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天】
1973年也没什么大事，对我却是划时代的——我上中学了。那是一所新建的中学，学校虽然年轻，但空间很老，是北京中学最老的空间之一，甚至比四中还要老。校园里有一些很大的树，一个老式的篮球场，青砖墁地，由于年代久远，许多地方已斑驳、颓圮，生着冬天的荒草，而青草也已露头。两幢深灰色带走廊的教学楼，与颓圮的球场显然同属一个时代。走廊为绛色绿色混搭，一如窗棂的双色；虽只有两层，却比现在的三层楼还高，并且是坡顶，顶上有装饰性的通风口，天窗；带格子的大玻璃窗透亮又阴凉，南北通透，两边都是玻璃。楼与楼之间有楼洞相连，形成一个整体。教室内部为正方形，高旷，有很大的吊扇，褐色的木地板油漆早已磨去，只在墙裙和角落里还可以看到一些；窗下同样是很老的暖气片，是一格一格的生铁，与宽大木质的窗台比显得特别有力，应是世纪初的暖气；黑板是墨绿色的，比起小学墙质的透着白底的黑板不可同日而语。
这个空间最早叫“五城学堂”，建于1901年，钱学森、张岱年、于光远、李德伦、于是之、赵世炎曾在这个空间读书。1952年，“五城学堂”的部分校址改建为和平门中学，到1973年，也就是我上中学那年，和平门中学又一分为二，分拆出“北京180中学”，也就是我读的这所中学。当时不知道为什么要把好端端的和平门中学一分为二，后来才明白我们这一代人是生育高峰期的一代，学生太多了，人满为患。
同时，那年又改为十年一贯制教育，小学五年，中学五年，取消了“高中”。这样一来我们那年一下毕业了两拨人，六年级毕业生和五年级毕业生，一共二十四个班。分成了两个年级组，我们六年级毕业的十二个班为一个年级组，占了那两座古色古香的1901年的建筑。五年级毕业的十二个班占的是前院一座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盖的四层红砖楼。那楼长方形，又土又难看，跟我们所在的两座历史之楼没法比。仅就楼而言，你不知道时代是前进了还是后退了……
简易红砖教学楼前面是一个大操场，对面围墙外是河北梆子剧团，同样是难看的简易红砖楼。旁边是我们学校大门，紧挨着我们的是北京墨汁厂，墨汁厂原名叫“一得阁”，一度更名，上世纪80年代才又改回了“一得阁”。院墙外边的路是我们上学的必经之路，路边堆放着许多空瓶子，各种款式都有，用麻包包着，日久天长包不住，许多就裸露着，我们上下学没少拿瓶子，简直随便拿，厂里也不在乎，瓶子太多了。
那时，除了我们所在老建筑提示了一点传统，没有任何传统。二十四个班，两届混在一起，一切都在混乱（教育要革命）中成长。新生，新老师，新时间（事实上是混乱的时间），主宰了同样混乱的空间。
但无论如何比起小学还是不同。第一次跨进这个空间，我刚过十四岁，身高不过一米四，小个儿，圆脸，还带着小学全部的紧张，不安，羸弱，当然也有非常隐秘的兴奋与新鲜。没有因为上中学而有一件新衣服，仍穿着一件劳动布上衣，袖口和领边已磨破，不得不卷上点袖子，同时小心翼翼地打量着四周。
走进宽敞的好像到处都是玻璃的方形教室，让我没想到的是竟有新同学跟我打招呼，问我住哪儿、小学是哪儿什么的。我也学着问了对方，就聊起来。表面上不显，其实我内心非常激动，非常惊讶地感到一种平等——这种平等小学六年我都没感受过。可能因为陌生、不了解，反而平等？
平等即尊重，即大人了，是我上中学最大的感觉。或者也因为小学被不平等桎梏得时间太长了，才让我对平等那么敏感、激动，感到身体中的曙色，也因此我是那么机敏——那么机敏地抓住了这一点点平等。我们熟起来，成了朋友，尽管内心仍紧张，但我表现还算出色。我不知道这和新教室的空间、走廊、木地板、大玻璃窗有什么关系，是不是这种历史但又明亮的空间规定着一种人与人之间最初的东西？传统有时是无言的，就像这两幢老楼无言地说着什么。
女教师在小学没什么特别意义，与男教师无异，但在中学不同，对男学生有着特别的成长意义。现在已很难有像我当年上中学时那么年轻的女教师，记忆中的何老师，十七岁便站在了高高的讲台上，比我们这些男生也就大了两三岁。此外何老师完全是胡同口音，听上去特别亲切。那时老师里有不少外地人口音，纯北京胡同口音少之又少，因此甚至不觉得何老师像老师。
