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想来，父亲长时间来过着被驱逐的生活。最初时代变了，他还有单位。后来单位倒闭了，他还是党员，街道还叫他过组织生活，读读报。我跟他说，你就别去了，你还什么党员啊？还得交党费。但他愿意。想想也可以理解，他这样才能牵紧主流的衣摆。但不久他自己跟组织闹翻了。别的地方返还的党费，可以拿部分作为党员福利，发点小饼什么的，他这里却没有。他去闹，人家说：
“你入党是为了利益？”
他说：“你们贪污，我就该死？”
其实他也没证据证明人家贪污。他骂骂咧咧，再不参加组织生活了。他曾经拥有的被一步步剥夺，职务、职业、社会地位、日常生活，哪怕最日常的穿衣，他都很难买到想穿的衣服了。当年，父亲的服装总是工衣，另备一件中山装，放正式场合穿。20世纪80年代后，工衣不再是原来朴素的工衣了，有了胸饰袖杠等装饰，父亲觉得胡里花哨。中山装，人们渐渐不穿了，很难买得到。有的店有，但都是改造的了款式，时装化流行化。父亲认为那根本不是中山装。人家说：
“你要那种土不拉叽的呀？都什么年代了，谁还穿？”
穿衣都这么难，现在想来，父亲的内心应该是惨淡的。他看出来了，这世界不属于他了。
整个城市没剩下几个会做中山装的裁缝，价格也比较高。父亲也做了。在我看来简直奢侈。穿别的衣服不行吗？但父亲说，别的衣服就是穿不出去。
父亲不是奢侈的人，但某些方面又显出奢侈。一是喝酒，二就是穿衣。前两年，他又迷上了保健品。他本不是讲保健的人，体检都不去，还老说现在人太娇嫩，他怎么就被那个叫恬恬的推销员给迷惑了？他买了很多保健品，都写着根据祖国医学研制，一看就是忽悠。父亲不是容易被忽悠的人，怎么就被忽悠了？我自己就是产品推销员，那些伎俩我太清楚了。不让他买，他说他用的是自己的钱。我说你自己的钱我也替你可惜，他就说：
“你可惜，你怎么不掏钱？”
他还会装身体不好，做出病恹恹的样子给你看。
有一次，那个叫恬恬的推销员竟然跑到家里来了。我亲眼看到她是怎样忽悠我父亲的。我要把她赶走，父亲说：
“你不关心我死活，也不让人家关心我死活！”
我承认，推销员那作态，那些话，我确实无法做出说出。但是父亲你怎么不明白，那都是虚的，都是盯着你的钱。她会给你做一餐饭吗？会给你洗一件衣服吗？她会供你生活费吗？她只会抠你的钱，嘴上说得好听：“客户的需要永远是我努力的方向！”那是经营策略，“银发经济”。
但现在想来，我们总以为亲情不需要经营。现在想来，我也只是满足父亲的基本需求。那些聚集在文化宫的老人，他们的子女最关心的可能就是他们不要跌倒，不要被车撞，身体不要出事，没有想到他们还有一个心灵。所以精明的推销商苍蝇一样聚集那里。父亲就是在这种地方被上套的吧？
推销的最高境界，不是让对方相信他需要产品，而是产品需要他，社会需要他，时代需要他，他不可缺少。对被边缘化的老人，还有什么比被需求更重要的？我记得那个恬恬还要邀请我父亲开讲座。她甚至会直接让我父亲救她的业绩。这明明暴露了她的商业面目，但我父亲乐呵呵地答应了。也许父亲把对方当作应该呵护的孩子了。甚至是英雄救美。人老了，并不等于心也老了。
文化宫边上有个简易茶馆，设有内室。电视曾报道这里发生卖淫现象。取缔了几次，又死灰复燃。原因是无法下大力度，执法会遭到老人们围攻。嫖客年纪大，突然抓捕，身体要是有个好歹，责任担不起。
那些卖淫女都已到中年，在老人间穿梭，打情骂俏。她们表现出对老人的喜欢，但我很奇怪，老人难道就不明白自己并没什么值得这些女人喜欢？不过是谋你的钱。自己身体完全不行。当然报道说老人基本只是摸摸，但这毋宁是对老人更大的奚落。本来存在的事实，现在确凿地被证实了。也许是那些女人干脆表明她们需要老人的钱生存？或是老人有着“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感觉？一边是沦落风尘女，一边是穷途末路人。既然如此，还求什么？无所谓操守，无所谓晚节，无所谓名誉。整个社会都不守节操，凭什么要我们这些将死的人守？能捞多少算多少，及时行乐。老子就是这样，又怎样？我父亲就喜欢说“又怎样？”我总觉得，这句式承接的是那句“造反有理”。老子造反了，又怎样？老子就是吵你了，又怎样？老子就是骂你了，又怎样？把我杀了吧！怕什么？我揣测，这些老人就是抱着这种心理进入暗室的。我看到，一个老人进去前，说道：
