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尽管有很多无聊的功课，但是和许多男孩子住在一起还是十分有趣的，我们能成为好朋友，还能一起经历很多的冒险。也有人告诉我：“学生时代是人生中最快乐的时光。”
人是什么时候开始有记忆的呢？一个孩子的头脑里从什么时候起才会隐隐约约有最初的意识呢？我最早的记忆是在爱尔兰度过的时光。我能清楚地回想起在爱尔兰的场景和事件，甚至还能依稀回忆起那里的人。我生于1874年11月30日。1879年初，我离开了爱尔兰。我的祖父马尔伯勒公爵在1876年被迪斯累里首相任命为爱尔兰总督，而我的父亲就作为总督秘书随行去了爱尔兰。我们住的房子被叫作“小屋”，离总督府很近，从总督府扔一块石头就能到我家。我在这里度过了三年左右的童年时光。直到现在，我对当时的一些事仍记忆犹新。我还记得1878年我的祖父为高夫勋爵雕像揭幕的情景：黑压压的一群人，骑在马背上的红衣骑兵用很多绳子拉开一块盖在雕像上的褐色绒布。这个老公爵，我那令人敬畏的祖父，大声地朝着人群讲话。我甚至还能记起他当时说过的一句话：“他用令人畏惧的齐射粉碎了敌人的战线。”我能理解他是在谈论打仗的事，而“齐射”的意思就跟那些穿着黑色衣服的步兵在凤凰公园里练习射击时发出的剧烈枪声一样。因为我常在早晨被带去这个公园散步，听到过这种枪声。我想，这就是我第一个比较清晰的记忆。
其他的事件我记得更加清晰。有一次，我们准备去看童话剧，大家都很兴奋。期待已久的那个下午终于到来了，我们从总督府出发，乘车去一座城堡。毫无疑问，一定还有很多其他孩子也都会去那里。城堡里面有一块很大的空地，地上铺着长条形的石块。天下着雨，那里经常下雨，就像现在一样。人们从城堡的门里走出来，到处乱哄哄一片。然后我们被告知不能去看童话剧了，因为剧院已被烧毁了。从废墟中所能找到的全部东西就只有曾经装在剧院经理口袋里的一串钥匙。为了安抚我们，作为补偿，我们被承诺第二天可以再去看一看剧院的废墟。我很想去看看那串钥匙，但是这个要求似乎无法得到满足。
在这几年中，有一次我们曾去位于艾姆花园的波塔林顿勋爵的府上拜访。家人告诉我，我可以叫他叔叔。对于这个地方，我能很清晰地进行描述，尽管我从四岁或者四岁半以后就再也没有去过那里。印象最深的是一座高高的白色石塔，我们坐了很久的车才到达那里。我被告知这个塔曾被奥利弗·克伦威尔炸毁。我当然知道他炸毁过各种各样的东西，因此，他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人。
我的保姆埃弗雷斯特太太对芬尼亚组织[1]的成员非常害怕。我推断这是一帮坏人，如果他们想随心所欲，就会无休止地干坏事。有一次，我骑着毛驴外出，看到黑压压的一长队人朝我们走来，当时我们都认为他们是芬尼亚组织的人——现在我敢肯定这些人一定是步兵旅在拉练——当时我们非常惊慌，特别是我的那头毛驴，吓得乱踢乱蹬，把我从驴背上掀了下来，摔了个脑震荡。这是我第一次接触爱尔兰政治。
凤凰公园里有很大的一圈树林，中间有一幢房子。这幢房子里曾住着一位要人，他是首席大臣还是次官我不是很清楚，但是我记得从这幢房子里走出来的一位叫伯克先生的人，他曾给过我一只小鼓。我已经记不起他的长相，但我还记得那只鼓。两年后，当我们回到英格兰时，听别人说，他已被芬尼亚组织的成员谋杀了，就在这个以前我们每天都去散步的凤凰公园里。我周围的每个人似乎都为听到的这个消息而感到难过，可我却暗自庆幸自己有多幸运——当我从驴背上摔下来的时候没有被芬尼亚组织的成员抓走。