我们这些上世纪50年代末出生的人正值生育高峰，这一代人像洪峰一样到哪儿哪儿就紧张，学校紧张，老师紧张，医院紧张，没有不缺的，缺老师，缺设施，缺场地，以至一些小学改成戴帽儿中学。
何为戴帽儿中学？那时推行十年一贯制教育，即小学五年、中学五年，小学五年毕业了本应去上中学，但没那么多中学，就在原小学上中学，故称戴帽儿中学。我们上了六年小学有正式中学可上，但缺老师，于是何老师便从师范学校匆匆毕业，教了我们。本来习惯了小学女教师僵化的无性别的样子，对于姐姐相的何老师说实话还有些不适应，甚至有些担心：她能当老师吗？
但是我们很快适应了新老师，并且越来越喜欢。1980年我大学二年级的时候，便写了一本近十万字的回忆录，主要写了我中学时的经历，其中一往情深写到了何老师：“每当我们犯了错误她骂我们时，我们就假装老实得像猫一样，与其说是挨批评，不如说是一种享受。何老师骂我们忘恩负义，昨天刚说得好好的，今天又忘了，说到这时她的眼圈都红了。这时我们真的有些后悔，恨自己为什么管不住自己。批评完了，她的气儿消了，有时就会拿出糖让我们吃。我们不吃，她就塞到我们嘴里，骂我们傻德行。”
回忆录写到何老师几乎用家里的方式教育我们，管我们非常严，以至我们班各方面在学校里都是最优秀的，每天我们甚至排着队下学，走出校园，这在我们学校是唯一，甚至是那所中学的一道风景。我班有的男生个子已很高，走起路来晃晃悠悠，却像小学生一样下学，十分有趣。我们受到学校表扬，有些班学我们，但坚持不了几天就歇菜，走得也不如我们整齐。一有人学我们，我们的荣誉感更强了，每天走得像后来的天安门仪仗队一样。
不管一个人是否年轻，有多高的水平，用什么方法教育，教师工作最重要的一条是要有爱。有了爱，哪怕方法并不得当、水平并不高也会赢得学生。何老师不像老教师有经验、水平高，我们看得出来，所以我们就要为何老师争口气。如果学生能替教师想，就算不一定是教育取得了成功，但一定是爱取得了成功。但如果是爱取得了成功，还有什么不是成功的呢？
1973年4月，我上中学的第一个春天，何老师带我们春游。那时我平生第一次有了春游概念，以前虽有过自发行为，比如去护城河捞小鱼，抓蚂蚱，但只有行为没有概念——这不一样，概念是文化，是理性，而行为近于本能。只有本能与概念结合起来才是完整的人，才可称之为文化。
而且，是去颐和园，爬万寿山，游昆明湖。爬山，划船，这一切对1973年的我们都是前所未有的，事实上也是我们从少年进入青年的标志，我们不再是孩子，我们是大人了。小学和中学就是不一样，小学我们去八宝山（扫墓），中学去万寿山（游玩）。人还是有超时代的可能，何老师便超越了。
颐和园如画一般展现在我们面前，我们的青春与山水相看相映，我能感到一切都那么新奇。我们在画中游，在白色的石舫旁出神，一条湖边的军舰让我们无比兴奋。我和许多男生用柳条给自己编了一顶帽子，眺望山下时仿佛自己是老八路。在后河岸边，望着碧绿的河水，真想跳入水中，像小兵张嘎戴着柳条帽侦察一番。那时大脑中的想象力也就是这些，文明从我们记事起便已断开，只是一遍一遍看《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出现颐和园真是异端，但不知如何喜欢，如何想象。
何老师严令禁止我们下水，对我们的柳条帽倒也没怎么反对。何老师就在身后，她被一群女生众星捧月，宣传委员张丽丽拿着一台照相机——我也是第一次见照相机，招呼男生照相。我们谁也不照，你推我我推你，扭捏极了，现在回想起来也不知为什么那么扭捏，大概青春初期的男生就是这样，半生不熟，若即若离，不远不近，如果有时离女生太近了，就会有男生做不屑的样子快速向前或跑开。这样一带头，大家一下跟着往前走了，男女生两拨人又拉开了距离。如果谁单独和女生在一起就会被讥笑，瞧不起。换句话说更多怕的就是这个，因此没一个听宣委的，最后是何老师一个个拽男生，大家才合了影，到最后男生就等着拽，好像每人一份。
