奥米斯顿·钱特夫人和她的朋友们指责这些寻欢作乐的人饮酒过度、道德败坏，她企图关闭幕间休息区，尤其是与之相邻的酒吧。大多数英国公众对此事持有不同的看法，而《每日邮报》支持他们的看法。在那个年代，这是一份很受欢迎的报纸。当时《每日邮报》上以“徘徊的假正经”为题刊登过一系列读者的文章，这些作者通常都用笔名，如：“五个孩子的母亲”、“绅士与基督教徒”、“自己活也让别人活”、“约翰·布尔”等等。这场公开辩论激起了公众的浓厚兴趣，但其他任何地方的讨论都不如我们桑赫斯特军校同学之间的讨论来得热烈。我们习惯在每月两次放短假时去光顾这个幕间休息区，每次短假都是从周六中午到周日午夜。我们很反感钱特夫人的指责和影射；我们从未看到过男女双方有任何值得控诉的举止。事实上，任何人只要有越轨的举动，哪怕不是故意的，都会立刻被身穿制服的门警粗暴地推出门外，甚至推到街上，我觉得这才是唯一应该被批评的地方。我们认为奥米斯顿·钱特夫人发起的运动完全是多余的，而且与英国的自由传统相违背。
在这个问题上，我迫不及待地想要反击。有一天，我注意到有一位绅士在《每日邮报》上提议说，要建立一个公民团体来抵制、反击钱特夫人和她的支持者的这场不宽容运动，我现在已经想不起他的名字了。这个团体被叫作“娱乐保护联盟”，该联盟提议成立委员会和推选一名执行官，以履行公务、吸纳成员、募集捐款、举行公众会议并发行刊物，以此来支持自己的观点。我立刻去函表示自愿为这个组织服务，我按照他的联系地址给这位虔诚的创始人写了一封信，诚恳地表达了我赞同他的想法，并乐意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进行合作。没过多久，我收到了一封用印着抬头的信笺写的回信，信里表示很欢迎我提供帮助，并邀请我参加将于下星期三晚上六点钟在伦敦一家酒店召开的执行委员会的第一次会议。
星期三是个半休日，表现好的学员可以请假去伦敦。我在前三天中利用闲暇时间写了一个演讲稿，我想我可能会被要求面向一大群严肃的执行委员发言，我将要让那代表着英国人的自由的旗帜迎风飘扬，为了这自由，汉普登[41]战死沙场，西德尼[42]惨受绞刑。因为我以前从未尝试在公开场合演讲过，所以这次发言对我来说是一个艰巨的任务。我把演讲稿反复修改了三四遍，尽量写得完美，然后记在脑子里。这篇演讲稿是为英国国民天赋的权利进行辩护，指出国家干涉守法公民的社会习惯的危险性，分析了不受健康的公众舆论支持的一味压制会带来的许多不可避免的恶果；这篇演讲稿既没有夸大这个事件，也没有无视这个事实，而是以适度的、幽默的口吻和通俗的逻辑来说服听众；在结束语中，我甚至请求听众对那些误入歧途的对手要有耐心。在人类事务中，不都是过失多于恶意吗？写完讲稿之后，我急切又紧张地等待着这个重要时刻的到来。
星期三上午的任务刚一结束，我就狼吞虎咽地吃了午饭，换上一身便服，急急忙忙赶到火车站，搭上一辆去伦敦的慢车。我必须提一下的是，当时我的经济非常拮据，事实上，买了回程火车票以后，口袋里就只剩下几个先令了，当时离下个月的十英镑津贴发放日还有两个多星期。一路上，我都在默诵着演讲稿里的重点和重要段落。下火车后，我坐上一辆双轮马车，从滑铁卢来到莱斯特广场，执行委员会的会议就在这个广场附近的一家酒店里。当我看到这昏暗的，甚至有些肮脏的小街时，我很惊讶，还有些窘迫。当马车最终在酒店门前停下时，我更是惶然无措。我对自己说，他们避开豪华地区很可能是正确的。如果这运动想要成功的话，就一定要以民众的意志为基础，要响应各阶层民众共有的最简单的本性，不能向纨绔子弟和上层社会妥协。我对酒店的守门人说：“我是来参加‘娱乐保护联盟’今天在你们酒店举行的会议的。”
