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说即将又要远行，日子就定在10月28日，孤身进入深山拍摄，又是无音无讯的几个月。于是，我吵着闹着要去为他送行。他说，好吧，27日中午等你午餐。
买了26日晚上的火车票，12个小时的行程，1643公里，去赴一顿送行的午餐。这是他的城市和我的城市之间的距离。
他居住的北京，我无数次去过，都是公事出差，从飞机到酒店，不及看见风景，倒是每次都酩酊而归。有一次酒精中毒，是参加建国五十周年电视节目学术研讨会，和北京电视台新闻评论部的几位同道喝的。东航的小姐们可能至今还记得，我翌日返程半死不活的样子。
我居住的上海，他也来过，也是工作，猫在晚会现场导演着，不分昼夜。记得他在衡山路的一家饭店，赞鲍汁花椰菜十分美味。临上机前，家人电话他带一瓶醉蟹回去，我却只能为他在机场超市找到一罐黄泥螺。
我们匆匆忙忙，工作似乎是往来彼此城市的唯一理由。一夜的车程并不遥远，我们却已经有半年未见。
晨曦中的北京站，干燥冰冷的空气扑面而来，灰蒙蒙的天空很高，风从远处而来。穿过凌乱的人群，我直奔后海，因他说一早会在那里拍摄。
经过鼓楼和雍和宫，经过方正的高楼大厦和铺着燕瓦的老屋旧垣，出租车一路在北京清晨的空气中飞驰，还没到堵车的时候。
等在后海的银锭桥边，他扛着摄像机和三角架，从古老的胡同里出现，一脸络腮胡子，有些消瘦，眼睛很明亮。他没有向我问候，而是呵呵笑着，问身边正和我搭话的人力车夫，今天生意怎样。
风来，桥下明净的水面泛起金色的晨光，耀眼地向远方伸展。水边，垂柳正轻舞。
他带着我走在窄而曲折的胡同里。他和许多路过的人打招呼，说笑几句，熟悉而自然，这部关于后海的纪录片已经拍了一年多了吧，这里的每一家人，他都认得。他跟孩子们打趣，逗着小狗玩。他在这里或那里拍摄。
拍摄时，他是静默的，一遍又一遍，不想停下来的样子。
秋，胡同转弯处，老树的树叶已大半黄了，秋日下迷人的金黄。只是风来时，叶落得让人心惊，扑簌簌，转眼之间，枯叶已铺了满地。
他爬上屋檐，凝神地拍摄一群鸽子。这些生于这里的生灵，羽毛黑白相间，充满了生命的活跃，忽而振翅飞起，在这后海的胡同上空盘旋不止，一阵阵清扬的鸽哨徘徊在愈高的天空中。天空，不知何时，透出了蓝色。
拍摄时，世界是他的。
屋檐下，被他称作“四哥”的一家人，正在张罗着换一扇新的门框，锯子下木屑飞扬，锤子敲击得叮当响，门槛前栓着的小狗有些惊惶。忽而，四哥说，啊呀，要做午饭了。
这就是他选择拍摄的世界，后海这片还有百姓们居住着的胡同。其它的地方，沿着什刹海，都已经被改建成了酒吧街，和反映城市面貌的展示景点。很快的，这些过往也会渐渐消失，伴随着这些亲切的居民，和日复一日平静琐碎的生活。
他的这部纪录片叫做《海那边》，是记录后海这片老北京们的生活卷轴。
记得他还有一部《墙那边》，记录的是原本生活在明城墙下的百姓们的生活，百多年的岁月，浓重的回忆。一夜之间，明城墙遗址改建了，他们离开了，小小的世界和无数熟悉的面孔，消失无踪，仿佛从来没有存在过。
城市现代化的脚步，正在吞噬他热爱的世界的宁静。城市要求人们按游戏规则去生活，这种规则就是效率和目的。
他曾说，他就象一颗野麦子的种子，却种在了月季园里。他总有着深深的寂寞。
