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元生
张灏教授祖籍安徽滁州，毕业于台湾大学，后负笈美国。1961年及1966年先后获哈佛大学的历史学硕士及博士学位。1968年起任教于俄亥俄州立大学，1998年来港出任香港科技大学教授，2004年退休。现居美国首都华盛顿。
张灏教授学识渊博，著述宏富。其于中国思想史的研究，更卓然成家，蜚声国际。先后获颁美国国家人文基金会及美国学术团体联合会之研究奖金、王安东亚学术研究奖金、美国胡佛研究所外国研究奖学金、和新加坡东亚哲学研究所之中国文化研究奖学金等，又曾受任俄亥俄州立大学维恩讲座教授（Wiant Professorship）、弗吉尼亚州亚洲研究名誉讲席、台湾清华大学之文史讲座教授，实至名归，士林钦仰。
张教授除了致力教研，对思想学术有精辟的分析和独特的见解外，并且对时代有强烈的感受，对文化有深厚的负担，对中国传统有深刻的反思，对家国民族的命运有极大的关切和浓烈的同情。心存文化学术，关怀家国时代，可说是海外中国知识分子的典型。
张灏教授治学精勤，博通中西。刘知几言史家有三长：
才、学、识，世罕兼之。章学诚亦曰：才、学、识，三者得一不易，而兼三尤难。非识无以断其义，非才无以善其文，非学无以练其事。张教授以畅丽的文字才情，渊博的知识学问，以及精辟慎密的思考与判断，著书立说，允称良史。而其钻研学问，从事研究，又能巨细兼顾，一方面观察入微，分析细致，却又注目大时代，关心大问题，格局恢宏、意义深远，有司马迁所说“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大气魄。
张灏教授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在哈佛大学的研究，着力于晚清思想，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在西方冲击之下的困境与求存之道，尤其措意，著有《倭仁的仇外角色》（“Wo-jen：A Study of His Antiforeignist Role”）及《梁启超与十九世纪末期中国思想之变化（“Liang Chi-Chao and Intellectual Changes in Late Nineteenth-Century China”）等论文。有关梁启超之专书《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Liang Chi-Chao and Intellectual Transition in China，1890—1907）也于1971年由哈佛大学出版。当时哈佛大学的晚清研究在费正清（John K.Fairbank）带领之下，多从“西方的冲击”之概念出发，而张书一反此观念与研究模式存在之偏颇，强调了中国传统在面临外面冲击时所具有的活力。中西文化对梁启超思想的发展，张教授皆有深入的分析，但尤其着重晚清儒学中经世思想及反汉学运动对梁氏之影响。
张灏教授以清末民初，即从甲午战争到五四运动那一段时期，为中国思想由传统到现代的“转型期”，是近代思想的“大变局”和“转折点”，最值得学者研究。除了梁启超之外，他也对此一时期的一些具代表性的知识分子进行了深入细致的个案研究。他对康有为、谭嗣同、章炳麟和刘师培的思想分析，集合成书，是为《危机中的中国知识分子——寻求秩序和意义》（Chinese Intellectual in Crisis：Search for Order and Meaning，1890—1911），1987年由加州大学出版。张教授在书中指出，一般西方学者喜欢用“现代化”的概念理解此一时期知识分子的思想，并以此判断其人思想是进步或保守，是现代主义或传统主义。而“现代化”之涵义则主要源自韦伯（Max Weber）之“合理性”之概念，即把现代化说成一种通话合理安排人们的人格、技术、制度来达到控制人类环境的运动。再不然，就是把“现代化”主要和经济发展及其伴生现象等同起来。而此两种解释俱以为“现代化”是与道德过程及精神倾向无涉。张教授认为以此观念去了解中国近代思想变迁，实在有着颇大的局限性。这样做一方面会把近代西方文化过于简化，忽略了其他思想在西方现代化过程中所产生的影响，如基督教精神、无政府主义等；另一方面却又忽视近代中国思想中的道德精神和超越意识，即来自中国传统中所谓“天人性命之学”。在《危机中的中国知识分子》中，张教授强调这四位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中，都具有一种道德性和精神性思想倾向的特征。以康有为和刘师培而言，道德性倾向支配着其世界观，视人生为一“追求道德完美的至善过程”，而谭嗣同和章炳麟，其思想则以精神倾向为主导，把人生之终极思想，寻求“浸没入原始整一”之中。此四人之思想，都深深根植于传统，而又打破了传统。这种既有承继、又有断裂的特质，正是评价近代中国思想的要素。张教授这种与众不同（如黎文生Joseph Levenson主“断裂”，墨子刻Thomas Metzger重“继承”）、独辟蹊径的进路，为中国近代思想史的研究带来许多新鲜的角度和精彩的看法。
