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这时屋里的电话铃大作。我侧耳听了片刻，觉得这种声音讨厌之极，便翻过身去，用手挡住耳朵，企图用心继续我美妙的回忆。
D说：“我这一辈子胸无大志，只想老老实实做一两件事。一是父母死前曾有个西北来的老司务长，为替父母讲了两句公道话，也给折腾死了。想去西北，也有还账的意思。那儿老百姓苦得很哪。”
我问：“第二件事呢？”
D说：“就是老老实实地爱你。”
我竭力回忆说这话时D的声音、神态和姿势。D此时就像隐身于一大团游动的雾障背后，我进他退，我退他进，直到这无法接近的诱惑终于将我心力消耗殆尽。我在秋千架的斜影下昏昏睡去。
后来巴斯克伦对我失约的反应，使我愧悔至极。他告诉我他刚刚答辩完毕，马上要动身去印度，大约要几个月后回来。他说他是回去看女儿和妻。我意外得很，因从未听他提起过家人。他哑然一笑，说与妻分居已多年，此次回去目的之一就是正式办离婚。我惊讶地问：“分居这么久了，还要专门回去办手续么？”巴苦笑说是他自己不好，一直下不了决心，到底是回印度去还是留在这里定居。老婆是坚决不来的，女儿的伙伴们也都在印度。我这才想起问他故乡是什么地方。他说了一个名字，见我一脸茫然，便说那是个印南小镇，你没听说过是当然的，那儿的人全是极虔诚的印度教徒。我还要问下去，他却摇头了，说现在没心绪扯这些，那天约你去格林酒吧倒想好好扯扯的。说着褐色的目光落在我脸上，抑郁中混杂着责备。我惶恐了，又无言以对，由于无言以对而愈加惶恐。
巴斯克伦便在这双倍的惶恐中去了印度。
几天后我接到C一个长途电话，这电话使我彻底忘记了巴斯克伦。
D死了。
C一个劲儿说，这消息不是百分之百准确，来信的人只说死的一车人里头有一个是咱们学校去西北的毕业生，说他在北京没亲属可通知，说他两年前志愿从广播电台下来给当地人教书的。
我问写信的家伙现在在哪儿？C说刚去西德地址不详。
我说怎么他妈这么巧！C说是呵，简直跟侦探小说里的情节差不离……
我截断她问：怎么出的车祸？C说，是一条冰河，历年冻得结结实实，人车马都在上面来往，那回偏巧车超了载，节气又反常，在回暖，不知怎么就裂开了，人捂在车里，一个都没出来。那条冰河宽得很，这样的惨祸在当地也是前所未闻的。
再问别的，C什么也供不出来了，只是一个劲儿地讲劝慰话。我大声地吼，“得了得了我又不是他的寡妇！”说完砰地挂死。
那几天我干脆把电话线拔了。
D死了。死在冰河里。
对我来讲，这个事实无可置疑。D终于圆了他的梦。把生命献给一个终生萦绕于心的梦幻，这种人不需要别人为之绵绵洒泪。我知道D是幸福的。即使他的身体在水下被冻成一块晶莹的大冰坨子，即使他的四肢在开春之后被泡成一大朵瑰丽柔软的花。
两行冰凉的泪水还是淌了下来。D，D兄，我只献上这两串冰凉的水珠，来参加你盛大的水葬。
19
母亲仍用同样方式迎接我的归来。在机场取完行李一抬头，就瞥见出口人丛中她那张老泪纵横的脸——这回她却同时在欢笑，悲与喜扭打成一副怪相，我慌忙掉开眼睛，拼命拖延这久盼的重逢时刻。
出租车开进我家那条老巷子，四周黑黢黢的，但我能感觉出熟识的一切——一切都没变样，完全没变。我的心咚咚跳得按不住。楼下垃圾道的那扇小铁门，竟如我走之前那样歪吊着——这么多年了，终于没人来拧上一颗螺钉。这门像岁月的一只锈手，在我心里狠命绞了一家伙。父亲沿途上指点给我看的那些新建的高楼，霎时烟消云散。
二老围着我打转。父亲非要亲手把我的皮箱提到里间去。母亲则慌慌地张罗洗澡水。我记起烧水的麻烦，忙说：“我太累，不想洗澡，烫烫脚算了。”
于是便稳稳地坐上一只硬板凳烫脚。家里自然早给收拾得一尘不染。椅垫熨得平展展。我认出了一块逢年过节才上桌的淡蓝桌布，那手工挑出来的碎花仅止黯淡了些许。这还是为庆贺爸爸出牢那年买的，从前每次铺时妈妈总要在上面再盖一层透明的白塑料布——只除了父亲出牢那次和我这次归来。
父母渐渐也稳下来，一左一右坐在两侧，话慢慢说得闲了些。母亲脚旁竖着几只暖水瓶，隔一会儿忘不了问一问：“加水吧？”
加了足有五六次热水，我的两只脚给泡得又红又胀，像两根大萝卜。妈妈连表亲们中间的变故琐事也都说到了一些。
