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返乡镇的路上，长烟落日。渐渐的村庄灰蒙蒙。梁义始终阴沉着脸，凝视前方，大口吸烟。我瞥了司机一眼，贴他耳边说：“事情处理得挺妙，你怎么不高兴？”他狠狠揿灭烟头，收回目光说：“我在想，乡里的企业每年赚几十万，真应该拿出点钱补贴征购，可是……你知道，咱们乡每年招待费，就花掉十多万！……农民要是知道了这些情况，他们会怎么想啊！……”车颠得厉害，我们的身体晃来晃去。我说：“我看出了，你对农民，确实有感情！”不料他却恼了：“有感情！妈的没有感情还能怎么样！以后你不要再说这种话！”我擂了他一拳：“你别火，其实我很理解你的心情！”他眼睛盯着前方，不吭声。一路上我们再没说话。
与梁义相交渐深，我发现他记忆奇异，对那些干巴巴、毫无形象的阿拉伯数字，仿佛有着特殊的感情，只要他接触到了，无论是工农业产值，或植树造林成果，或农田基本建设效率，也无论是几位数，怎么的百分比，不用写，也不记，却能倒背如流，准确无误。一次我俩在计划生育那屋听汇报，我没见他记录，事过三天，由他向县计划生育办公室领导汇报工作，他张口道出一串数字：“全乡育龄妇女两千一百一十二个，采取避孕措施的一千八百零三人，占总数百分之八十五点四，做绝育的五百四十四人，占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点七六……”我不胜惊讶。过后问他：“你怎么记得那么准？”他笑笑，不以为然，说：“我有个同学，就是现在市里的郭副部长，原来在乡里当干部时，记数字绝对厉害，一汇报工作，不用看本子，一串串的，谁见了谁服，到底上去了。”我释然，说：“噢，我明白了。”
县里新调来个县长，曲县长。走马上任第一件事，到各乡镇熟悉情况，第一站便到了我们乡里。田书记很重视这件事，先曲县长到来之前，分配了汇报任务。因为梁义没调来的时候，田书记一直做乡长工作，所以由他做主要发言，然后由乔乡长介绍乡镇企业情况，马乡长介绍农业情况，赵乡长介绍文教卫生，计划生育情况。最后苗书记瞅瞅梁义和我，说：“你们俩也别闲着，就谈谈对我们乡里工作的印象，评价评价，实事求是，该批评的就批评，别顾及面子，咱们都是革命同志嘛。”梁义说：“好，到时候看情况再说吧！”
翌日上午九时，曲县长坐着“蓝箭”到来，带着县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和农业局局长。新上任的县长很讲效益，下车就说：“咱们也别客套了，赶紧找个地方唠吧！”众人便簇拥着他进了会议室，开始汇报。田书记先讲，尔后乔乡长，尔后马乡长，马乡长没讲完，一上午的时间过去了。下午继续，坐得我腰酸背痛。赵乡长最后讲的。赵乡长讲完，田书记瞅瞅我和梁义：“你们俩说两句啊？”我明白这是客套，便摇头：“不讲不讲，情况不熟。”我瞅梁义。梁义却将在沙发里的身体挺起来，冲曲县长笑笑，说：“我少讲两句吧。”大伙便将目光集中在他身上，他将茶几上的茶碗向前推了推，说：“我初来乍到，情况不太熟，我只想把这里的工作，和我原在的帽山乡工作，做个比较，从中让曲县长掌握更多些情况。我原在的帽山乡，是全市十八个先进乡镇其中的一个，而这十八个先进乡镇中，我们县就占了四个。可以说这确实是殊荣！可帽山的工作到底怎样呢？有这样一些数字可以比较：帽山乡有耕地三万四千八百亩，一九八七年上缴国家粮食十八万九千六百斤；而我们乡，有耕地三万三千亩，比帽山乡少一千八百亩，而一九八七年上缴国家粮食却是十九万三千斤，比帽山乡多四千多斤。在乡镇企业建设方面，帽山乡差得就更远了，一九八七年帽山乡工业总产值一百八十九万元，上缴利税五十四万元；而我们乡，一九八七年工业总产值六十八万三千元，上缴利税三十七万七千元，帽山乡只占我们乡百分之十四左右。至于在民政福利、教育上的投资，帽山乡按近五年算，只拿出了十一万五千元；而我们乡，五年拿出三十六万元，比帽山乡高出近百分之六！我在帽山乡当了四年乡长，所有工作都与我有直接责任，但我们必须承认，帽山乡和我们这个乡的工作，相差甚远，所以我就搞不明白了，为什么帽山乡能被评为市里的先进乡镇，而我们这个乡，却名落红榜呢？我真替我们这个乡感到不公！”梁义讲完，室内好一阵静。曲县长瞅着梁义笑了：“梁乡长对两个乡的情况好熟哇啊。”忽然问，“你今年多大年龄？”梁义答：“四十四了，毛岁。”曲县长说：“我比你大两岁，可记忆力和你比，差多了。刚才你说的那一大串数字，就是叫我拿本念，也念不了那么流利啊。”梁义说：“纯是小技！”冲众人笑。众人陪他笑笑，目光却躲躲闪闪。曲县长也笑得不太自然。
