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不了。”安小男说，“不是告诉过你嘛，我已经对历史学失望了。”
“那你又何苦扯什么道德啊。”
“我也不知道。”安小男在昏黄的光线下垂下了脑袋，油毡一般的长发散发出一股霉味儿，“我当时只是觉得特别别扭，特别难受，好像被人掐着脖子，往肚子上擂了两拳，如果再不说点儿什么就要喘不过气来了。于是我就说了。”
我又想起了他在商谈转系事宜时，对商教授的那次发飙。安小男虽然对历史学失去了兴趣，但促使他去研究历史学的终极目标，也即“中国人的道德问题”，却还像华老栓的那包洋钱一样，往腰间一摸，硬硬的还在。调动了工作岗位之后，他的生活就走上了下坡路。信用卡中心属于新组建的市场部门，人员构成大多是编制外的合同工，效益考核也纯粹是计件工资，拉进来一个客户算一分钱。为了多拿提成，大家各显其能，有到各种展会门口摆摊的，有到人多密集的场所扫街的，还有像出租车司机一样隔三岔五到机场趴活儿的。但无论在什么地点面对什么人，你都必须要放得开，要有一张好嘴皮子，让目标客户在极短的时间内对你产生亲和感。而这恰恰是安小男的劣势，他实在不知道应该和那些人说些什么，更不知道如何让人对一样他不感兴趣的东西产生兴趣。他也曾经把同事们的那套推销词汇记在心里，一蹴而就地对着目标客户全文背诵，但还没等他把书背完，人家却早已带着莫名其妙的表情走开了。连续几个季度的考核下来，安小男始终是单位里的最后一名，他不仅工资被扣得所剩无几，还要遭受同事们的奚落乃至敌视，因为他的推销成绩严重地拖了别人的后腿，连累大家一块儿跟着挨批评、扣奖金。
终于，在信用卡中心新一轮的竞聘组合即将展开时，安小男又一次承蒙领导单独谈话了。这次仍然有茶，有中华烟，有水晶烟灰缸，而当他再一次如梦方醒地客气起来时，领导的话却是：“两条道儿你自己选：要不你自己走，要不我们请你走。咱们这儿任务太重，竞争也激烈，不是养大爷的地方。”
就这样，安小男被迫从银行辞了职。
“然后你没再找别的工作？”我问他。
“找了，但没找着。推销的岗位肯定是干不了了，我说我还能做技术，但人家都不信，因为原先那个行长给我写的鉴定是‘业务水平无法胜任’。”
“那么你回到学校来，是打算重新考研究生吗？”
“考上也念不起呀。”
“你现在靠什么生活呢？”
“感谢母校，还是有办法。”
安小男告诉我，他失业之后，单位的宿舍自然也没了，于是便来到这里租了间小平房。茫茫北京，他真正熟悉的地方只有学校，走投无路之时也只能回到学校附近。几乎所有的学生在上学期间都恨过自己的学校，但毕业之后一旦混得不如意，却又把学校当成了避风港。他们甚至是在自我欺骗，感觉只要回到当初的状态，那么生活就还有希望。这也是我在拍摄这部“校漂”的纪录片时总结出来的共性。总算是天无绝人之路，安小男闲散了半年，手头的一点积蓄差不多快花光了，却意外地发现了一个在学校里靠山吃山的新门路。以前银行的人事干部给他打来了电话，吞吞吐吐地求他代替自己十九岁的儿子参加高等数学考试：
“我看过你的成绩单，理科全是满分，所以请你千万不要谦虚。”
前同事愿意为“这一单活儿”支付“市价”，也即五千块钱，恰好和我当初把李牧光的论文“转包”给安小男的价格是一样的。由此可见，那时候的李牧光的确是一个睡糊涂了的冤大头，想找枪手也不先打听打听行情，从而给我留下了巨大的利润空间。没过几天，安小男拿到了用自己照片制作的假学生证，走进了考场。他第一次干这种勾当，固然紧张得满头大汗，但实际的操作过程却波澜不惊。公共课都是好几个系的学生混考，几百人的阶梯教室里基本上谁都不认识谁；况且大家都在埋头答题，即便是同班同学之间，也不会留意谁该来没来，谁不该来却来了。他只用了半个小时就做完了卷子，并故意答错了几道题——这是出于雇主的要求：
“我们只要七八十分就够了，太高了容易暴露目标。”
有了良好的开头，后面的路也就平坦了。通过成绩不好的学生们的口口相传，安小男变成了中关村一带几所大学中赫赫有名的“枪手”，雇主们对他的评价普遍是：待人诚恳，业务精湛，要价合理，不留后患。还有人在校内论坛上主动为他打广告：小男小男，考试不难。他的名气甚至传到了外地，就在去年，一个上海富商的孩子专门为他买了头等舱的机票，请他过去为其斩获了复旦大学微积分竞赛第一名的奖杯。这个行当的经营周期和地坛庙会上卖羊肉串的有相似之处，都属于干三天顶一年，安小男只会在期末的考试季里马不停蹄地赶场，其他的时间则都在学校周边闲逛，或者干脆窝在屋里。
