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跃文
许多记者都渴望成名，许多成名都会按部就班，而这部小说里的记者成为“名记”的机缘却有些阴差阳错，这是小说的故事魅力所在。
每个在社会罗网里挣扎的人都有自己的人生故事，要把故事化成小说，好看是最要紧的。不好看的小说，它所谓的意义或成就再高，都是徒劳的。何况，我从来就怀疑有没有这样的好小说。万茵的长篇小说《时政记者》，算是一部好看的小说。
然而，马戏团插科打诨的小丑也好看，但它同芭蕾舞的好看却是判若云泥。万茵是一位记者，他曾供职的央视《东方时空》和《焦点访谈》颇受老百姓喜爱。记者眼里见过的事，常人未必见得到，但见得到未必就说得出，很多记者虽然每天都在发声，却比沉默更可悲哀。
万茵试图用小说发出真实的声音，但又绝不是简单的所谓揭秘。虽然，揭秘绝对好看，颇能满足人的窥视欲望。他曾著文声明：“《时政记者》里没有什么像样的秘密可言。我只不过写了两个普通记者平淡而有趣的生活，这其中还涉及了人们见怪不怪，司空见惯的行业潜规则。将人们最熟悉的生活呈现给读者，这就是我心目中的文学。如果记者心里装着惊天的秘密，却只能把它写进小说，这是记者的悲哀；如果小说家指望靠惊天的秘密引发作品的轰动，这是文学的错位。”
作家的夫子自道，似乎没有透露什么高明的文学主张，但他所坚持的小说生活日常化，却很有几分道理。越是日常化的生活，越是真实的生活，越能贴近生活的本质。然而，当大款腐蚀记者、拉拢官员成为司空见惯，这种日常生活就变得沉重和可怕了。
作者并没有刻意制造这种沉重和可怕，书中描写的故事时常见诸媒体报道。比方说，不法商人似乎有个共同爱好，就是喜欢把拿捏得住的官员当玩偶。媒体多次有过这样的披露：某商人夜半酒酣之际，吹牛打赌说一个电话就会把某官员叫来。官员果然飞马而至，其速度远高于公安110出警。《时政记者》里，大款刘思宁等人把高官孙忠摆平之后，正是这样向人吹牛：“半夜里我叫狗可能叫不起来，但是，孙省助一叫就来。”这位省长助理孙忠，最终在副省长位置上翻身落马。
小说故事引人入胜，语言轻松幽默，必是好看无疑。官商之间的复杂关系，又因媒体人士的介入，故事演绎的空间就变得辽阔起来。应俊是位书生意气、正义果敢、洁身自好的记者，他目睹商人如何拉官员下马，目睹官员如何渐渐堕落。他是权力场上无可奈何的看客，又是同权力欲望顽强对抗的悲壮斗士，同时还像西绪弗斯一样想把正义的石头往山顶推移。作家妙趣横生的语言也平添了阅读的快感。应俊在欢场拒绝卖春女的投怀送抱，其心理活动颇有意思：
“我还想起了那回采访归来，上面感觉口渴得很，下面却憋着一泡尿。可是口再渴也不能喝尿呀！因为图一时之快而去嫖娼，那不等于是饮尿止渴吗？”
小说中很多类似的语言或细节令人捧腹，却并不失之粗俗，并不游离于情节。相反，这种语言风格同小说中调笑无忌的世俗场景相当吻合。
万茵是一位理想主义者，他笔下的记者应俊因职业之故不得不周旋于商人与官人之间，而因道德良心之故又在时刻自省与挣扎。他所过的生活似乎也纸醉金迷，却往往是斯人独憔悴。万花丛中过，一叶不沾身，人与欲望的对垒是残酷的，小说把应俊的灵魂自洁描写得真实可信。作家并不是刻板和概念地写一个臆想中的好记者，而是他把人物的心灵轨迹和精神救赎展现得细致入微，就有了动人心魂的力量。然而，理想主义者有时在常人眼里难免显得迂阔，记者应俊因为看穿了商人刘思宁的险恶，居然煞费苦心劝谏省长助理孙忠悬崖勒马。这种情节设计似乎有违常理，却可从中窥见作者的单纯与良善。圣·埃克絮佩里《小王子》里的那个小孩画了蟒蛇吞进一头大象，可笑的成年人看了却认为是一顶草帽。所以，人们读到某种看似幼稚的小说情节，也许应该反省自己是否陷入了成年人的世故。
据说新闻是历史的初稿，不知道这句话是谁的发明，董桥先生曾用这句话作为书名，真是妙极了。但此话未必全都在理，因
为新闻若是充斥着虚假，必成历史迷雾。所以有时候，新闻除了人名是真的，其他都是假的；小说除了人名是假的，其他都是真的。新闻可以用真实的细节虚构谎言，小说可以用无中生有讲述真实。
《时政记者》是记者写的小说，新闻墨迹似可瞥见，但却不是常见的虚假新闻。文学的新闻性写作虽很为批评家们排斥，但它比闭门造车的自说自话要厚实和凝重许多。如何观察生活，我相信凡人的肉眼，不相信高人的法眼。肉眼看到的生活，进而写成的小说，必是接了地气的。有地气的小说，才是好小说。万茵不是高人，他用肉眼看万丈红尘，看到的是真实的世相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