守门人看起来很疑惑，他说：“我觉得吸烟室里有一位绅士应该是办这事的。”我被带进吸烟室，这是一个昏暗的小套间，我见到了这个新联盟的创始人，他孤零零地坐在那里。我很沮丧，但我尽可能地控制住自己沮丧的心情，问道：“我们什么时候开会？”他看起来也同样窘迫，说道：“我给一些人都写过信，但他们都没有来，所以现在就只有你和我两个人。如果你愿意，我们可以草拟一个章程。”我说：“但是你是用印有联盟抬头的信笺给我写的信。”“好吧，”他说，“那种纸只需要花费五先令，联盟刚创办的时候，用印有抬头的信笺写信是一件好事，它会鼓励人们主动来参加的。你看，你不就被引过来了吗？”他似乎因为我的沉默而感到有点失望，停顿了一下，然后补充道，“如今在英国想要让人们做点事情很困难，他们习惯了逆来顺受，我不知道这个国家出了什么毛病，人们看起来像是没有灵魂的躯体。”
把这件事做下去也见不到什么成效，跟这位联盟的创始人生气更没有什么意义，所以我委婉而又坚决地与他道了别。我走到大街上，演讲词还在我的胸中激荡，口袋里只剩下半个克朗。人行道上挤满了匆匆过往的行人，这些人专注于他们个人的小事，对关系到国家和人类的大事漠不关心。我用同情和鄙视的眼神看着这些只关心个人琐事的路人。显然，把公众的观点引导到正确的方向上，并不像我过去想象的那么容易。假如这些民主政治下的懦夫如此不珍惜他们的自由，那么他们又如何来守卫几个世纪以来贵族和寡头的专制统治得来的大片疆土呢？霎时，我对大英帝国感到了绝望。这时我想起我还没吃晚饭，但我只有半克朗！不，这可不行！在这个美好的半休日里，我满怀期待来到伦敦，带着可能会改变国家命运的演讲稿，却堵在嘴里没有机会说出来，然后就这样回桑赫斯特军校，吃点点心，喝杯茶吗？绝对不行！于是我做了一件我从未做过，而且以后也不会再做的事情：我来到斯特兰德大街，看到了阿滕伯勒先生著名的典当行门前挂着的三个金球。我有一块非常精美的金表，是我上次过生日时父亲送给我的生日礼物。毕竟，国王王冠上的宝石在艰难时期也曾被典当过。“你想要多少钱？”典当行的店员小心翼翼地掂了掂这块手表后问我。“我想要五英镑。”我说。店员就把一些详情细节写进一个本子里，给了我一张票据和一张五英镑的纸币，这种票据迄今为止我只在歌剧院的歌声里听说过。我再次来到伦敦市中心，顺利地回去了。
第二天，桑赫斯特军校的朋友们都想知道这次会议进展的情况。我已经预先告诉过他们我演讲时打算使用的非常有说服力的论据，因此他们都很好奇想知道结果怎么样、会议怎么样。他们很羡慕我敢于面对一个由成年人、政治家、市议员等诸如此类的人组成的执行委员会做演讲，代表他们阐明观点。他们想知道所有的一切，但我没有勇气向他们坦诚相告，只能大概地说一下，我说在一个生活舒适、又容易满足的国家里，想要激起民众的热情非常困难。我指出循序渐进的重要性，并且在实施下一个步骤之前一定要把前一个步骤做好。第一步就是先成立执行委员会，这一步已经完成了；第二步就是草拟联盟的章程，分配各种职责和权力，这一步正在进行中；第三步要呼吁广大民众的支持，而民众的反应是至关重要的。同学们对我说的这番话有所怀疑，但我又能怎么办呢？如果我自己拥有一份报纸，那么我会把我的演讲稿逐字逐句都刊登在报纸的头版上，标题要醒目，并且把在委员会得到喝彩的内容都标注出来，此后还要有一系列连续发表的相关文章，对我的演讲稿表示支持。这样的话，娱乐保护联盟也许真的能取得进展。在19世纪90年代初，许多事情尚未成形，该联盟本可以在英语国家里调动起强大的公众舆论，向民众发出警告。如果是这样的话，强大的美国后来就不需要依靠禁酒令[43]自救了。在这里，我们再一次看到了命运的足迹，它们避开了令人愉悦的芳草地，转而走上了干燥崎岖的石路。