不过作为一个枪手，安小男也有着明显的缺点。首先是他的穿着和外貌越来越不修边幅了，身上还散发着呛人的霉味儿，这导致他很容易在考场上引起怀疑；其次就是他过于注重“售后服务”这个环节，每次从考场出来拿到钱，都要苦口婆心地把考试题目向对方讲解一遍，然后再进行一通思想教育：
“连这都不会，你对得起父母吗？”
听到这里，我不禁哑然失笑，但才笑了一声就生生咽住了。我看到安小男的脸上浮现出了货真价实的痛苦，他讲到自己的失业和窘迫困境时都是心平气和的，但现在却两眼湿润了起来。如果只看那双眼睛，你甚至会把安小男当成一个不慎失足的纯情少女。
“我知道你觉得我虚伪，我也知道替人代考本身就是弄虚作假。”他打着磕巴说，“所以我每次劝那些学生好好学习的时候都是真心的，如果他们都能用功点儿，也就不用把父母的辛苦钱花在这种事情上了……”
“那样的话，你就连这碗饭也吃不上了。”我打断他，扯开了话题，“你妈怎么样？”
“暂时还过得去。”安小男舔了舔嘴唇告诉我，他的代考收入除了维持最基本的生活开销，其余全部寄回了H市，并且是分月寄的。他至今没有把失业的消息告诉母亲，因此反倒庆幸母亲的眼睛越来越不好，已经没法儿坐火车来北京看他了。而每年春节回家的时候，只要临时换一身西服，也能大致搪塞过去。这么大的事儿，居然被他瞒了个严实。
“所以说嘛，别再把道德什么的当压力。”我顺势替他开脱道，“道德的标准也不是绝对的，得视情况而定。你的处境是饥寒交迫而不是衣食无忧，你面对的又是赤裸裸的生活而不是宗教审判，况且你还有一个母亲要赡养——凭什么要求你的灵魂像那些有钱人的后脖颈子一样雪白呢？那反而不道德也不公平。”
“你真是这么想的？”
“那当然，而且一直都是这么实践的。”我说，“这年头，就算苍天有眼也被马路上的摄像头给取代了，只要警察不来找你的麻烦，那你就是一理直气壮的良民。日子已经过得不容易了，咱们都得活得尽量轻松一点儿，也务实一点儿，对吧？”
安小男这时却咧开了嘴：“可是警察没准儿已经盯上我了，上次替人家考完力学出来，有个助教带着保安跟了我一路，还把我叫出去盘问了半天……他们说以后再看见我就报警。”
“那也不用怕，咱们再想想别的出路。”
那天一直聊到了傍晚，我带着安小男离开挂甲屯，到以前开在学校东门外的胡同里，后来又移师到海淀体育场一侧的“千鹤”餐厅吃了顿日本菜。没有想到，如今的安小男也开始喝酒了，而且量还不小，我们一共要了五六瓶糯米酿制的清酒，差不多都被他一个人给喝了。酒足饭饱，我又提出找个地方“咯吱咯吱洗干净”，便强拽着他打车去了一家洗浴中心。酒劲儿被冷风吹上了头，安小男的情绪也终于开朗了一些，他踉跄着走在门口的几个“罗马人”中间，手四处乱指着，像小孩儿一样卖弄着学识：
“这孙子叫屋大维，这孙子是恺撒。”
他身上的泥都快结成壳儿了，搓澡师傅表示必须得收双倍费用。趁他正在搓着，我便穿好衣服走出了洗浴中心，到街拐角的自动提款机上取钱。先取了一万，这是当年我利用安小男的文章从李牧光那儿赚的；又加到一万五，这是把给我前女友郭雨燕的那份儿也添了进去；最后又加到了两万，这是每天的提款上限。我从脚边捡了个塑料袋，将那摞钱胡乱包了，揣进洗浴中心里递给安小男。
他正坐在休息间，赤身裸体地摩挲着两扇瘦排骨，好像一只洗干净又煺了毛，只等下锅的菜狗。看到袋子里的是钱，他惊慌地推回来：“这怎么使得……你已经对我够好的了。”
我感到了辛酸，脸上再次发烧，硬是将钱推回去：“都是同学，客气什么。你先换一个像样点儿的地方去住，再给我留个联系方式，我看看能不能帮上你。”
安小男的嘴像鲶鱼一样一瘪一瘪的，似乎马上又要哭了。我的心里五味杂陈，不禁动情地胡噜了一下他的满头杂毛，又用力搂了搂他的肩膀。这个举动倒惹得旁边两个膀大腰圆的汉子好奇地打量了过来，在他们眼里，我们也许很像一对正在上演爱情悲剧的同性恋人。
【4】