就是在这座“小屋”里，我开始接受教育的磨炼。家人宣布一个被描述成“女家庭教师”的危险人物即将来到我家。她的到来被确定在某个日子，为了准备这一天的到来，埃弗雷斯特太太拿出一本书，题目叫《没有眼泪的阅读》。在我看来，这本书肯定属于文不对题。家人告诫我，在女家庭教师到来之前，我必须做到能不流泪地阅读。我们每天辛苦地准备着。我的保姆用笔指着不同的字母教我，可我觉得这一切都很乏味。女家庭教师就要到了，可我们还没有准备好。在这种情况下，我做了很多无奈的人同样会做的事情：躲进了树林。我躲进了“小屋”周围茂密的灌木丛中——它们看起来就像森林。过了几个小时，家人才找到我，把我交给那位女家庭教师。我们整天刻苦学习，不仅学习字母和单词，更糟的是还要学习数学。字母是应该认识的，当它们以一定的形式排在一起时，我能认出它们，也知道它们代表某个特定的发音，迫不得已时我也能读出这个单词来。但是数字堆在一起就乱成一团了，我根本没有头绪。当这些数字排在一起时，你必须说出它们是多少，我的女家庭教师显然十分重视答案的准确性。如果答案不对，那就是错了，“差不多正确”是没有用的。有些时候，做算术就像借债一样，你得先借一个或拿一个，然后再把你借的那个还回去。这些错综复杂的难题给我的日常生活带来了阴影，让我远离那些在儿童游戏室和花园里可以做的所有有趣的事情。它们越来越多地占用了我的空余时间，使我几乎没有时间去做我自己想做的事情。这些课程成了我天天烦心的事情，尤其是学“算术”，一提起它，我就像陷入一个沉闷凄凉的沼泽里。而且这算术学起来似乎永无止境，做完一题，总会有另一题等着你。一旦我想方设法解决了某一类型的难题，又会有其他更复杂的题型向我压过来。
我的母亲没有参与这些强制性的教育，但她给我的感觉是她赞成这些做法，而且几乎总是站在女家庭教师这一边。在我的印象中，她在爱尔兰有骑马的习惯，喜欢穿紧身衣，衣服上经常沾着泥渍。她和我父亲常常骑着他们的大马出去打猎。有时，他们中的一个或者另一个在该回来的时间过后几小时还没回家，家里人就会十分恐慌。
在我看来，母亲就是一位美丽的公主：她光彩照人，拥有无限的魅力。达贝隆勋爵是这样描写她在爱尔兰的日子的，对此我一直心存感激：
……我清楚地记得第一次看见她的情景。那时是在都柏林的总督府，她站在门的左侧，当时总督站在房间最里端的高台上，周围簇拥着一群精干的幕僚，但他们的目光既没有注视着总督，也没有注视着总督夫人，而是聚焦在站在一旁的一个身穿黑衣的婀娜的身影上。她光彩照人，与众不同，她的头上戴了一颗钻石星，这是她最喜爱的装饰物，但钻石的光泽与她那明亮的眼睛比起来还是逊色不少。她像一只敏捷的猎豹，富有涵养与智慧，其勇气不让须眉，作为一位母亲，符合伟大公爵后裔的仪态。她聪慧、善良、乐观，所有这些使她在那儿十分受欢迎。她热爱生活，并真诚地希望所有人都能分享她快乐的信念，这一切使她成为社交圈的中心人物。
我的母亲在我童年的印象中也是如此的光彩照人，在我看来，她就像夜空中一颗明亮的星星。我非常爱她，但是我和她并不十分亲近，我的保姆才是我的知心朋友。埃弗雷斯特太太精心照料我，关注我的一切需求，从上学起一直到现在，我只有对她才会倾诉烦恼。她来我们家以前，曾照料过一个名叫埃拉的小女孩长达十二年，她是一位住在埃伯兰郡的牧师的女儿。虽然我从未见过这个“小埃拉”，但她是我童年生活中的一个重要人物。我知道有关她的一切事情：我知道她喜欢吃什么；知道她如何祷告；知道她怎样的淘气；也知道她如何的听话；我甚至能在脑海中勾画出一张清晰的位于英格兰北方的她家的画面。受埃弗雷斯特太太的影响，我也非常喜欢肯特郡。埃弗雷斯特太太说，肯特郡是“英格兰的花园”。她出生在查塔姆，对肯特郡感到特别自豪。没有一个郡能与肯特郡相媲美，正如没有一个国家能比得上英格兰一样。比如，爱尔兰就根本无法与之相比。至于法国，埃弗雷斯特太太曾经用婴儿车推着我到法国一个叫“沙姆斯艾里兹”的小地方去玩，但回来后我心里却很少会想到它。她觉得肯特郡是世界上最好的地方，它的首府是梅德斯通，它的周围到处是草莓、樱桃、树莓和李子，实在是太诱人了！我总想住到肯特郡去。
