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突源于钓鱼岛】
钓鱼岛属于钓鱼列岛，在清代书生沈复的笔下，它“状如笔架”，虽仅有大约4.3平方公里，却是这个岛屿群中最大的一座。钓鱼岛一直是东海海域里最为热闹最受瞩目的一个焦点。这座叫人既熟悉又陌生的无人小岛，几乎所有中国人都听说过，却极少有人亲眼见过或亲自站在那远离陆地的礁石上。
然而，正是这小小的无人岛却铭刻着中国近现代史上的各种风云变化，从一个侧面反映着中国在世界格局中的地位，在一定程度成为中国近代史的一个侧影，同时也是中日外交关系缓和与紧张弹性区间的最重要的决定因素之一。
2012年以来，日本政坛右倾化趋势明显，军事政治战略出台了一系列不利于中日关系发展的政策，并在强化日美安保条约的基础上，活跃地进行军事演习。在钓鱼岛问题上与中国的直接冲突也愈演愈烈，它先后采取“命名”、“登岛”、“视察”等一系列密集动作，企图通过这些闹剧来达到对中国钓鱼岛领土的侵占。这一冲突在9月10日日本政府与栗原家族签订所谓“购岛协议”时达到高潮，钓鱼岛再次引起了民众关注，中日两国间的矛盾也再次激化。
从11日起，来自中国政府和民间的各种力量都对此表达了强烈的不满与愤怒。9月15日开始，中国多个城市爆发大规模反日游行，向日方发起来自民间最强的声响。据报道，至少有52个城市大批市民响应网上号召上街，其中重庆、长沙等地达到数千人，北京更猛增至两万人以上。在这场声势浩大的民间游行中，国民表现出高涨的爱国热情和团结意志，展现了中国人对于领土必争、主权不容侵犯的决心，但令人遗憾的是，游行期间也出现了些许不和谐的声音，部分地区传出民众打砸抢烧事件，一批不良分子甚至借着爱国的外衣对日资企业的商品卖场大肆破坏。据日本媒体报道，长沙日资商场平和堂遭打砸，部分商品遭哄抢；青岛部分示威者割破玻璃闯入吉之岛商店，破坏设备和抢掠；成都有几家便利店、东莞有几家日本料理店也遭破坏。什么是爱国？如何正当地表达爱国？这次爱国游行事件中又透露出哪些值得深省的问题？我们下面将以理性的眼光来一一剖析。
【爱国游行表达民意】
值得肯定的是，民众的爱国热情在这次游行事件中得到了充分的表达与展现，它充分说明中华民族面对外来侵犯，是有坚决的斗争精神和团结一致的能力的。日本的这次闹剧只能让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它的野心和企图。拨开表面的迷雾，我们先来看看日本在钓鱼岛问题上是如何下这一盘棋的。
围绕钓鱼岛，日本可谓做足了文章，从日本这些年的动作中我们可以看出它从来没有认真反思过***战争对中国人民造成的伤害，相反，它利用美国在亚洲的战略企图，一步步地加紧军事扩张，加紧谋取在海洋上的利益。总体来看，日本的扩张野心表现在对钓鱼岛海域丰富的自然资源的觊觎和对钓鱼岛地理位置的战略考虑。
众所周知，日本是一个自然资源极度缺乏的国家，像石油、天然气这种战略能源的缺口极大，国内能源的自给率还不到1%。因而像钓鱼岛这块大蛋糕，它不可能坐视不理。从历史上看，日本对中国自然资源的强取豪夺更是支撑其***侵略的财政基础。1894年，日本对中国发动甲午战争，依靠不平等的《马关条约》窃取中国台湾及其钓鱼岛等所有附属岛屿，而且还获得3.5亿两白银赔款。此后，日本开始疯狂地掠取中国的自然资源。《中国石油石化》杂志2012年7月15日在一则报道中称，从1905年到1945年的40年间，日本从中国抚顺掠夺了近2亿吨优质煤炭，占当时东北地区煤炭总产量的60%-70%，攫取利润高达26.28亿日元。此外，日本还大量掠夺钢铁、煤、粮食、木材等资源。这些资源成为日本驱动战争的机器，扩大掠夺范围的重要血液。二战结束后，日本面对资源发展的瓶颈展开了更多的科研探索和战略转向，并将寻找资源的目光转向海洋。海洋不仅有着丰富的生物资源，更蕴藏着大量尚待发掘的自然资源。有研究表明，海洋中的油气资源储量占全球油气储量的70%，近十多年来，全球新发现的探明储量在一亿吨以上的油气田70%都在海洋，其中50%以上集中在深海地区。所以说，钓鱼岛不仅是捕鱼岛，还是油气岛，相关的科研发现表明，钓鱼岛海域蕴含着丰富的油气资源，20世纪60年代甚至有报道称钓鱼岛附近海域蕴含着“另一个波斯湾”，这对资源稀缺的日本来说无疑充满了巨大的诱惑。那么，它不遗余力地扭曲历史事实，运用军事、政治手段制造中日纠纷，无一不是其由资源贫乏国转变为“资源大国”的战略使然，但他们却忽略了历史因素和国际规范，妄图将他国的领土括入囊中。
