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显示的时间是晚上六点四十七分。我怀着越发浓重的恐惧，迈着僵硬的步子，在家里转来转去，打开所有的灯。连起居室头顶的吊灯也打开了，平时我们不开这盏灯，因为它太亮太刺眼了。
我站在母亲卧室门口，看到黑暗中有个红灯在闪烁。一股轻松感像浪潮般袭来。我冲到床边，摸索着找到答录机的按钮，过了几秒钟，我才意识到，这根本不是母亲的声音，而是母亲一个女同事的声音，听起来莫名的欢快。“嗨，奥德丽，我是普鲁，只是问候一下。今天的事真够疯狂的，不是吗？听着，帕雷亚先生的长条校样要进入出版流程了，我们需要谈谈，不过好在截止时间延后了，所以不用担心，起码最近没事。希望你撑得住，爱你，有空回电话。”
留言结束，答录机发出“哔”的响声。之后我站了好长时间，低头瞅着这部机器。然后我掀起百叶窗的边儿，望着外面的车流。
现在是下班时间。街上传来汽车的鸣笛声。我还是头痛欲裂，还有一种宿醉之后醒来的感觉（那时候还觉得新鲜，不幸的是，如今我对这种感觉再熟悉不过），似乎忘记了什么重要的事情没做。
我回到母亲的卧室，用颤抖的双手按下她的手机号，因为按得太快，结果输错号，只好重新再拨。不过她没有接听，接听的是服务台。我留了言。妈妈，是我，我很担心你，你在哪儿？然后我双手抱头，在床边坐下来。
楼下飘来饭菜的香气。附近的公寓传来模糊不清的声音：没有实质感的重击声，打开又关上橱门的声音。天色已晚，人们纷纷下班归来，丢下公文包，问候家里的孩子和猫狗，打开电视收看新闻，准备出门吃晚餐。母亲在哪儿呢？我试着设想耽搁了她的种种事情，结果什么想不出来。不过谁知道呢，说不定是因为哪条路封锁了，所以她才回不来。可她不会往家打电话吗？
也许她把手机弄丢了？我心想。也许她把手机摔坏了？也许她把手机给了更需要用它的人？
家里的寂静令我大为不安。只能听到水管里的水声和微风吹拂百叶窗的咔嗒声。我无所事事地呆坐在母亲的床边，后来觉得自己应该做点什么，我重拨了她的电话，又一次留言，这次没能把话里的颤音憋回去。妈妈，我忘说了，我回家了。拜托，一有时间就打电话给我，好吗？然后我又给她办公室的语音信箱留了条口信，以防万一。
一股要命的寒意在我的胸口缓缓扩散，我又回到起居室，在那儿站了一会儿，然后来到厨房的留言板跟前，看母亲有没有留什么话，不过我心里很清楚，她没留。我回到起居室，眺望着窗外车水马龙的街道。她会不会是怕吵醒我，于是去了药店或熟食店？我有点想出门找她，不过我要是自以为能从高峰时段的人群中找出她来，无异于发疯，再说，我又怕出门会错过她的电话。
这时已经过了门卫换班时间。我往楼下打电话，希望接听的人是卡洛斯（他是门卫里最年长也最威风的一位），要是何塞更好。何塞是个快活的大个子，多米尼加裔，是我最喜欢的门卫。结果根本没人接听，我等了好长时间，才听到一个尖细、吞吞吐吐、带外国口音的声音说：“你好？”
“何塞在吗？”
“不在，”那个声音说，“你回头再打吧。”
我知道了，是那个戴着护目镜和胶皮手套、模样怪吓人的亚洲人，他负责给地板打蜡，收拾垃圾，还在楼上干些别的零活。那些门卫（他们跟我一样，搞不清他姓甚名谁）管他叫“新来的”，抱怨上级派来的勤杂工居然既不会英语，也不会西班牙语。这栋楼里出了什么问题，他们都推到他的身上：新来的没干好铲除积雪清理走道的活儿，新来的没把邮件放对地方，新来的没有保持庭院清洁，这可是他的分内事。
“你过些时候再打。”新来的说，话音里透着希望。
“别，等等！”他正要挂断电话，我说了一句，“我要找人谈谈。”
一阵困惑的沉默。
“拜托，那边再没有别人了吗？”我说，“情况紧急。”
“好吧。”那个声音小心翼翼地说，他的口吻有些松动，让我多了几分希望。我能听到他在寂静中略显沉重的呼吸声。
“我是西奥·德克尔，”我说，“7C的。我在楼下经常看到你。我母亲没有回家，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不知所措的长时间沉默。“七号。”他重复道，就好像整句话里，他只听懂了这一部分。
“我母亲，”我重复了一遍。“卡洛斯去哪儿了？他们都不在？”
“抱歉，谢谢。”他惊慌失措地说，挂了电话。