1900年冬天，我来都柏林做关于布尔战争[2]的报告时，重访了“小屋”。在我的记忆中，它是一幢长长的白色矮楼，有着绿色的百叶窗和阳台，周围是一块像特拉法尔加广场[3]一样大的草坪，草坪的周围是一大片森林。我以为从这里到总督府至少应该有一英里，但当我再一次看到它的时候，我很惊讶地发现这块草坪只有六十码宽，那片森林也和灌木丛相差无几，从总督府到那片森林骑马只需要一分钟。
我下一个记忆的落脚点是文特诺，我爱文特诺。埃弗雷斯特太太有一个姐姐住在文特诺，她的丈夫在那里做了将近三十年的监狱看守人。当年他常常带我去丘陵或山坡上散步。他给我讲了很多监狱里暴动的故事，他曾几次被罪犯袭击，并受了伤。我第一次到文特诺的时候，英国正在和祖鲁人打仗[4]。报上刊登过这些祖鲁人的照片，他们皮肤黝黑，全身赤裸，手持长矛，他们掷长矛的动作非常敏捷。他们杀死了很多我们的士兵，但从照片上判断，被我们的士兵打死的祖鲁人更多。我对祖鲁人十分生气，听到他们被打死的消息非常高兴，这位监狱看守人也跟我一样。不久，祖鲁人似乎全被杀死了，因为这场战争结束了，报纸上再也没有关于祖鲁人的照片了，也没有人再害怕他们了。
一天，我们外出来到文特诺附近的一座山崖上，看到一艘扬帆的大船正在离岸一二英里的地方航行。有人说：“这是一艘军船，正载着士兵从战场上回来。”但也有可能是刚从印度回来的，我记不清了[5]。突然，天上乌云密布，狂风四起，风暴来了，我们踉踉跄跄地跑回家，这才没被淋透。待我再去山崖上时，再也没有看到这艘扬帆的大船，只看见三根黑色的桅杆，光秃秃地露出在水面上。它就是“欧律狄斯[6]”号，在这场暴风雨中不幸翻船，带着船上的三百名士兵一起沉入了海底。潜水员潜入水底打捞尸体，有人告诉我，有几个潜水员看到海鱼在撕咬这些可怜士兵的尸体时吓得晕了过去。这件事在我的心里留下了伤痕。这些士兵千辛万苦，冒着生命危险与野蛮人作战，战争结束后正准备回家，就这样被淹死了。在一个晴朗的日子里，我好像看到一些小船慢慢地将一些尸体拖走了。山崖上有许多人在观望，大家都脱帽向死者致哀。
就在这段时间里，发生了“泰桥之灾”。暴雨中的一列火车从桥上飞驰而过时，桥坍塌了，所有的乘客都被淹死了。我想是因为他们没能及时从车厢的窗户里跳出来，毕竟当时火车车厢的窗户很难打开，必须要拉住一条很长的绳子才行。毫无疑问，所有人都淹死了。我非常气愤的是政府竟然让这样一座桥坍塌了，在我看来，他们太不负责任了。因此，当人们说要投票反对政府时，我一点也不觉得奇怪：因为政府如此疯狂，如此玩忽职守，以致发生了如此令人震惊的事情。