他拍摄的许多作品，都是他自己的愿望，不为了任何单位，任何金钱。就我知道的，他的《墙那边》入选了德国青年短片影展，《海那边》是入选了韩国全州国际电影节纪录片影展，还有不少。这些，他从不愿跟人提起。
饶是这样，还总是有很多人以为，他这样埋头于无功无利的拍摄，一定是在酝酿着什么大的目的。他当笑话说给我听的，却掩不住他的困扰。
北京，这样雍容而自由的城市，因着越来越盛的功利的浮躁，令他感到如此孤单和不容。
拍摄间隙，稍歇，他说因为明天要走，准备了些钱，给广化寺门口的乞丐送去。他匆匆离开，留下我和一堆摄像设备在原地。
突然有一种不祥的预感，这次远行，他可能是不会再回来了。
四面都是窄而长的胡同，弯弯曲曲，看不到尽头，站在交叉路口，我忽而满心的迷惘。
近些年，他常常去到深山里拍摄，记录那边的山歌、民俗、人和故事。一开始，也许只为记录，渐渐的，离开城市，似乎让他有一种逃避和释放。
纯净的蓝天和高山，天堂般美丽的村庄，还有如水的时光无声无息地滑过，让人可以在不知不觉中老去。我真的理解。
他这次要远行的地方，叫做木里，在四川和云南交界地方的一个藏族自治县，没有公路交通，没有手机信号，没有详细的地图。据说是一个山明水秀的天堂，却是路途凶险。他一直念叨着要去，现今终于要去了。
记得6月间，他曾短信我说，木里是个好归宿，就在泸沽湖对面，但你不知，我们的命运就在知与不知之间。
真的不记得我们午餐吃了什么了，这顿走了1643公里，特地来吃的午餐。
他说，他有两个拍摄记录片的亲密战友，在广西拍摄时，先后去了，都是他，去把他们的遗骸带回来。他说，马革裹尸，就是纪录片人的宿命。
我很气，说，你是不是也想不回来了。
他答，不能说没有这样的心里暗示给自己。这个人真是诚实得可以。
下午和晚上，还是拍摄。他象一个热忱的孩子，走在后海的每个角落，寻找着每一个动人的细节。他又象一个从此远离的游子，依恋着这方世界，拍了又拍，似乎一天内，要拍尽所有的镜头。
气温骤降，天寒地冻，夜的黑落了下来，时间推移得让人心痛。
记得那天夜里的月亮很圆，他说，明天更圆，因为是十五。明天，就是他启程的日子。
他曾劝我别来北京送他，何苦相聚只为分离。我答，所有相聚之后，都有分离，只要相遇过，就有意义。但是，分离的迫近，真的很痛，说的最多的两个字是，回来。
后海沿岸的灯火点起来了，一片片的水上楼阁，在水中投下流光飞舞。他如此凝神地摄着这些水中的光影，屏息静气，忽而哪个调皮的孩子扔了一个石子，那片流光倏然如烟花般碎了，散了。
他走了，北京这个城市空了。
独自留在我们曾经相遇的这个城市里，宽阔的大街上，车来车往，楼很高，天空明亮。站在大路中央，一时间，觉得很陌生，失了方向。
故宫的朱墙金瓦，翠色画栋，玉色栏杆。长安街的暮色夕阳，车成长龙。成贤街的柏浓书香，午后，胡同深处闲闲的阳光。
他曾站在雍和宫桥头，听见屋宇间第一声燕子的叫声，告诉我何谓呢喃。他曾跟我说起胡同里的老北京饭馆，吵吵嚷嚷，很江湖的感觉。
夜了，不觉中又走回后海。
总觉得灯火间，应还有他时走时停，爬高蹲低地在不懈拍摄。
记得看着他拍摄的那一天，依稀中忆起了我的年轻时。
曾经有整整6年的时间，我也是这样狂热地每天拍摄，剪辑，为着自己理想的影像。我曾经那么渴望用影像描摹自己眼中的世界，讲述自己对于这个世界的感受。但是，很多作品最终变成了内参，存在哪一个阴冷的档案室里，从来没有播出过。剩下的，被每一级领导都改过一遍，五六遍的修改后，我不再认识自己用身心分娩的这些孩子。