“土都埋到脖子了，怕什么！”
我惊愕地听说，我父亲也去过那暗室。老人中流传着关于我父亲的桥段。我父亲出来时，说了一句堪称经典的话：
“操，奶都平了，抓着可以摇铃！”
据说父亲说出那话后，就发誓再不来了。他不去文化宫，并非跟人吵架。
【8】
父亲轰然坍塌了。
过去，父亲尽管难侍候，尽管霸道，不近人情，那还是父亲。甚至父亲就是霸道的。现在这个搞女人的人不符合父亲的形象。他可耻地挂着生殖器。虽然我也应该知道父亲有这器官，我就是这个器官的产物，但人伦禁忌，自动屏蔽了这些内容，代之以崇高的生命繁殖。虽然骂人时，会以性内容攻击对方，但并没有真的性意识。大哥小时就受父亲影响，“操”挂在嘴里。一次跟父亲吵架，他骂：“操！”
“操？”父亲应，“我没操会有你？”
没想到父亲会这么说。大哥赶紧噤声。那是我们不小心涉进父母性领域，就好像不小心掀开父母蚊帐，看到我们不该看到的。不，是父亲竟然转过身来，把赤裸裸的下身亮给我们。
小时候，母亲经常跟父亲吵。父亲迟回来吃饭，母亲就说：“我们吃！人家外面有饭吃！”
有一次，母亲直接说父亲“风流筋翘”。当时我还不明白什么叫“风流筋”。后来知道了，想，父亲凶巴巴的，怎么可能有女人喜欢他？但有一点很蹊跷，父亲爱听歌。有时还会在喉咙口哼哼，但只是悄悄的，很快就收敛。父亲性格霸道，从来不知收敛，却偏偏在哼歌上做贼似的。被母亲捕捉到，他就显得很理短。母亲说他不正经，他辩说，这有什么？这是革命歌曲，文艺宣传队都可以当街唱。现在想起来，父亲是把情欲的私货藏在光明正大的政治皮囊里。这实在是一种巧妙策略。汉民族绝对不是能歌善舞的民族，没有这种“政治正确”的伪装，怎么可能毫不腼腆地高歌扭腰？现在那些在公园里唱“红歌”、在路边跳街舞的，如果没有这种“政治正确”的坚韧皮囊，怎么可能唱得起来扭得起来？父亲的政治，毋宁是体制。
现在想来，当初母亲的猜测可能是对的，父亲就是会搞女人的人。想想，他享受着母亲的侍候，喝着母亲给他端来的“地瓜烧”，心里却想着外面的女人。我为母亲鸣不平。这不只是背叛，背叛这种说法太明亮，也不是欺负，是欺侮。
但我归根结底不想介入父母间这种事，那有一种“混账”的感觉。我特别不愿意正视父亲的性。我从小就躲避父亲的身体。小时候有一段时间，我睡父母床上，总要睡母亲那侧，不肯睡在父亲那侧，也不肯睡他们中间。母亲以为我是害怕父亲，其实我是忌讳与我同性别的父亲的身体的味道。我青春期时身上也有了这种味道，我对自己也产生了恐惧。这是荷尔蒙的味道。其实我是忌讳父亲的肉体。
父亲住院，不能下床小便，我给他把尿壶，都要他自己把东西掏出来。我的眼睛也竭力移开去。替他擦换下身，都要小心翼翼让布接触在他肉体上。有一次给他换姿势，不留心去拉他的手，只是手，那温度就像电流一样闪来，我赶忙撒手。
但其实那未必如电流一般强烈，只是肉麻。也不是麻，是一种敏锐的感应，一种不该有的私密交流，像通奸。
我后悔我为什么要去工人文化宫。我也不敢告诉兄弟们。难以启齿。兄弟间谈论父亲的性事，像乱伦。
我更不敢告诉我的妻子。父亲的奸情就是对我的指认。“有其父必有其子”。
这秘密我只能自己消化，烂在心里。我暗夜潜行。我揣着父亲的黑暗，忍辱负重。
一天，那个推销员恬恬又来了。她找我父亲，说是前几天我父亲买了保健品，来做个回访。我问她什么保健品，她说我父亲知道，她要见我父亲。她听说我父亲失踪了，慌忙走了。
我感觉她有什么隐瞒我，也许她知道我父亲去哪里。我去文化宫找她，没有找到她，撞见了一个父亲的熟人，姓霍，父亲曾经把他带回家来。父亲极少带人到家里，恬恬算一个，霍老算一个。我向他问一个叫恬恬的保健品推销员，霍老说知道她，带我去找，也没有找到。我问前几天我父亲买过的保健品，霍老变得躲闪起来。“你自己去问你爸吧！”他说。
我告诉他，我父亲失踪了。他惊讶得合不拢嘴。“还真是，说去就去！”他嘟哝。