我注定要在这次运动中再次出击。钱特夫人发起的运动并没有失败，它来势凶猛，我们觉得，如果对她们进行英国式的妥协实在是太谨慎小心了。最后的解决方式是，违规的酒吧与幕间休息区用帆布屏风隔开。这样一来，从技术上看，闹事者就不在幕间休息区之内了；从法律上说，这些酒吧与幕间休息区之间远得就好像它们已经搬去了邻郡。分隔屏的进出口可以按法律规定留出足够的宽度。当然，如果为了有效通风，也可以同时降低隔离屏的高度。这样，维纳斯[44]和巴克斯[45]的神庙，虽然离得不远，但还是被分开了。如果维纳斯和巴克斯想攻击人性的弱点，只能一个个攻击，或轮流进攻，不能一起出击。那些“徘徊的假正经”的坚定分子对此赞不绝口；剧院的业主在发出了一阵痛苦的号叫和抗议之后，似乎也只好认命；而桑赫斯特军校的学员们则不认同，在这妥协的过程中，没有人来征求过我们的意见。我本人对这种虚伪的行径充满了鄙视。当时，居住在自由和民主国家里的伟大民族的社会生活正被欺骗所主宰着。对此，我却无能为力。我希望能有一个对国家职责和个人权利的清晰定义，这种职责和权利可以根据民众的习惯和传统的需求作修改。
在帝国剧院里设置隔离屏后的第一个星期六，我们桑赫斯特军校的许多学员碰巧都去了那里，那天还来了好多和我们同龄的男大学生，当然，这些男大学生都只是一些书呆子，既没有组织纪律性，也没有责任心。大家仔细观察了剧院的新结构，开始提出反对意见。一位年轻的绅士用他的手杖戳穿了隔离屏，其他人开始纷纷效仿。当我的同伴们也都开始如法炮制时，我自然不能退缩。突然，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全场所有的人，大概三百人，都开始骚动起来，并且愤怒不已。他们冲向这薄薄的隔离物，把它们撕成碎片，剧院方面也无能为力。人们拆毁护栏，撕碎帆布屏，清除了障碍物，酒吧和过去很长时间里一直相连的幕间休息区又再度连在了一起。
在这乱糟糟的环境里，我做了平生第一次演讲。我站在碎片上，向着骚乱的人群发表演说。我的演讲词没有被保存下来，但现场的人都听得很认真，后来我还听别人议论过好几次。我彻底抛开了制定章程的论点，直接煽动人们的激情，最后还说：“今晚你们看到我们拆毁了这些障碍物，以后你们要在即将到来的大选中，推翻那些该为此事负责的人。”听众对我的演讲给予了热烈的掌声。大家夺门而出，来到广场上，手里挥舞着被我们当作战利品的碎木头和碎布片。这让我想起尤里乌斯·恺撒死时的情景：阴谋者冲上大街，手中挥舞着杀死暴君的血淋淋的短剑。我又想起了攻占巴士底狱的情景。对这件事的详细情况，我相当熟悉。
看来，要推动革命的进程比开始一场革命更难。当晚，我们必须赶最后一班火车回桑赫斯特军校，否则我们就是玩忽职守了。这列火车午夜后不久从滑铁卢站出发，把当天的死人运到伦敦的公墓地，现在依然如此。这列火车的终点站是弗里姆利，那里靠近奥尔德肖特，到达弗里姆利的时间是凌晨三点。下车后还有八至十英里才能到达皇家军事学院。当我们到达弗里姆利这个小村子后，发现已经没有交通工具了，只好去敲当地一家旅店的门。也许是敲门声太大，我们等了很长时间，在我们都快没有耐心的时候，门的上半部分突然打开了，一支大口径短枪的枪口正对着我们，枪的后面是一张苍白的、杀气腾腾的脸。在英国，很少有事情会被逼到极端。我们保持着原来的姿势一动不动，解释我们需要什么，而且我们会付钱。旅店老板这才消除疑虑，最后他平静下来，牵来一匹老马和一辆更老的马车。我们七八个人坐着这辆马车顺利回到了坎伯利。我们没有麻烦门卫，走小道回到宿舍，正好赶上了早晨的集合检阅。