1880年，我们全家都被格莱斯顿[7]先生赶下了台。格莱斯顿先生是个非常危险的人物，他到处煽风点火，激起人们的愤怒，使他们投票反对保守党，使我的祖父失去了爱尔兰总督的职位。以前祖父曾在比肯斯菲尔德勋爵[8]的前政府里担任过枢密院议长，与之相比，祖父不太喜欢爱尔兰总督这个职位。在担任爱尔兰总督期间，他不得不花费自己所有的钱财来款待都柏林的爱尔兰人；我的祖母还发起过一次大型的捐款活动，筹集“饥荒基金”。但是这些爱尔兰人是一群不懂得感恩的人：他们对我祖父的款待和祖母筹集的基金连句“谢谢”也不曾说过。我的祖父宁愿待在英格兰，住在布伦海姆宫[9]，定期参加内阁会议，做一些比肯斯菲尔德勋爵要他去做的事情。比肯斯菲尔德勋爵是格莱斯顿先生的大敌，大家都叫他“迪斯”。不过，这次“迪斯”彻底被格莱斯顿打败了，因此我们全家都成了在野党，整个国家也很快开始衰败，每个人都说国家正在“走向灭亡”。此时，比肯斯菲尔德勋爵身染重病，他年事已高，积年陈疾即将夺去他的生命。我每天都在关注他的病情，因为大家都说一旦他去世，那将是英国的一大损失，再也没有人能够阻止格莱斯顿对我们实施可恶的政策了。当比肯斯菲尔德勋爵去世的那一天真的到来时，我看到所有人的脸上都流露出悲伤的神情，正如他们所说的，一个为众人所推崇、热爱自己祖国、敢于抵御俄罗斯人的伟大的政治家，却在激进分子忘恩负义的刺激下，带着一颗破碎的心与世长辞了。
我在前面已经述说过我的女家庭教师在我的世界里是一个可怕的幽灵。但现在有一件更加可怕的事情要发生：我要上学了。那时我七岁，正是大人们所谓“一个问题少年”的年龄。我即将离开家去上学，连续几个星期，为的就是在老师的监督下学习功课。学校已经开学了，我还要在学校待上七个星期才能回家过圣诞节。我已经听说过许多关于学校的事，但都给我留下了非常不好的印象，后来我的切身体会也的确如此。我知道这是我一生中一个重大的转折，这让我激动，也让我不安。我想，尽管有很多无聊的功课，但是和许多男孩子住在一起还是十分有趣的，我们能成为好朋友，还能一起经历很多冒险。有人告诉我：“学生时代是人生中最快乐的时光。”还有几个大人告诉我，他们年轻时，校园生活非常艰苦：学校里有人恃强凌弱，饭也吃不饱，每天早晨还得先“砸开水罐里的冰”才能喝到水（这种事我以前从未见过）。不过现在一切都变了，现在的校园生活非常有趣，男孩子都喜欢。大人们还告诉我，几个比我年长一点的堂兄放假后甚至都不愿意回家。我问了他们半天是否如此，堂兄们也没有直接回答，只是咧着嘴笑。反正，我感到特别无助，根本没有退路。大人们把我带到这个世界来并没有征求过我的意见，现在要送我离开家去上学，同样也不需要与我商量。
不过，购买上学所需的用品倒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购物清单上列着至少十四双短袜，埃弗雷斯特太太认为买这么多袜子有点太浪费了，她说如果穿得仔细一点，有十双就足够了。不过，有几双备用的也好，这样就可以避免穿湿袜子的窘境了。
上学的日子终于到了，母亲带着我坐着双轮马车去火车站。她给了我三枚半克朗的银币[10]，我不小心把它们掉到了马车上，我们只好趴在车厢里，在乱草堆里到处找[11]。幸好后来找到了，也刚好赶上了火车——地球也依然在转。
父母为我挑选的学校是英国最时髦且最昂贵的学校之一。它的办学理念效仿伊顿公学，目标就是培养能进入伊顿公学的学生。学校的每个班级里只有十个男生；校园里有电灯（这在当时还是个新鲜的东西），有游泳池，还有很大的足球场和板球场；每学期学校会组织两三次游乐活动，或被他们称为“远足”的旅行活动；所有的教师都是硕士，穿着长袍，戴着学位帽；学校还有一个附属教堂；学生不允许带食品篮之类的东西来学校，一切所需均由校方提供。我们到校报到的那一天是11月的一个阴沉沉的下午，我们和校长一起喝茶，我的母亲轻松自如地和校长交谈着，而我却一直害怕会把茶杯打翻，怕进校第一天就给学校留下一个坏印象。一想到我将被独自留在这可怕的地方和这些陌生人生活在一起，我心里就很痛苦。毕竟我才七岁，家里的儿童游戏室里有我所有的玩具，我在那里玩得很开心。我有许多很棒的玩具：一台真的蒸汽机，一台幻灯，我还收集了将近一千个玩具士兵。而现在我的生活里全是课程，每天有七八个小时的课程，另外还有足球课和板球课，一周只有半天休假。