晚饭前，我蹲在厕所解手，田书记和几个副乡长从外面进来，里面黑，他们没看到我。乔乡长压着嗓音说：“操，就鸡巴显他脑瓜好使！”马乡长说：“还耍牛×，说什么，小技，屌！”田书记说：“得了，别瞎议论了，你们有本事，你们也可以显一显吗！”
晚上，我对梁义说：“你犯了极大的错误！”他问：“什么错误？”我说：“第一，炫耀；第二，傲慢。作为乡干部，汇报工作，不用看本子就能念出那么一大串数字，在许多人眼中，不失为一种才华。现在干工作，会不会汇报，很关键。你今天的目的，就是想显露你的才华，但是有些过分，引起了同僚的嫉妒。而后来曲县长夸了几句，你却随口说道，纯是小技，这话让许多人不舒服，连曲县长都有些不太自然，不知你发现没？”我说完这番话，梁义许久没言语，坐在椅子上吸烟。后来站起，在地上来回踱，脸渐渐涨红，冷不丁将烟头掷在地上，火星迸溅，气急败坏地嚷道：“去他妈的，老子不求闻达于诸侯，谁爱说什么说什么，大不了回家种地，有什么了不起的！”我说：“你冷静点，吵嘈扒火，让人听见像什么！”他压住火，坐到椅子上，又点了根烟，大口大口吸。忽然冷笑：“操，这就叫聪明反被聪明误呀，你提醒得好……”
第二天早上，田书记领着各位乡干部为曲县长送别。曲县长逐一与大家握手。轮到梁义时，梁义边摇着手，半戏半真地说：“县长昨天表扬我记忆好，我实在有愧呀！”曲县长问：“怎么？”梁义说：“其实就是死记硬背，像小学生背课文一样，常了，谁都行！要不我怎么说，纯是小技呢！”田书记等人，都眼睛瞅他。他说：“真的啊，真的啊！”曲县长说：“你看你，谁也没说不信啊！”他笑起来，众人也笑起来，目光都很友善了。梁义与众人逐个点着头，笑。我站在后面，看着他，心里不是滋味。
这天傍晚，刚刚吃完饭，梁义要我陪他出去散步。我说：“净扯淡，这大冷天，散什么步！”他说：“走吧！”我发现他情绪不对头，便跟他出了屋子。
太阳早已沉没，天空灰暗。远处的高压线塔渐渐隐没在暮色中。一辆汽车在岭上艰难地爬行，播放出强烈的轰鸣声。我俩沿着一条小路，走上了河堤。冻河沉寂，有一扛柴人黑黑的身影，在河心处缓缓移动。天空淡月朦胧。他站下了，我也站下。我问：“怎么，还为昨天的事烦心呢？”他不语，面河而立，凝望远旷。许久，说：“那鸡巴事，我早把它忘了！……你说，人活在世上，最苦的事是什么？”我说：“按我的理解，最苦的事是相思。”他转过身，深切地拍拍我肩头，又沉默了，似有千言万语横亘在胸。我说：“我看出了，你在想一个人。”他点点头，仰视淡月，沉沉吟道：“明月不谙离别苦，斜光到晓空朱户……欲寄彩笺兼尺素，山长水阔知何处……”我问：“如今你不知道她的去向？”他摇头：“不，不是这个意思！”停了会儿，他说：“我们高中时，在一个班念书。就是县里那座高中，每到星期六，我们舍不得花钱买车票，总是徒步往回走，星期天的下午，再走回去。沿着长长的铁路线，走啊走……火车从我们身边飞驰而过，一洞洞窗户灯光明亮，那时我对她说，将来咱们有钱了，一定买张国内铁路线最长的车票，坐它几天几夜……”我问：“后来呢？”他说：“后来惨了，她父母到井边打水，井塌了，一块砸死了。她为了养活一群弟弟妹妹，嫁给了一个兽医……”我问：“现在呢？”他说：“她现在是我们乡里一个村小学校长。”我问：“你常去看她？”他摇头：“咫尺天涯……我今天接到她一封信，信中说，她患癌症了，没几天活头了……”他哽咽住。我说：“真不幸……你该去看看她。”他又摇头：“不行。她家和帽山乡赵书记是邻居，另外她丈夫那个人，心胸狭窄，弄出事来……共产党的事你不知道？像我们这级干部，犯点别的错误不要紧，哪怕一下损失几十万，也没大事，可一沾男女作风的边，就够呛！……她信中说，千万不要去看她，嘱咐我好好干，将来能出人头地，她九泉之下也瞑目了……”暮色淹没了村野，远处人家灯火点点。偶尔风刮起积雪，空中的月亮就更加朦胧了。他重重叹口气，说：“我们家，祖祖辈辈土里扒食，到我们这辈，出了我这个小官，我爷爷和我父亲，满足得了不得，唉……沉恨细思，不如桃杏，犹解嫁东风……”又站了许久，他说：“你先回去吧，我再待一会儿。”我说：“一块走吧，大冷天的。”他说：“你走吧，我没事。”我走了。回头望，看见他黑黑的身影柱子般立在河堤上，一点烟光明明暗暗，像夏季游移在暗夜中的萤虫……