在此之后，我又断断续续地找过安小男几次，有时候请他吃顿饭，有时候给他送几件剧组里配发的工作装。那两万块钱他没有用于换房子住，而是都寄回了H市，支付他母亲治疗眼病的费用了。他继续住在挂甲屯厕所边上的平房里，等待着下一个考试季的来临，并提心吊胆会不会被校方抓个现行。
我也帮他找过工作。很遗憾，我们那个工作室的经费非常有限，因此才只能剥削那些“有志于艺术”的实习生，而要想添加一个全职的岗位基本上是不可能的。至于我问过的其他同学那里，情况就比较气人了。那些家伙平常都吹得天花乱坠的，可是真赶上事儿，却一个比一个缩得快，给我的答复不是“能力不济”，就是“掣肘奈何”，还有人反过来开导我：
“为了那么一个人，你犯得着吗？”
这固然也没什么不正常的，世上有贫贱之交，有富贵之交，但最让人无法想象的就是富贵与贫贱之交。让我不舒服的是，他们对我的义举也揶揄了起来。“上次我想在你的片子里插俩‘软广’，你张嘴就要十万，这时候却他娘的扮演起了爱心大使——”一个自己开了个小公司的同学刻毒地挤对我说，“告诉你，就你兜里那俩钢镚儿，想沾染真正的富人癖好还早着呢。”
更让我不适应的，反而是和安小男的交往本身。他看我的眼神已经不对劲了，刚开始是羞怯和感激的，后来就渐渐地变成了崇敬。那崇敬之中似乎又藏着什么严肃、高远的东西，仿佛崇敬的并非我这个人，而是我所代表的某种抽象观念。他不会认为我对他的关切是出于什么伟大的情怀，进而把我看成“道德”的楷模了吧？
“我在大学期间所做的最正确的一件事，你知道是什么吗？”在五道口一个挤满了韩国人、“西巴”之声不绝于耳的串儿吧里，安小男奋力地用嘴撸着一根烤火腿肠，喷散着酒气问我。
“是当众痛斥了商教授吗？”
“不不不，是那天在图书馆门口和你打了个招呼。”
“这实在不敢当。”我躲着他的目光说，“事实证明，我帮助你学习历史什么的，明明都是浪费时间。”
“那些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儿，不值一提。”安小男用竹签子“点”了我一记，“我的意思是，我很庆幸能交到你这个朋友，这让我不再那么孤独了。”
我忍不住打了个寒战，突然有一种冲动，那就是向安小男坦白，我之所以愿意帮助他只是因为“黑”过他的钱，如今心里突然过意不去了——假如非得把这种情绪称为“负罪感”的话，其性质也仅仅类似于一个立志减肥的胖子在酒足饭饱之后的后悔与自责。但我又在话要脱口之际憋住了。告诉他实情又有什么用呢？当务之急，其实是寻找到一条门路，改变安小男的处境，帮助这个已经被现实逼到墙角的人“跳出来”。
恰恰是在这个当口上，另一个曾经把我视为“唯一的朋友”的人空降到了北京。
李牧光回国之前并没有通知我，但降落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给我打了电话。从那鲸鱼腹腔一样拥挤、杂乱的波音777机舱内，我先是听到了乱糟糟的美式英语、澳洲英语、印度英语和粤语、上海话，随后，在一片全球化的南腔北调之中，一个东北铁岭口音抑扬顿挫地宣布：
“惊喜不？我南霸天又回来啦。”
事实上，我已经有两三年没怎么和李牧光通过信儿了，偶尔在网上聊两句，也是浮皮潦草地匆匆而散。看起来，李牧光已经完全适应了美国的生活。他建立起了新的交往圈子和业余爱好，更重要的是看似弄明白了自己在那边应该干点儿什么，以及能够干点儿什么。而这样一想，他能够念及旧情，首先找到我，就足以令我受宠若惊了。
我立刻放下手头的事儿，奔向机场接他。在一群因为不熟悉新航站楼而晕头转向的海外赤子中，我一眼就发现了李牧光。他正穿着一身八十年代华侨风格的白西服和花衬衫，精神矍铄地东张西望。看见我之后，他高呼了一声小沈阳味儿的“long time no see”，张开双臂将我淹没在“迪奥”男士香水的气息中。
“先看看这几个宝贝吧，他们是贝贝、晶晶、欢欢、莹莹和妮妮。”我被呛得喉咙发痒，挣脱出来指着远处广告牌上的五个“福娃”介绍道。这就有点儿没话找话的意思了。我突然对眼前这个李牧光感到陌生。
“网上不是说还有丫丫么，她没来？”
“这不你丫来了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