这件事在当时引起了相当大的震动，很多报纸都用头版报道了此事。有一段时间，我很担心，生怕自己因为参与此事而引起过多的注意。如果真是这样，的确有很大的危险，因为我父亲的名字一直都是备受瞩目的。虽然，我为自己能参与抵制暴政而感到自豪。当然，这也是每一个想要生活在自由国度里的公民应尽的职责，但我十分清楚，有人会持反对意见，而且这种反对意见甚至可能会成为主流观点。想要让年长的人和当权者对被他们看作是年轻人的草率行为采取开明和理解的态度，是靠不住的。他们有时候会想出一个馊主意，挑出典型来做例子，“杀一儆百”。虽然我已经做了以身殉难的准备，但我还是希望这一天能够来得晚一点。幸运的是，当我的名字开始与这个事件联系在一起时，民众对此已失去了兴趣，军事学院和战争办公室也没有人故意再提起这件事。这种好运是令人难忘的，是每当遇到坏运气时总会被想起来的一种好运，它让我觉得，人总有背运的时候，也有幸运的时候，都是公平的。对我来说，值得记录的事情就只剩下郡议会的选举用了错误的方式这一件事了，那些自诩为进步分子的人胜利了，障碍物被用砖和泥重新砌了起来，我们所有的努力全部付诸东流，但是没人会说我们未尽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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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桑赫斯特军校的课程很快就要结束了。我的学业不再垫底，相反，我在同届的一百五十名学员中，以排名第八的优异成绩毕业。我提这件事是因为我想说明，我学习重要的东西是很快的。这是一段艰苦但开心的经历，一共只有三个学期，每个学期的期末，学员就自动从初级升到中级，然后再从中级升到高级。中间间隔的时间很短，一年后就升到了高级班。几乎每个星期我们都能感觉到自己在成长。
1894年12月，我毕业回家，完全能够胜任女王的委任了。与学生时代相比，我在军校结交了很多朋友，其中有三四位现在仍然健在，其他的都已经不在人世了。南非战争不仅夺走了我许多朋友的生命，也夺去了我们连队里很多人的生命。世界大战则几乎夺去了其他所有朋友的生命，幸存下来的几个人，或是大腿上，或是胸部，或是脸上，曾被敌人的子弹击中过。我向他们致敬！
我从桑赫斯特军校毕业后进入社会，社会就像是阿拉丁的神秘洞穴一样展现在我的眼前。从1895年初开始，一直到现在我写此书的这一刻，我都没有时间回忆过去。对我来说，无所事事的日子屈指可数，我就像是一部永不停息的电影里的一个演员。总的来说，这些日子还是很有趣的！1895年到1900年这段时间是我生命中最多姿多彩的一段时光。当然，世界大战刚开始的那几个月除外，这段时光将是本书的主要内容。
回首往事，我真诚地感谢至高无上的上帝赋予了我生存的机会。我所经历的每一天都是好的，而且一天比一天好。生活中起起落落，充满了冒险和坎坷，总是感觉变化无常，但又充满了希望。来吧，世界上所有的年轻人！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你们去填补被战争夺去的一代人的空缺！你们不能浪费一分一秒！你们必须在生命之战中找到你们自己的位置。二十至二十五岁正是大好的年龄，不要满足于现状！“世界是你们的，你们要让她变得更加丰富多彩！”要继承前辈的遗志，承担起你们的职责！重新举起光荣的旗帜，向着新的敌人挺进！人类大军的前方总会有敌人，只有去攻打他们并打败他们！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绝不向失败低头！不要被个人的成功冲昏了头脑！你们会犯这样那样的错误，但只要你们心胸宽广、以诚相待，并且勇敢热情，你们就不会伤害到这个世界，更不会让她痛苦！世界需要你们年轻人去追求，并战胜她！只有不断征服世界，世界才能生存下去，才能繁荣昌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