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此之外，自然还有物质上的收买。如前所述，李牧光那装满了吃食的百宝箱，大家是可以随意享用的；他那台“爱华”牌双卡收录机也早被宿舍里的两个英语狂人霸占，练听力用了。世纪之交，个人电脑在学生中间普及了起来，别的宿舍都是大家凑钱集体购买，还有为了你掏多点我掏少点而打架的，李牧光却大手笔地一人买了两台，一台厢式机，一台笔记本。这两台电脑，他这个长睡不醒的人几乎从来没有摸过，而我们却可以用台式机打游戏时用笔记本下“毛片”，或者用笔记本打游戏时用台式机下“毛片”。
说来也惭愧，我吃着李牧光的，用着李牧光的，心里还不止一次地嘲弄和诋毁过李牧光，但整整四年，我却从来没跟这个人进行过深入的交谈，更别提交心了。我对他说过的话，仅限于“你果然还在睡”“你居然也会醒”和“给我用”“给我吃”这样的层面，而他的回答则基本上是“哦”“嗯”“好”以及无声无息。我毫不怀疑，只要大学一毕业，我就会把李牧光给忘了，就像他同样会在睡梦中把我也给忘了。然而临到毕业时的一件事，却使得李牧光认定我是他“最好的朋友”，而交到我这样一个朋友，是他大学期间唯一的收获——当然，作为一个永远长眠的人，他也不可能有别的收获。
那又是在盛夏季节，我再次迎来了一年中最繁忙的时候。只不过以往是忙于应付考试，这时却在忙于投简历、找工作。我们历史系的毕业生可比不得理工科，到各大招聘会上稍微一扫听，就会发现自己的出路少得可怜。而我的成绩本来就不怎么样，又不是党员和学生干部，形势便更加不容乐观，也就更加需要勤勉。有一天夜里十二点，我才刚刚结束了一个位于昌平县城的企业面试，坐着长途车赶回城里。这时宿舍已经熄灯了，屋里充满了此起彼伏的鼾声和臭脚丫子味儿，我本想直接脱了衣服上床，却忽然听到咯吱一响，李牧光的脑袋探了下来。
“小庄……庄博益，你睡了吗？”他问我。
四年以来，我只见过李牧光在不该睡觉的时候闭着眼，可从来没见过他在该睡觉的时候睁开过眼。我不由得哆嗦了一下，甚至觉得天有异象，马上就快地震了：
“你他妈的要吓死我？”
“对不住对不住。”李牧光的眼睛在黑暗中闪闪发亮，“不过我的确睡不着……也有个事儿想找你帮个忙。”
难道李牧光也在为找工作的事儿发愁吗？我没好气地说：“我能帮你什么忙？你应该找你爸说去。”
“这事儿他也帮不了我，只能找咱们同学。”他的语气突然变得可怜巴巴的，“我也问过宿舍里的别人，可他们都不愿意。”
“别人不愿意，我为什么会愿意呢……到底什么事儿？”
李牧光就磕磕巴巴地说了。原来他爸按照很多成功人士的育儿之道，决定送他去美国留学。为了办这事儿，老头子亲自跑了趟得克萨斯，给他联系了一所州立大学，并且以慈善家的身份留下了一笔不菲的捐款。按说这已经足够把路“蹚”平了，然而快办手续的时候，外国佬那种特别“死性”的毛病却又犯了。他们提出，李牧光就算可以不参加入学考试，但总得提交一篇本专业领域的论文，否则没法儿向所谓的“学术委员会”交代。
“你们学校的委员会，难道不是归你们这些校领导管的吗？实在不行我就跟你们书记谈。”李牧光他爸什么时候受过这种刁难，他一怒之下，简直口不择言了。
对方表示，那个委员会还真是有权把任何学生拒之门外的；而他们已经对李牧光很宽松了，如果不是因为这两年财政吃紧，哪能随便糊弄一篇文章就可以入学。至于“书记”这个说法，对方问道：“那是什么东西？”
于是压力就转嫁到了李牧光的头上。他爸打来电话，让他火速“攒”出一篇论文来，再翻译成英文。这让李牧光感到很无辜：“我又没想出国，是他们非逼着我去的。这时候事情没有完全搞定，却又来折腾我，有这么不负责任的父母吗？”
我只好顺着他说：“就是，他们太不知道心疼你了。”