当母亲坐车离开学校以后，校长让我把所有的钱都上交。我拿出那三枚银币，校长在一个本子上做了登记。他告诉我，学校里不时会有“商店”，出售各种物品，我可以用这七先令六便士去挑选自己想要的东西。然后我们从校长那舒适的会客室里出来，进入一座冷冰冰的公寓，这就是学生上课和住宿的地方。我被带进一间教室，班主任老师让我坐在一张课桌旁，其他男孩都出去了，教室里只有我和班主任老师。他拿出一本薄薄的绿褐相间封面的书，书里印着各种印刷体的字母。
“你之前从未学过拉丁文，是吗？”他说。
“没学过，先生。”
“这是拉丁文语法。”他打开书中已经翻旧了的一页，指着表格里的单词说，“你必须自学这些，我半个小时后回来看你学得怎么样。”
在这个令人沮丧的夜晚，我独自坐在课桌前，学习拉丁文的第一格变化，心里觉得非常难受。
Mensa 一张桌子
Mensa 桌子
Mensam 一张桌子
Mensae 一张桌子的
Mensae 移向或为了一张桌子
Mensa 在桌子旁边，和一张桌子或来自一张桌子
这些到底是什么意思？它的意义在哪里？在我看来这绝对是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不过，这里总算还有一件事是我能做的：背下来。虽然我心里不乐意，但还是开始记忆这些老师分配给我要我掌握的像离合诗一样的拉丁文规则。
老师准时回来了。
“你学会了吗？”他问。
“我想我会说了，先生。”我回答道，然后开始很急促地背着刚才记住的内容。
他看起来对我的回答很满意，于是我壮着胆问了一句：
“这是什么意思，先生？”
“意思就如它所说的那样。Mensa，指一张桌子。Mensa是第一格的一个名词。拉丁文一共有五个格，你现在学的是第一格的单数形式。”
“但是，”我重复了一下问题，“它是什么意思呢？”
“Mensa的意思是一张桌子。”他回答道。
“那么mensa的意思为什么也是桌子呢？”我问道，“那桌子的意思是什么呢？”
“Mensa，桌子，是呼格。”他回答道。
“但为什么是桌子呢？”我带着强烈的好奇心继续问道。
“桌子——你用这个名词来称呼一张桌子，召唤一张桌子。”他看我还是没听懂他的意思，就说，“当你和一张桌子说话时，就用这个词。”
“但是我从未和一张桌子说过话呀。”我很惊讶，诚实地脱口而出。
“如果再这样无礼的话，你会受到惩罚的，而且我告诉你，是很严厉的惩罚。”这是他最后的回答。
这是我第一次接触古典语言，我还得知，很多聪明绝顶的人都从这种古典语言中得到过莫大的安慰，并从中获益匪浅。
班主任老师对“体罚”的理解，在圣詹姆斯学校里，绝对是有据可依的。用桦树枝条鞭打学生与效仿伊顿公学的教学方法一样，一直是这个学校课程设置中的一大特色。我们校长常常用这种鞭打的方式管教那些受他照看和管束的小男孩。但我确信，在那个年代，没有一个伊顿公学的男孩，当然也没有一个哈罗公学的男孩，受到过这种残酷的鞭打。这种体罚的残酷程度超过了内政部下设的少年管教所里所允许的任何一种惩罚。我晚年接触到的材料，给了我一些解释这位校长当时的性格的办法。当时学校每个月有两三次把学生召集到图书馆，一个或多个犯错的孩子会被两个班长拉到隔壁的房间里，直到被打得鲜血淋漓才住手，其余的学生则坐在那儿，听着隔壁房间里传来的尖叫声，吓得直发抖。学生经常被带到校附属教堂里接受高教会派[12]的布道，这种频繁的宗教布道又大大强化了这种体罚学生的教导方式。埃弗雷斯特太太非常反对教皇，她说，如果真相被公布出来，教皇就是芬尼亚组织的幕后支持者。埃弗雷斯特太太自己是低教会派[13]的信徒，她憎恶神职圣品和宗教仪式，对至高无上的教皇极度反感，这一切都影响了我，使我强烈反对教皇和一切与他相关的宗教活动。因此，我没有从当时所受的宗教教育中得到任何精神方面的安慰，相反，我体会了世俗权力的最充分应用。
