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一个年轻人,面对这样巨大的世界也会感到孤独。但孤独并不源自书,书没问题,孤独源自自身,青春。我二十出头,青春发育完好,而这儿并非真的我所在的大学的图书馆,因为这儿没有同学、校友、老师,这儿全是社会人、陌生人。但这儿又同样都是年轻人,都在发奋阅读,实际又有共性,有共性就不免产生共同体的感觉,不免想入非非。如果旁边坐着一个女孩,余光常常不由自主映现一种类似海市蜃楼的东西,心就有点乱。公共场所,读书的女孩总有一种唯美,一种莫名的动人,仿佛她们应该在自然界,但在这儿就更是神奇。如果偶或对视一下,内心就更是轰然,但还要装作若无其事,并且知道这是虚妄的。这样的情况是经常的,并非同一个女孩,今天是这个,另一天是另一个,一次次海市蜃楼,一次次自生自来,有时非常强烈,虽然一整天都在阅读,某种东西却挥之不去,如影随形,在图书馆的穹顶之下难以自已,突然崩溃。直到女孩消失,第二天也未见,症状才彻底消失。我太清晰地记得那种周围全是人的寂静与孤独,那种青春相关却又毫无关系地各自绽放,空间飘荡着花粉,绿又是一种无可争议的沉默,只得死心塌地回到书中。有时读书的效率很低,恍恍惚惚,一天就过去了。为什么那么怀念北图,为什么温暖而百感交集,因为那里不仅仅是阅读,因为就算是读的书也和现场关联,普希金的《驿站长》,莱蒙托夫的《当代英雄》,拜伦的《唐璜》《希腊的少女》,汤显祖的《牡丹亭》,王实甫的《西厢记》,李商隐,秦观,济慈,雪莱,一切都和青春相关,一如眼前的读书少女,窗外的碧波、烟树、白塔……多么青涩、迷幻……
但青春实际上又是一个慢慢凝固的过程,因为如此迷幻,所以凝固之后才依然那样富有生命力,外表像石头,内心依然敏感,“石头虽然坚硬,可蛋才是生命”,一句摇滚歌词说明了那时的青春,图书馆的青春。
永远感谢北图的阅读,因为那不仅仅是阅读,还是生长。我不知道那时如果一头扎进古典文献会怎样,比如先秦、诸子百家、《左传》、《资治通鉴》、王阳明或程朱会怎样,我相信也一定不会比我作为一个作家差,或许更有所成也未可知。北图不会辜负人,会成就各种凝固青春的人。
北图斜对面,有家朝鲜冷面,不知各位还记否?泡北图,中午填肚子总是问题,如果不带饭,中午简单的吃食只有去那儿,那是附近唯一的一家餐馆,没第二家。之前它好像不是餐馆,只是个早点铺,有一天,忽然就改成了“朝鲜冷面”,很简单的几个红底白字,没一点文化却引来无数学子。这是1979年,或者1980年的事,最迟不过1982年的事。如果它不是京城第一家朝鲜冷面,也是最初几家之一。面馆面积不大,七八张桌子,远远不够来人坐的,人们只能站着,堆在门口,或就在门口吃,远远看去这儿就像蜂窝一样饱满热闹。冷面有诸多特点,经济,快捷,凉爽,筋道,有一片苹果,一片牛肉,一瓣鸡蛋,营养也有了。无疑是一种文化,是足以对应北京图书馆的那种文化。说是斜对面,其实还是有些距离的,出了北图,得沿文津街往西走,过了宗教局,到府右街丁字路口才是面馆。尽管如此,学子们还是源源不断向这儿走来。
另外,出来吃饭要退掉座位号,回来可能就没座位了;要重新排队,有了空位才能再进去。不过对于图书馆的常客也还是有所照顾,图管员基本已认识你,软磨硬泡,千恩万谢,也可不退座位,也可打破成例。读书苦其实有时就体现在中午。感谢那时的管理员,那时总有一种人性,一种变通,在经历了劫难之后,都有一种同情,一种悲悯。即使有规定,但能忍心一个如饥似渴的阅读者饿着肚子阅读吗?能忍心他回来就没座位了吗?特别又是常客。