“去哪里？”
“……北京。”
去北京？我几乎叫出声来。“踏破铁笼凤飞去。”飞去哪里？北京。难道真被那跳神的说中了？我们家没有亲戚在北京，也没有朋友，父亲北京干什么？我问霍老，霍老不肯说。我说现在我正找父亲，父亲已经失踪这么多天了，现在只有您能救他。他才告诉我，父亲去北京找一个叫方小红的女孩子。
我更糊涂了。我怎么没听说过这个名字？父亲这秘密，竟然藏得这么深。他真是“风流筋太翘”了，这么老了，对方还是女孩子。霍老说，我父亲说那叫方小红的才18岁。这是他的孙辈，也就是我儿子这辈，他也下得了手？简直太荒唐了。
“就是那个药害的！”霍老说。
药？
“中国就这样，保健品药品不分！”他说。
我想起来，父亲出走前几天，有一次吃饭，裤袋里一盒保健品掉了出来。他的保健品从来是到处乱丢，但这个却揣在裤袋里。孙子要去捡，他竟然慌张地抢起。当时我没有留意，以为是比较贵的保健品。
“我劝他不要信，保健品是保健品，药物是药物，两回事，报纸上都在说，国家三令五申，但他就是不听，跟吃错药的老鼠一样。对，就是吃错药的老鼠！结果呢？没用！”
“没用？”
“当然没用！”霍老瞥一眼茶馆。我明白了。为了让霍老消除顾虑，我告诉他我已经知道父亲去那个地方，别人跟我讲了。
“他们那些人的话，”霍老摇头，“不真！”
他告诉我，我父亲出来时，神态并非赖皮的，而是黯然。父亲进去，是去试试自己吃药后的能力的。他俨然是战士上战场，这样，失败就成了惨败。
我就奇怪了，他都这把年纪了，怎么还有那么好的预期？霍老说，不是预期太好，而是一直太坏，反生出了狂狷。因为害怕，自卑，所以渴望表现得好，所以才去吃药。
那么既然已经被证明不行，怎么还去北京找那个方小红呢？对方可是小女孩。霍老说，我父亲把原因归咎于那些卖淫女人不行，太老，没有魅力。他说自己本来是行的，不需要药都行，看着她都勃起。于是他决定去找方小红。
原来父亲不是迷路，是出走。既然如此，应该带行李。但他没有带。衣服也没带，除了身上穿的，都在家里。身份证呢？不然怎么买车票？我赶回家，父亲的身份证没有找到。我又找他存折，他的钱平时都是他自己收着，我没去管。我翻箱倒柜也找不到，也许也带上了。
带着身份证带着钱，父亲是蓄谋的。倒是我们傻乎乎地着急寻找他。我有些安心了。只是父亲是怎么认识这个方小红的？他平时又怎么跟她联系？他不会上网，没有手机。难道是写信？但那么个小女孩，谁跟你一个字一个字地码？难道用的是家里的座机？我查了话单，无论是呼出还是呼入，都没有北京的号码。
父亲平生只去过一次北京，那是他20多岁时，“大串联”。父亲那时已工作结婚了，他是和几个同事混在学生队伍里去北京玩的。因此没去上班，还被当旷工处理。这事让父亲跟领导结下了梁子。那领导没多久失势，父亲是斗他最凶的一个。我长大后偶然知道父亲当年跟领导的事，还有点不可思议，我印象里父亲满脑子都是领导思想。想想也不稀奇，那时候父亲还是年轻人，谁没有年轻过？何况那个时代，何况有仇怨，父亲这种性格。
当年和父亲一起去北京的，有个姓高的同事。“大串联”事件后，“当权派”被打倒，“革委会”成立，父亲这拨人得势。老高比我父亲运气好，爬得高，但没两年就摔下来了，到了我父亲车间。据说我父亲管他也挺不客气的，所以他对我父亲也很不满，没往来。有一天，我在路上碰到了他。我叫他，他瞧一眼我，想装作不认识。我说，您不是高伯伯吗？当年跟我爸一起去“大串联”的。听到“大串联”，他才眼睛发光。
“还什么‘大串联’啊！”他马上又叹道，“哪朝哪代的事了！”
“我爸还经常提起呢！”我说，“常提起您！”这是我编的。
老高停了许久，拿中指戳着我，“你爸这人哪！”
他说，他和我父亲曾经是那么好的朋友，战友，所以才一起去北京。一路挤火车，白吃白喝白住，到了北京，正赶上毛主席第六次接见“红卫兵”。他们被安排在同一个方阵，又是唱歌，又是拉歌。当时他们方阵里有个女的，歌唱得好，指挥也好。一到方阵间拉歌，大家就一起喊她的名字，推她出来指挥。
我的心一个咯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