真是回家喽！
第二天我醒得绝早——时差还没调整过来。躺不住，披了衣在几间房里转悠，碰碰这摸摸那，像在别人家串门，直到在厕所墙角瞅见我儿时自制的红缨枪，在厨房顺手偷吃了两瓣儿糖蒜。
妈妈的脚步还是轻得像猫。我被她的突然出现吓得一乍。她却什么也不说，单只站在那儿笑眯眯地打量我。我记起昨晚在出租车里她一路把手按在我膝盖上，仿佛一松手我就会像只气球那样腾空而去。
爸爸不久也从她身后冒了出来，也眯着眼打量我。我给看得受不住，就又吞下去一瓣糖蒜。
“你在美国也早起就吃蒜么？”爸爸问。
妈妈用手虚扇了他一下，“瞧你，都老糊涂了，问这种傻话。”接着她问我觉得家里怎么样，可还是老样子？
我点头，说一点没变，不不，当然是比从前变好啦，那些新置的电器，躺椅，书柜，还有挂历。我数落着，生怕漏掉什么。
家里的一切似乎都比记忆中要小一号，甚至包括父亲母亲——人上了岁数是会缩的。
当然关于这一点我只字未提。
其实这些都是老生常谈。一个小男孩记得他家后门外有条汪汪大河，载着他童年时代的无数冒险业绩；长大成人后回家一看，原来那不过是道浅浅的小水沟。
老朋友陆续找到一些。全是拉家带口的了，说几句话的地方都不易找。有位原先整洁到有洁癖的女生，如今家里的尿布条子像联合国大厦前纷飞的彩旗。大伙直说，你怎么搞突然袭击，一家伙就从那边跑回来啦！高兴一阵，寒暄一阵，然后有点不知所措。人人都问：“待多久呵？”这很意外，因我当初是明了志的，死活定会回来，回来就不再走。当然前提是待那个巨大的“找找看”有了结果。
那时没有人怀疑我的民族意识。至于我自己，只恨不能歃血为誓。时过境迁，不仅没人来查问我在那片土地上究竟找到了什么，带回来什么（我指的不是电器和兑换券），而且我被想当然地当作了这片土地上的匆匆过客。就是我自己，临回来前不也诚惶诚恐，盖了图章填了表格办了证明，生怕出了什么差池飞不回美国去么。
老朋友们坐到一堆儿，一半的工夫用来怀旧，一半的工夫用来发牢骚。异口同声地说如今比从前是好了，好得多，但好得远远不够，好得人心里乱糟糟的。改革开放，全民皆商，这帮耍笔杆子办刊物当小科员教书匠的朋友们也给冲得挺不住阵脚。有的在给什么牙膏厂电扇厂写报告文学，称之为“广告副业”；有的在办影视界逸闻小报，自命为“横向经营，通而不俗”；有的索性办了停薪留职，一面踊跃地向特区毛遂自荐，一面争取留洋。最最蔫头蔫脑的也私下在赚几个高考补习生的外快。不过，到底都不愧为名牌大学出来的人，至今也没一个彻底放下架子去摆摊，去倒卖，去办货。卖文乃出于不得已，卖身可就得三思而行了。
文人无文尚可谅，文人无行便遗臭万年。朋友们虽无一不在遮遮掩掩地以副养文，却众口一心地慨叹“人心不古，世风日下”、“有钱能使鬼推磨”了。
朋友们转而问我的看法，似乎颇有“局外者清”的期望。我便很支吾，弄些大而化之的话来搪塞。能说出什么新鲜玩意呢？多年在外，初次返乡的许多印象感叹竟与那些自己从前暗自不屑的美籍华侨相通相似！说车太挤、人太多、服务员眼珠朝天、公共场所常常垃圾遍地？还是说男的鞋跟太高、女的裙子太透、对洋人太媚、对乡下人太横？
游客式的一类议论在家里随口说上几句，父母已经有些愀然不安，大约以为女儿已在“见习华侨”阶段，这里凡事总归看不惯，要不了几多年六亲不认也未可知。现在再把这些话说给老友们听么？还是免了罢。天天挤车谁还不知道车挤，日日买菜谁还不知道零钱是摔过来的？人多，叫谁谁也不愿意缩回娘胎里去；农民老大哥不生上一堆娃娃，老了谁养活？垃圾从另一角度讲也是消费水准上升的一种标志。鞋跟与裙子是对从前千篇一律的平与捂的反动。至于媚与横，那是骨质问题，空谈几句管屁用！
这么一一“清解”之后，余下可供谈资的似乎只有在国外的一堆奇闻趣事，寄旅乡愁。无奈前者人家听起来“隔”，后者自己说起来“硌”。便很快无情无趣。
朋友们于是转而谈物价。立即人声鼎沸。
后来我做了试验，这题目能将各路人马、三教九流统统联合调动起来。它在交流艰涩之时永远能助我一臂之力，就像一剂万能润滑油。
老实说，面对这些柴米油盐的基本生存问题，我满脑子的苦闷彷徨全成了说不出口的“闲愁”，讲得刻薄，简直就是阔人的肥胖病。