“可是我也只好给他们擦屁股。”李牧光又说，“我这个着急呀，上火上得牙床子都疼了。今天我已经问了好几个人，但他们都说正在找工作，根本没时间替我动笔。”
“可我也在找工作呀，我的牙床子也在疼。”我说。
“别人不管我可以，但你可不能不管我。”李牧光急道，“谁让你是我的下铺呢，咱俩睡得最近，交情也就应该最深。再说我不会让你白干的……我给你钱。”
“不要说得这么赤裸……”我眨眨眼，“多少钱？”
他说了个数：“两万够吗？”
我仰着头，像一只坐井观天的青蛙，和李牧光对视着。过了半晌，我说：“够了。”
我之所以答应了李牧光，首先是因为两万块钱对于一个学生来说，实在是一笔无法抗拒的巨款，而第二个原因，就是我突然想到，那篇文章其实并不需要我来写——再说我也不认为自己有能骗过美国佬的水平。说定之后，我和李牧光分头安然入睡。第二天他照常没有起床，而我则披上衣服，蹲在厕所门口守候安小男。
七点来钟的时候，安小男果然出现了。这时候却是我追着他问了：“你对历史还有兴趣吗？”
“实话实说，已经没有了。”
“话不能这么说。”我开导他说，“你其实只是对历史系以及历史系的那些人没有兴趣了，但对于历史本身，你一定仍然是乐于思考的……否则也不能解释你为什么一口气读了那么多书啊。”
“可我正是因为历史系的人而对历史丧失了兴趣，我不认为那些人所搞的学问，能够解释我的困惑。”安小男把逻辑拽回到自己的轨道上，然后看了看我说，“你到底想说什么？”
“我想说的是，凡事应该有始有终，你可以写一篇文章，谈一谈你前段时间研究历史的心得。”我进而扯起了谎话，“我正在给出版社编辑另一本书，是《谁敢不让中国说不》的姊妹篇，名叫《中国想说不，谁也拦不住》。你对历史学的思考，是我见过最独特也最终极的，仆未尝闻有为道德而研究历史者。我认为这本书里如果没有你的文章，那么将是一大遗憾。”
安小男的眼神陡然凝聚起来：“你真这么认为？”
我点了点头，他也随之点了点头。
然后我补充道：“对了，稿费五千。”
半个月后，安小男果然交给我一篇洋洋洒洒，长达几万字的雄文。那篇文章我大概扫了一眼，所用的材料和大多数论点都注明来自我向他推荐过的那些书，但安小男对它们进行了重新整合，从而指向了一个终极的天问：中国人的道德水准是如何不断降低的？他从秦王扫六合、五胡乱华和竹林七贤一直写到了“五四运动”，写到了“文化大革命”。在他看来，中国原本是有道德的，但中国的历史却是一个不断击穿道德底线的过程。一穿再穿，时至今日，我们的民族已经相当于穿着开裆裤上街了。客观地说，安小男的文章存在着严重的硬伤。首先，他将历史解释成了一个有目的、有意志（也即消灭道德）的过程，这已经近乎阴谋论了。要知道，吾国吾民除了败坏道德之外，还在春种秋收，男耕女织，需要忙活的事儿多着呢，谁那么有闲心专门和道德这个劳什子较劲。其次，他絮絮叨叨地说了八百多遍“道德”，但却并没有对道德进行起码的辨析——是儒家道德还是法家道德？内心道德还是社会道德？在他看来，“道德”似乎是一种先验的天成之物，在人类的蒙昧阶段保存完好，一进入文明社会就腐化变质了。但据我所知，原始社会不说别的，起码婚姻制度的基本形态是：看上哪个女的就“给丫一闷棍”，哥儿几个把她扛到山洞里轮流上——这道德吗？
看来天才也是有局限性的，安小男在理工科方面的智慧并没有平移到人文社科领域。或者说，他那种一根筋、特别“轴”的性格恰恰说明老院士制止他转系是正确的。我有些担忧这样一篇文章是否能够通过美国学校的审查，但转念一想，我又何必替李牧光那么尽职尽责呢？再说了，也许美国人会非常喜欢这种中国人自曝家丑的态度——就像他们很喜欢张艺谋的《大红灯笼高高挂》一样。于是我没有耽误，又拿着文章找到了我的前女友，外语学院的郭雨燕，请她将其翻译成英文，翻译费五千元。挟着巨款之威，我顺便企图和郭雨燕重修旧好，并且再次提起了去九寨沟旅游的计划，但是郭雨燕干脆利索地请我滚蛋：