继《危机中的中国知识分子》之后，张教授于1988年及1989年连续出版了两本中文著作，颇引起学术界的震撼。第一本书是《烈士精神与批判意识》，对谭嗣同思想作进一步更深入的分析。书中张教授再次强调韦伯之“理性化”及“功效理性”取向，不能完全解释近代思想家的道德精神和超越意识。他说：研究思想，不仅指观念层次上的意识，也指情感层次上的意识，包括内心生活的各个方面。在探讨谭嗣同的思想与心路历程时，张教授注意到三种意识的交织：即强烈的道德意识、致用之学及实践的精神，以及天人合一的宇宙观。此三者紧结交织，使谭嗣同一方面知道追求完美的社会和人格必须从“治心”开始，另一方面使他深信心灵秩序和宇宙秩序互为一体、息息相关。张教授对谭嗣同《仁学》作抽丝剥茧的深入探讨，认为“仁”的精神给予谭氏“杀身灭族”的决心和“从容就义”的勇气，即本书所言的“烈士精神”。此外他又说：《仁学》中的道德理想，使谭氏对现存的社会和传统的基本制度，产生强烈的批判意识和抗议精神。而这种批判意识及抗议精神，追究渊源实来自《西铭》以及宋明理学中天人合一的思想；若再往上追溯，可及于孟子“尽心、知性、知天”的信念和精神。
换言之，谭嗣同的思想和生命中，虽有基督教和佛学的影响，但其烈士精神和批判意识，乃至生命及心灵中不少高贵情操和理想，皆又继承自儒家传统。
如果我们认为《烈士精神与批判意识》一书中对儒家传统的光明面讨论得较多，批判得较少，那么，在1989年出版的《幽暗意识与民主传统》一书中，张教授对儒家传统也有深刻的反省和批评。张教授对西方自由主义和民主传统有着非常透彻的认识，并以其“幽暗意识”——对人性中或宇宙中种种黑暗势力的正视和省悟——反照中国的历史和文化，认为中国传统也有着“幽暗意识”，不是一味地乐观，但对人生中的缺陷和阴暗面之警觉和批判，则不如西方自由主义之强烈和直接，因此对政治权力的看法也受到限制，是开不出民主宪政的重要原因。在西方文化反照下看中国的传统，张教授有精彩的比较，也有深刻的反省和崭新的体会。作者对文化的深情和其谏诤的风骨，在本书中清楚可见。
近十余年张教授研究中国思想史，更多着力于宋明及先秦两个大时代。其实，从其研究谭嗣同和梁启超的著作中，他已经一再提到他们思想中的传统渊源。特别是由梁氏的“经世思想”及谭氏的“道德精神”往上追溯，而及于明清经学、宋明理学，乃至先秦儒学。用张教授自己的话来说明这个转变：“我在研究梁启超思想时，发现梁氏通过康有为在万木草堂的教育，而认识了‘经世思想’发生兴趣。”又说：“经世思想始自北宋，而得到较大发展于明清两代。我认为中国传统的经世思想包括了三方面内涵：第一，是儒家天职的观念，把政治的事业作为人对社会国家一项重要的使命，具有一种强烈的淑世精神；第二，是对儒家提出的‘大学’理念作出深入的思考和讨论，如何把修、齐、治、平的程序外延至政治、经济、社会各方面措施上，以期建立一个治世；第三，由‘大学’的理念再落实到具体的经世的学问的讨论，特对有功利实效的典章制度的探讨。”张教授对经世思想的三层意义有详细的分析，可参看其《宋明以来儒家经世思想试释》一文。
张教授一方面从务实的“经世思想”回溯追源，另一面则从比较抽象的道德精神和超越意识，寻求了解中国传统文化之性格及意义。在这方面代表性的文章有《枢轴时代突破问题之反省：关于古典儒学》（“Some Reflections on the Problems of the Axial-Age Breakthrough in Relation to Classical Confucianism”），刊于1990年哈佛大学出版的Ideas Across Culture一书中。张教授重新检视商代以来宗教及道德的概念和精神，分析社会人生与宇宙秩序之间的关系，认为商周的更迭并非一定是从宗教祭祀到社会礼仪的转化，也非人道精神取代天道精神的思想变易，而是个既有疏离、又有继承的“转型时期”。张教授对先秦儒学中“天人之际”及“天人合一”观念的阐释，更有精彩独到之处。
梁元生：香港中文大学历史学讲座教授，文学院院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