嘴里有根鸡肋，总比买不起青菜的光景要好吧。
母校的老师邀我去做学术演讲，我再三再四地推说讲不出什么名堂。老师说你随便讲，重要的是外面来的信息信息信息，我们需要信息。我见逃不掉，只好在家里闭门对着一张白纸做逍遥游。临到讲的日期了，母校又来了公文，说是演讲费还批不下来。于是延期，一延再延，终于延到大学生们都放了假。
学术演讲随着大学生们一起作鸟兽散。
我松了口气，每日在家陪父母做孝顺女儿。
家里却渐渐也不清静了。
三天两头有人来取留洋的真经。开头上门的还算嫡系亲友，慢慢便成了嫡系亲友的亲友，后来索性成了表亲的表亲，熟人的熟人。
我家的表叔数不清咧。
我记起鲁迅先生曾做过一篇《琐记》，里面讲到留东洋的老学生告诫新学生：日本袜穿不得，须多带中国袜云云。于是便起了小小的险恶之心，一脸正经地劝恭听着的老表们：美国袜穿不得的，须带中国袜去。不料对方连连点头，有的还推理发挥，一口气把美国棉袜打成了脚气鸡眼内外八字的头号大敌。
我还拐用钱锺书先生的《围城》的典故，说什么留洋就像围城与结婚，里面的人想冲出来，外面的人想冲进去。这种话明显不合时宜，当然也并没减退哪个人往里冲刺的势头。
到底是“第三次浪潮”冲击过的中国了，美国再不那么遥不可及，神秘莫测。留洋成了一件时髦的热闹事，好比去赴一桌盛大的酒席，没接到帖子的人可就“寒碜”喽！
即使带着半箱中国丝袜去，也还是洋味十足的。
20
谢天谢地，老同学中并没人提起D的死。也许是还不知道，也许是知道了不愿说。
像D这种人，如今是不大合潮流的了，我闷闷地想。
只有妈妈居然提到他一次。“当年来过咱家几回，老剃寸头的那个小伙子。”我吓一跳。因为立即明白她指的是D。“那小伙子挺厚道的，后来不知怎么样了？”我摇头表示不知道。妈妈便说：“兴许也出去了呢！你们这种名牌大学走的人可海啦，你这些年在外肯定碰到不少吧？”我嗯了一声，眼睛盯着一本刚从书店买回的屈大均的《广东新语》，表示暂且无意往下谈。妈妈当年对D是很冷淡的，大约觉得他比我大了近十岁，相貌又不出众。现在也不过拿他做个引子，探探我在“终身大事”方面的虚实。我知道她怕我鬼迷心窍，嫁个洋人，让她和爸在这边不好做人。有回写信提及捷夫，她便警觉得很，回信中铺天盖地一顿开导劝诫。从那以后我闭口不谈男人。
这次回来之前，我曾咬牙发下个宏愿：独自沿着当年D去西北的旅程作一次远游，走到哪儿算哪儿。虽然我并不知道D去西北的具体路线，也不知道D死前工作的地方，但当时我有一种几近疯狂的感受，似乎冥冥之中会有鬼神暗助，引导启示我追寻D的踪迹，直到D葬身的那条冰河。
发这种宏愿就像发一场高烧。高烧过后我已身在中国，理智日益清醒，出游西北的激情也一日日减退。
但终于有一天，家里家外一派聒噪，我连对任劳任怨、关怀备至的父母也都看得不耐烦，恶声相向起来。
一下子想到西北，而且当即走出去买了张火车票。
母亲得知后又抹起眼泪来，倒像我要去老山前线。父亲愣了半晌，才叹口气：“唉，她一个人在外头，惯啦！”
21
本来打算在呼和浩特这类大站下的，无端地临时又改了主意。
我在火车上情绪稳定，能吃能睡，不吃不睡的时候和中、下铺几个出差的技术员甩甩扑克，吹吹牛，还装模作样地叼着烟卷，跟他们学从鼻孔里冒烟。他们认我是个撒得开的假小子，问我是哪单位的。我说是盲流，他们就说那你跟我们上银川吧，银川好地方。我说你们也不过去出差，他们说来玩一趟嘛，哥儿们保证把你送回呼和浩特去。我就笑着点点头。他们便高兴得很，喋喋地讲在银川修了电机交了差以后怎么带我逛，怎么找乐子。这样一直精神会餐到很晚才睡。我在上铺翻来覆去睡不着，干脆全心全意地思念D。直至凌晨，快到草原了，才迷糊过去。
第二天车到呼和浩特我果然没下。几个小伙子脸黄了，再不来开什么玩笑，一个个讪讪地把眼睛去盯着窗外飞驰的景物。
我在银川前的一个小站下了车。
在这里下车的人很少，往县城里走去，似乎人口也极寥落，沿途只见到一个个瓜摊，显然是附近乡下农民推进城来卖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