后来北图搬迁到紫竹院,改名叫国家图书馆,北图的宫门一样的大门关上了,有点像当年北海的关闭。当然不一样,但感觉仿佛一样。这儿不再是我的地方,我曾那么熟悉的地方,一下变得如此陌生。紫竹院的国家图书馆我拢共去过不超过三次,喜欢紫竹院,却一直喜欢不起来国家图书馆。有时路过北海老北图,却没一次尝试推一推沉重又沉默的大门。应该和老北图告个别,但是怎么告呢?于是最后一次去国图,算是向老北图告了别:一种双重的告别。上世纪80年代也是一个告别的年代,甚至不是一个怀旧的年代,就是告别。90年代之后至今又路过许多次老北图,一次见到挂起白牌,写着“北京图书馆分馆”,觉得像是某种玩笑。干脆什么也别标了好不好,要么干脆改成北平图书馆,或者只叫“中国图书馆协会”也行,反正只当北图没存在过岂不更好?叫分馆我不接受,如同一个人可以是别的什么人,但不能既是别人又是自己。我想说的是,我当年的北京图书馆无可代替,我的饥饿,我的青春,都在那儿保存着。
虽然再没去过老北图,但“图书馆”这一符号已深深嵌入我后来的写作,我的五部小说都出现了书的主题,有三部直接写到图书馆,图书馆成为我的小说中不可或缺的内容,甚至情节的发动机。我最新的长篇小说《三个三重奏》干脆写了一个人一生最大的梦想就是建一个自己的图书馆,而他居然建成了,在这个人看来,那所有存在的都已存在于书中,他不必来到现实之中,甚至不必拥有现实——这不就是当年我在北图的情形?你凝视过什么就会被什么塑造,凝视过虚无就会被虚无塑造。
2016年5月
【美术馆】
美术馆的外置长廊高旷,凉爽,由于修竹的翠绿使反光的石质有了浓浓的阴影,置身其中,阳光无论多么强烈,都感到一种大反差的幽深。有一次我靠着石柱竟然小睡了一会儿,醒来感觉颇为异样:我,美术馆,修竹,本是一个画面却又在迅速分解,我能看到自己如何使画面不断分合。修竹显然是最贴合人的植物,许多巨大的公共建筑都有松柏一类的绿植,但都不如竹亲切,人民大会堂,历史博物馆,天安门,都缺少一种竹的妙境。竹既具东方的灵性兼具西方的抽象,或许这也正是美术馆的不同之处。
现在都叫国家美术馆,我们那时就叫美术馆。
美术馆坐落在北京五四大街上,“五四”已有很长年头,但作为街却很短,不过一站地,是一条从故宫筒子河斜过来的街,西头带着一小段弯曲,一如历史的弯曲。五四大街及周边分布着景山、北海、北京图书馆、北大红楼、故宫、五四书店、三联书店、商务印书馆、人艺、中华书局、华侨饭店,太多的历史地标让这条街难以撼动,成为今天看来北京变化最小的一条街。美术馆在这些地标中历史是最短的,却有着不亚于北大红楼的特殊意义,在这个国家从禁锢到苏醒中扮演过独特角色。
我不记得自己第一次走进美术馆的时间。不是小学,也不是中学,我的小学和中学是在“文革”中度过的,那时没有美术,也不知道美术馆。应该是1979年我上了大学后,“人”开始苏醒,美术馆才进入了我的视野。我清楚地记得1980年,春寒料峭,不仅季节春寒,时代也如此。我站在一幅名叫《春》的作品前伫立良久,许多人也像我一样默默伫立,观众里三层外三层,想一个人慢慢看根本不可能,几乎每幅画前都如此。不能用现在的心态看那时,事实上那时也没人想一个人静静地看,那时大家就是想一起看,一起共鸣,那时所有人仿佛都从“荒原”走来,都到了“海边”。
这幅画正好是海边,是一个共同的蓝色的场,甚至连呼吸都是共同的。所有人都是一个人。现在看这幅《春》也许没什么,但当人们在刚刚从史前般的“文革”还原为“人”,唯美的《春》,没有任何政治宣传的《春》在人们心中石破天惊就一点也不奇怪。或者就如同十年不让你照镜子,突然照见了自己,那是怎样的心情?那自己如同一个去掉镣铐的人,一个刑满释放人员,―个流浪归来的人,一切都如春,春天,大海,波涛翻滚……
《春》的画面是一个海边少女的背影,背影总是让人想看其正面,让人遐想,自己完成正面。少女一身整洁的白色衣裙,两条长辫披肩,面对大海,拉着深棕色的小提琴——大海与少女、与音乐,似潮起潮落,一切怎不令归来的人像冉阿让一样缄默。当然了,回忆时刻都在伴随。
不必回忆,旁边就是一幅——《1968年×月×日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