不划船是说不过去的，但是春游的人太多，我们到码头时船已租完。排队等回来的船是等不上的，因为往往半道就会被人截走，别人把计时应付的钱给你，你拿着船票最后结账，或再转手别人。那时的颐和园就是这样，许多人在离码头不远的岸上打问往这边划的人是否退船。
这事男生不再扭捏，似乎就该是男生的事。直到下午才截到了船，何老师让同学们先走，她和几个女生要到最后。我们兴奋极了，又是人生第一次划船，看早就看会了，一上船无师自通就划向湖心。后来听说出事了，何老师掉河里了，我们本来极度兴奋的心情一落千丈。本来兴奋了一天，最后以“悲剧”煞尾，谁也没想到，正应了那句话——乐极生悲。
现在回想起来也没什么了不起的，就是上船时，一直和何老师在一起的班委钟晚霞，一只脚踏上船而另一只还未上去船就离开了，已上船的何老师眼疾手快一拉钟晚霞，结果船瞬间倾斜，何老师与钟晚霞一齐落入齐腰深的水中。没有生命问题，但是特别扫兴。
我们赶快回到了岸上，何老师被女生围着，眼睛红红的，好多女生眼睛也是红的。我们心里非常难过，谁也没有说话，也不会安慰人。终于有人找到两套衣裳，何老师与钟晚霞去换衣裳。换回衣裳好了许多，精神也振作起来。何老师又笑了，说自己从没穿过这么怪模怪样的衣裳，像不像唱戏的。所有同学都已商量好，回学校谁也不许说何老师掉河里了，不能让外人知道，因为要是让外人知道了多不好意思！回来的路上，我们这些男生都表现得特别懂事，拿出男子汉的劲头安慰何老师，逗何老师笑，再也不扭捏。我们都老老实实围着老师，讲笑话，讲今天玩得多好，明年还来。我们突然长大了一些，就像某种植物一样，一场雨后拔了一节。
2016年5月
【乡村】
1973年夏天，野营拉练，新奇感胜过第一次春游。拉练与备战备荒、深挖洞广积粮有关，我们从头到脚都是绿的。年轻的何老师英姿飒爽，长发改短发，头戴军帽，像红色娘子军的连长，更成为我们的偶像。那个星空灿烂的晚上，我们齐刷刷站在操场上，肩背背包，班变成排，分列了二十几个矩阵。校领导为团级，下设营、连、排。每人都是一身绿，至少要做到上衣是绿的。背包打成“井”字，背包绳也是绿的，脸盆及备用绿球鞋也打在背包上，另有一个军用水壶。已基本分不出男女，全都一样。当然了，这是猛一看，实际我们分得非常清，一看就知道谁是谁。
何老师是排长，我们班变成了排，我们叫何老师也叫何排长，叫何排长时会拉长了声，说不清是喜欢还是新鲜。出发前外地口音的学校书记即政委讲话，口音很有点像《南征北战》戴皮帽子的政委的声音。然后是各营连排长发言，战士代表发言。操场上灯火通明，旌旗招展，誓师毕，全团四路纵队夜行出了校门，穿过了熟悉又陌生的城市，向郊外进发。
我们的目的地是北京市大兴县一个叫西庄的村，对这个地方我们完全没有概念，甚至像军事机密一样不能详问。从来没背着背包走在城市中，一度真的感觉像开赴前线，几乎有点悲壮，但又知道是模拟战争，因此一切实际上又有表演性质。为什么要拉练，原因不必探究，因为很多事情虽然原因荒谬，结果却未必荒谬，时至今日我也不觉得看起来可笑的浪费宝贵学习时间的野营拉练（后来变成每年一次的学农学工）是坏事，认识了社会、长了社会经验姑且不论，仅是对漫长学校生活的溢出，体会到不同的生活方式、生长方式，就有重要的甚至本质的意义。这就如同一棵树不能光有主干，还要有旁逸斜出的枝干，否则太可悲了。我并不是歌颂那个时代，事实上我一直在批判，我只是在厘清一些重要的东西。在我漫长的学校生涯中，学农学工拉练印象深刻，构成重要记忆：那仿佛另一个自己；像是他者，但又是自己。
过了黄村，天已蒙蒙亮，晨曦在无边田野上升起。如果说黑夜让人绝望，晨曦有时更甚，因为看到更远的要走的远方。已离开了硬路面，走上松软的沙土路，身上的背包更觉千斤重。队伍差不多自动停下，也不管是否吹了号，大家东倒西歪躺在了地上，而这时候号角也才响起。若是真的军队，这样当然是不可能的，但事实上已经相当不错了，大家真是累坏了，沙土地走起来难，躺下倒真是舒服，也不分什么男生与女生了，横七竖八，一倒地就睡着了。毕竟我们不过是十四岁的少年，童子军都算不上，一夜之间就成了“战士”怎么可能？再政治口号，声嘶力竭也没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