我也焦虑不安地挂上电话，在起居室中间呆站了一会儿，然后打开电视。城里乱了套，通往周边区域的大桥统统封锁，难怪卡洛斯和何塞没来上班，不过我并没从电视上看到，有什么事耽误了母亲回家。我看到，电视上有个报告失踪人员的电话。我把号码抄在一小块报纸上，跟自己约定，要是母亲再过一个半小时还没回家，我就打这个电话。
记下这个电话号码，我感觉舒服了一些。不知何故，我深信不疑：只要记下这个号码，就能十分神奇地让母亲走进家门。结果四十五分钟过去了，一个小时过去了，母亲还是没有露面。我终于忍无可忍，拨打那个号码（我等待对方接听的时候，来回踱着步子，始终紧张兮兮地瞅着电视：床垫广告、音响广告，免费快递送货，不需要信用卡）。最后，一个语气轻快活泼的女人接起电话，说话时完全是一副公事公办的口吻。她记下母亲的名字，还有我的电话号码，说母亲不在她的“失踪者名单”上，不过要是母亲的名字出现了，她就给我打回来。我挂上电话才想起，应该问问她说的是什么名单。我就这样忧心忡忡地等了不知多久，苦苦地兜着圈子，转遍四个房间，打开抽屉，拿起书来又放下，打开母亲的电脑，看看能从谷歌搜索到什么内容（什么也搜不到），于是我又打回去问。
“她不在死亡人员名单上，”第二个接电话的女人说，口吻平淡得出奇，“也不在受伤人员名单上。”
我安下心来。“这么说她没事？”
“我是说，我们完全没有她的消息。你先前有没有留下电话号码，回头我们再打给你？”
留了，我说，他们说会给我回电话。
“免费送货安装，”电视上说，“我们提供为期六个月的免息贷款服务，欢迎咨询详情。”
“那祝你好运。”那个女人说完便挂了电话。
家里的寂静有些异乎寻常，就连电视机里的大声播报也无法驱散寂静。二十一人死亡，“数十人”受伤。我徒劳地尝试用这个数字安慰自己：二十一人，不算太严重，不是吗？在电影院，哪怕是在公交上，二十一个人都不能算多。比我们英语课上的学生还少三个。但新的疑虑和恐惧很快又包围了我。强忍冲出家门的冲动，不放声高呼母亲的名字，就是我能做到的一切了。
我很想上街找她，但我知道自己应该安安稳稳地待在家里。我们应该回家碰头。这是从我上小学起我们就做好的严格约定。当时，我从学校带回家一本灾难预防手册，手册封面上，佩戴防尘面具的卡通蚂蚁正在收集物资，为应对某种没有确切指明的紧急情况做好准备。我做完填字游戏和傻里傻气的问卷调查（“预先放入灾难应急工具包里的衣物，何种为好？A.泳装B.多层衣物C.草裙D.铝箔”），然后跟母亲一起设计了一种家庭应急方案。我们设计的方案很简单：我们回家碰头。要是我们当中，有一方没法回家，那就打电话。不过时间缓缓流逝，电话还是没有响，新闻上的死亡人数升至二十二人，然后是二十五人。我再次拨通本市的应急事务处理电话。
“喂，”接电话的女人强压怒火平静地说，“我注意到，你已经来过电话了，我们已经记下她的名字了。”
“可是——她会不会在医院之类的地方？”
“有可能。不过我也无法确认这一点。你说你叫什么名字来着？你要不要跟我们这里的顾问谈谈？”
“他们会把伤者送进哪家医院？”
“抱歉，我确实不能——”
“贝斯以色列？伦诺克斯山？”
“你瞧，这要看伤者受的是哪一类伤。有眼部受伤，有烧伤，各不一样。全市各家医院都有正在接受手术治疗的伤员——”
“前几分钟刚报道的死亡人员里面，没有她吧？”
“你瞧，我明白，我也愿意帮助你，不过我们这儿的名单上没有奥德丽·德克尔这个人。”
我的眼睛在起居室里焦急不安地乱瞄。母亲的书（芭芭拉·皮姆写的小说《简和普鲁登丝》）正面朝下，扣在沙发背上。母亲的一件开司米薄羊毛衫搭在椅子扶手上。她有各种颜色的羊毛衫，这件是浅蓝色的。
“也许你应该到军械库来。这里设了一个点儿，招待附近的家庭——有食品，足量热咖啡，还有人说话做伴。”
“不过我想请问，你那儿有没有无名的死者？或者伤者？”
“听着，我明白你在担心什么。我真心希望自己能帮到你，可我帮不上忙。我们一收到什么特殊消息，就给你打回去。”
“我要找我母亲！拜托了！也许她正在哪家医院。你能不能出出主意，该去哪儿找她呢？”
“你多大了？”那个女人用怀疑的口吻问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