田书记找我们谈话，说需要召开乡人大代表会议，对我们这两个调来的乡长，进行一次补选，说这是必须履行的手续，叫我们准备一下。最后说：“放心，保证不能落选，代表大部分都是些撸锄杠子的！”乐乐，走了。第三天，全乡二百多名代表，集中到乡里，召开选举会。会场设在三楼会议室。宣布开会，全体起立，奏国歌，请坐。许多人抽着卷烟，满室烟雾。田书记念了县组织部调令，又向代表们介绍了候选人简历，然后宣布了选举方法和监票委员会名单。然后发选票，当众清票箱，填票，排队依次投票、点票、唱票、统计票数，最后田书记拿着统计结果，走到台前，大声宣布：“现在宣布选举结果！全乡人大代表二百三十二名，实到人数二百一十九名，发选票二百一十九张，收回选票二百一十九张。经过监票委员会统计，选举结果是，两名候选人，全数通过！大家鼓掌祝贺！”掌声如潮。田书记举手示停，骤敛。田书记宣布：“下面，请新当选的乡长，梁义同志讲话！”又鼓掌。梁义走到台前，未坐，站立着，目光扫视台下一张张粗糙的面孔，艰涩地咽了口唾沫。待掌声平息下来，说：“数九寒天的，把大家从各村请上来，为我们投票，我心中很不过意，我只讲三句话：一、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二、为政清廉，不贪不占；三、少说大话，空话，假话，多办实事。完了！”掌声雷动，经久不息。田书记举手示停几次，不见奏效。梁义复出座位，向代表鞠躬，掌声愈烈。梁义眶中闪动涟涟泪花……会议结束，在乡机关食堂会餐。梁义吃了几口饭，就告辞了。我陪代表喝酒，喝了很长时间。回到宿舍，我拽门，门在里面插着，便敲。梁义为我打开门，我发现他眼圈黯红，像刚哭过。他又插上门，问我：“完事了？”我说：“嗯，完事了。你怎么了，出什么事了？”他流下眼泪，说：“帽山乡有人捎来信……她死了……”我呆住，瞅着他悲痛，却不知怎样劝慰。桌上放张照片，我拿起看。一位俊秀、庄重的姑娘冲我笑，纯朴、热情。梁义强抑泪水，说：“我他妈的，当官不是个好官，做男人不是个好男人！……”我说：“你别那样想，我走南闯北，遇见的人多了，可像你这样的人，不多。刚才你在会上讲的那三句话，我很感动。”他忽然立起，狠狠擂下桌子，咆哮起来：“可是我能做到吗？能做到吗？”我说：“你别激动。你做到这个份上，就不容易了。”他一下抱住我，身体剧烈颤动，泪水打湿了我的肩头。
春节过后，我有了些构思，想静下来写点东西，就离开了乡里。走的那天，他一直送我到草河口车站。火车开了，他站在月台上，没有挥手，像个孤零零的木桩，越来越远……
从那，我再没有见到他，但每次想起他，心总不能平静。
原载《青年文学》1989年第10期
点评
同为乡里的领导层成员，梁义和“我”无疑是游离在群体之外的，乔乡长、田书记代表了原有的一种秩序，按照这个秩序的潜在要求，“我”和梁义是“另类”的。林和平笔下的梁乡长是一个另类，虽然也是一个乡镇的官员，但他并不是一个僵化的政治棋子，而是一个有情有义、知民生疾苦的人民公仆，他对农民和农村怀有极为深厚的感情，制定决策、处理问题都会真切地站在农民的立场上，他没有官架子，为人谦和，能够俯身倾听老百姓的疾苦。汪家村的征购大豆事件，充分体现了梁义高超的政治智慧，但这也是他的本色演出，是他自身对于底层民众的深切同情支撑着他的“表演”。这样的乡长是注定难以与此前已经固化的领导层完美融合的，因为治政的理念不同、文化的基因也有着巨大的差异。这样的乡长不是完美无缺的英雄，是有血有肉的汉子，他对患癌去世的女同乡的惦念更显出铁汉柔情的一面。小说写出了1980年代中国乡村政治的复杂性，也写出了变革期基层乡镇领导干部的觉醒和分化，基层乡村的发展需要梁义这样有人文情怀的领导，也呼唤这些有“非官僚作风”领导的涌现。
（崔庆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