我曾经努力地去讲述百姓们的甘苦，忙着忙那地为一些受伤害的人，做一些拍摄份外的事。天真，是身边所有人对我的评价，永远做不到的世故。
曾经挣扎在上海的实际精神的包围中，不愿走入所谓商业的主流中。
有一度，打算着去到北京生活，因为向往着中央电视台评论节目的大胆淋漓，还有到北京电影学院学习的梦想。总觉得，北京的空气中充满了理想的气息。后来才明白，理想是在我们心里的。
那时候，我还没认识他，这个理想主义的北京人。
为什么想要拍摄？为什么想要讲述？我常常这样问自己。
在陪着他拍摄的那一天，我似乎感受到了答案。那是因为，爱。
我们爱着我们生活的世界，我们爱着我们身边的人。我们爱着，并且感动着，为着空气中颤动的四季的气息，为着清晨公交车的第一声鸣笛，为着公园里孩子的璀璨笑容，为着傍晚母亲唤着全家吃饭的熟悉声音。
这就是我们的城市，我们琐碎生活的点点滴滴，安然的美丽。
这就是我们理想的根源。
后海的那一岸，群楼如簇，花灯似龙，江风徐来，泡吧的人们笑语嫣然，酒意正欢。而他日间曾拍摄的这一岸，夜色已遮掩了古旧的胡同，无始无终的平静生活，正在酣梦中。
黑暗中，再次走在那些弯弯曲曲的胡同中，温习我们曾一起走过的脚印。
月当空，淡淡的光晕。路过的窗户里，有或明或暗的温暖，有着一张张他所熟识的亲切面孔。
想起他在《墙那边》中的一段话，如果把城墙比作大树，那么那些熟悉的面孔就是一片片树叶，而我，就是优游在树荫里的那个孩子。
我想，他是终于会回来的，不会就此遁世而走。
因为，他终究是北京这个城市的孩子。
游荡在他的城市里，感受着他和这个城市牵扯不断的传承和联系，感受着他的城市和我的城市的不同，我所在的上海，那个精致实际，优雅而稍欠从容的城市。
微笑地回想我和他的相识相知，内心如此相象的两个人，也有着许多彼此的不解，想来正是因为城市的不同，就如复旦之于交大，北大之于清华，毕业生总有很多思维和观念的派系差异。想来，我们都是我们各自城市的孩子呢。
也许，城市对于每一个生活在其中的人，就象父亲之于儿子。儿子可能会因为父亲的强大而感到压力，可能会因为父亲的不闻不问而感到冷落，可能会因为父亲的管束而烦躁不安，可能，父亲身上确实有些儿子看在眼里，却不能改变的问题。但是，儿子最终是爱着他的父亲的，他正是因着爱而拍摄着，他的周身还流着父亲的血液，他怎会不回来？
得失荣辱，都会转瞬而逝，但还有永恒的存在，那是爱。
只要爱还存在，只要他还在拍摄，只要理想，还在炽热地烧着，虽然伴随着现实痛着，却还没到熄灭的一天。
夜晚的北京火车站，雾霭中正红的站名，钟声在空中回荡。
一夜之间，又是上海站的清晨，这个忙碌的城市，一天的熙熙攘攘正在醒来。
城市永远在那里等候着，人们来来往往，寻找着相遇的美丽，承受着离别的思念。
此刻的他，也许已经放足山青花艳的山野。而我，回到1643公里之外我的城市里，在上海这个弥漫着布尔乔亚空气的城市一角，继续用文字讲述我的热爱，并且安静地等待。
等待这个北京的孩子，终于有一天，从容地带着他的理想，回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