我非常憎恨这所学校，我在那里度过了两年多充满焦虑的生活。我的功课方面进步很小，体育运动方面更是毫无进展。我整天数着小时，数着日子，数着还有多久学期才会结束，才可以摆脱这可恶的奴役般的生活。我盼望着回家，在我的儿童游戏室里摆弄我的玩具士兵，玩打仗游戏。这些日子里，我最快乐的事情就是看书。当我九岁半的时候，父亲给了我一本《金银岛》，我还记得当时我如饥似渴地读这本书时的喜悦之情。有一次我的老师看见我在读一些与我的年龄不相称的书——而我当时是班上的差生——他们很生气。他们采取了很多强制措施，但我很倔强。如果我觉得没有理由也没有想象或兴趣被激发起来的话，我就不愿意也不会去学习。在我上学的十二年时间里，没有人能成功教会我写一首拉丁文的诗或学会任何希腊语，除了字母表。我的父母亲花了这么多钱为我提供学习机会，老师也一直不遗余力地提醒我注意，但我还是愚蠢地放弃了这些机会，我无法原谅我自己。如果我的老师能通过这些古典语言的历史及其民族的风俗习惯来让我接触这些语言，来代替通过学习语法和句法掌握这些语言的话，也许我会学得好一点。
在圣詹姆斯学校上学期间，我的身体状况很差，后来由于生了一场重病，父母就把我接走了。我们的家庭医生是著名的罗布森·鲁斯，当时他正在布赖顿实习。他认为我的体质非常虚弱，需要得到他的精心照料，于是在1883年，我转学去了位于布赖顿一所由两位女士创办的学校。这所学校比我离开的那所要小一些，学费也便宜一些，也没有那么严厉，没那么豪华高调，但在这里我找到了在圣詹姆斯学校里所明显缺乏的友善和同情。在这里我待了三年，虽然我差点被双叶肺炎夺去生命，但由于这里令人心旷神怡的空气和温和的环境，我又渐渐地强壮起来。在这所学校里，我被允许学习我感兴趣的东西：法语、历史、诗歌，最重要的是还有骑马和游泳。这几年的学习生活给我留下了美好的记忆，与我之前校园生活的记忆形成了强烈的对比。
受埃弗雷斯特太太的影响，我对低教会派有所偏爱，但有一次我却陷入了窘境。我们经常去布赖顿的一个皇家教堂做礼拜，学校的学生被安排坐在南北向的教堂长凳上。当大家背诵使徒信经时，必须把脸转向东面。我确信埃弗雷斯特太太肯定会认为这是教皇制度的礼仪，我觉得我有责任对此表示反对。因此我僵立在那里，依然直视前方。我意识到我已引起“轰动”，已做好了殉难的准备。然而回学校后，校方对我的行为没有作任何形式的评论，我感到很失望，期待下一次机会，来进一步证明我的宗教信仰。但后来一次去皇家教堂做礼拜时，我们被安排坐在朝东的长凳上，因此当我们背诵使徒信经时，大家根本不需要动。我很茫然，不知道该怎么做。如果这时我从东面把脸转过去，那就太过分了，事实上，我也觉得如果这样做的话太没道理，于是，我无可奈何地成了一个消极的循规蹈矩的人。
这两位老太太如此温和地处理我的顾虑，真的是心思缜密，十分巧妙。她们的良苦用心得到了补偿，以后去做礼拜时我再也没有惹过麻烦。因为没有被抵制，也没有受到虐待，我自己也欣然对宽宏的容忍和正统的观念让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