“你这种人，一起玩玩儿倒是挺有乐趣的，过日子就太靠不住了。”
“谁也没说要奔着过日子去呀。”我说着“香”了她一记，又揽住了她的腰，“我们就是玩玩儿也可以嘛，纯娱乐。”
郭雨燕脸色泛红，一对大胸起伏了两下，但随即却嘤咛一声，将我推开。她正色道：“这就是你的爱情观吗？太不道德了。”
他妈的，怎么又是道德。安小男不是已经得出结论，中国人早就全无道德可言了吗？可见他那篇文章的确是大谬特谬。
随着我的彻底失恋，我们这茬儿学生也最终毕了业。朋友或仇人们像狂风里的杂草一样飞向天南地北，转眼之间大部分都成了陌路人。李牧光如愿以偿地拿到了美国的入学通知书，连最后的聚餐都没参加就上了飞机。临走之前，他给我们留下了两台电脑、一台双卡收录机、几身簇新的西服，还单独交给我一个装满了钱的厚信封。我有点好奇，帮助他通过审查的，究竟是安小男那篇旁征博引的文章呢，还是郭雨燕那流利而精确的英文翻译？抑或这两者都不重要，美国佬既然拿了他爸的钱，所谓提交论文仅仅是走个过场罢了？当然，对于既成事实，我们也没有必要像历史学家那样一味追寻原因，否则生活将会变得更让人疲倦，也更让人难以适应。
讽刺的是，出国之后的李牧光倒是与我交往得日益密切了起来，并且真的发展成了他所谓的“朋友”。他恨不得刚一下飞机，就开始给我写信，告诉我自己在美国的见闻和生活状况。这也能够理解，人毕竟是需要回忆的，到了陌生的环境里，往事就会焕发出原先所不具备的温馨色彩。而李牧光的大学四年几乎都在睡觉，可供他回忆的，似乎只剩下了和我之间的那点儿交往。于是他美化了我们的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将我给他“攒”文章说成了两肋插刀的朋友之义，又把他给我两万块钱说成了自己的仗义疏财。他的信上没有一点儿美国气息，反而发散着越来越浓厚的东北味儿：
咋说呢？咱们兄弟就啥也不要说了。
自从我有了手机之后，他和我的沟通方式就变成了打越洋电话。每周起码一次，一打就是一个小时，先声称“啥也不要说了”，然后说的话却比我们睡在上下铺的四年还要多。这个期间，李牧光的谈话主题变成了抱怨。他抱怨美国的白人看不起他，黑人居然也看不起他；中国留学生里比他更富的看不起他，那些穷得连二手“丰田”都买不起的家伙居然也看不起他。作为一个肤色、体格和智力都不占优势的外乡人，他在美国可真是受够了委屈。更加让他忍受不了的，是他在中国都可以尽情享受的自由，在美国却受到了粗暴的干涉：
“他们还不让我睡觉。”
“谁？”
“我那个印度导师，还有美国房东。”说到这儿，李牧光都快哭了，“有一次我在屋里睡了三天，房东就报警了。他们说这是病，必须得治。”
我想了想，第一次给了他真诚而善意的忠告：“我也认为你应该配合治疗。”
再后来，也许是度过了初来乍到的不适应阶段，李牧光的电话总算渐渐少了下来，每次通话的时间也变短了。但这并没有影响到我们的“交情”，当他父母来北京，我总会跑一趟他们下榻的豪华饭店，为他们磕磕巴巴地讲解一遍美国补药的说明书——都是李牧光寄过去的，其实也就是些深海鱼油和褪黑素什么的，想来“吃错了药”也没什么危险；而过了两年，我的表妹林琳考入了美国名校斯坦福大学，我指派李牧光开着他的“凯迪拉克”横穿了几个州，去接林琳入学、给她安顿住处、采购生活必需品并且由他埋单。能交上这么一位有钱有闲，又傻乎乎的热心肠的朋友，这也是我在表妹面前唯一一件有面子的事儿了。
林琳专门打电话感谢我，说的话和《围城》里赵辛楣对方鸿渐的评价刚好相反：“你这人虽然讨厌，但还有点儿用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