另一方面，作为遏制中国发展的一枚重要棋子，日本更是鞍前马后地按照美国的意图，在太平洋区域严密防守。作为中国海军出海重要通道，钓鱼岛是中国突破第一岛链的咽喉，日本费力争夺的原因也源于此。在地缘政治上，日本盘踞着亚洲海岸线第一岛链的北部弧区，从日韩之间的对马海峡延伸到台湾，在这条狭窄的岛弧上，钓鱼岛正处于中间的节点位置。扼守海上要道的钓鱼岛，正是掐住中国海军命脉的“穴点”。日本的意图是控制钓鱼岛，借以更好地监视中国海军的一举一动，扼住中国迈向太平洋的出口，给中国制造有海无洋的尴尬被动局面。这正是日本和美国联手的最大目的——遏制中国和平崛起。
这些是日本近期频繁在钓鱼岛活动的主要原因，前期一系列的登岛、海上自卫队巡逻等事件都是试探中国底线的诸多手段，显然日本没有预料到，“购岛”闹剧会触碰到中国的底线，这不仅是对中国领土主权的严重侵犯，也是对战后国际秩序的挑战，充分表明了日本从来没有反思***暴行的诚意。日本政府“国有化”钓鱼岛，无疑打破了长期以来中日在钓鱼岛问题上的默式博弈，使中日关系陷入了近年来少有的不稳定性和不可预见性之中。长期以来，中方在钓鱼岛问题保持了足够的耐心和诚意，甚至提出了“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让步措施，但日本不仅不正视历史事实，还毫无顾忌地将中日矛盾升级。全国范围的大游行就是针对日方逾越底线的一种抗议，是警示同胞勿忘国耻的一种呐喊。
【爱国游行也得有度】
轰轰烈烈的爱国主义热情在全国蔓延开来后，如何合理地引导，成为考验公共管理能力和公民爱国能力的一道难题。总体来看，大部分的民众对钓鱼岛主权的抗争精神是以理性爱国、温和表达的方式来传递，但历次的群体性事件都存在着被引入歧途、被利用的可能性。在这场事件中，出现了少部分人混入爱国运动以“爱国”的名义进行打砸抢的违法勾当。这些别有用心的人带头煽动起哄，打砸同胞开的日系车，破坏公民的私有财产，扰乱社会秩序，妄图将一场爱国运动演变成“破坏运动”。在西安、青岛、长沙等多个城市，有人当众打砸日系车，甚至殴打车主、危及国人的生命安全，还有人在一小撮人的带领下攻击、焚烧日本料理店、便利店、商场、4S店等。这些野蛮行径不仅造成了恶劣的国际影响，而且是对国人生命的漠视和私有财产的侵犯。
2012年9月20日英国《金融时报》发表了一篇对日本经济新闻社驻华记者森安健的采访文章，其中森安健提到，“很多日本人其实希望中国变得更暴力、更丧失理性，因为这样全世界就能看到中国是个怎样的国家。抗议者砸碎越多的玻璃、放越多的火，只会在世界面前越多地损害中国的形象。这是日本人的想法，与中国的抗议人群的想法非常不同”。从外媒的报道中，我们可以看到，其实日本希望中国在这场抗议中变得更加暴躁野蛮，一方面使内部人互相争斗和伤害，另一方面也抹黑了中国的形象。如果不惩治恶者，任由这些非理性的假爱国之徒兴风作浪，就是应了日本人的“期望”。
俄国作家杜勃罗留波夫曾说：“真正的爱国主义不应该表现在漂亮的言辞中，而应该表现在为祖国谋福利，为人民谋福利的行动上。”这不禁让我们反思爱国与伪爱国的界限，游行队伍中那些愤怒暴烈、鼓励群众将游行引向攻击的人算不算爱国？那些大喊标语、甚至要将之演变成一场“圣战”的人算不算爱国？我们可以说他们是爱国分子中最为激进的一批，但他们所展现的爱国方式实在让人难以认同。爱国应当是自上而下的团结一致，应当是对历史记忆的唤起和警醒，应当是同胞之情的共鸣和血脉相连，而不是漂亮的宣传口号，也不是在爱国热情掩盖下的个人目的，更不是不顾法律道德的肆意越轨。游行标语中，我们甚至可以看到“宁可大陆不长草，也要收复钓鱼岛”这样的极端标语，还有人扮演成毛主席的形象走在游行队伍当中，这不得不让人怀疑这些人的目的和动机。任何借着社会运动的外衣而企图宣泄不满和愤怒的行为都不是真正的爱国，这一撮人只是凭借群众运动的激烈性来掩盖自己的私性和越轨的快感。爱国如果有所目的和蓄意扩大范围，那便不是爱国，而是名副其实的误国。
“游行示威不是一场游戏。在政治学中，游行示威被纳入社会动员范畴，是一种十分精巧的政治博弈的手段。它具有‘双刃剑’的特质，在涉及利益博弈的时候更是如此，伤人还是伤己，往往仅在一念之间。”的确，在如此规模宏大的动员中，管理成本和管理风险是很大的，而且也要求民众在群众动员中有一定的理性识别能力。在群体游行的氛围中，个体很容易陷入到大规模意见表达所形成的狂热之中，这时没有个体只有群体的呐喊和鼓动。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一小撮人能利用人们的爱国心理去号召大家打砸抢。《乌合之众》一书中有一段话写得非常准确：“孤立的个人很清楚，在他孤身一个人的时候，他不能焚烧宫殿或者洗劫商店，即使受到这样做的诱惑，他也很容易抵制这种诱惑，但是在成为群体一员的时候，他就会意识到人数赋予他的力量，这足以让他生出杀人劫掠的念头，并且会立刻屈从于这种诱惑。”“群体迷思”的情形下，个体很容易丧失对行为的理性判断和认识，法律与道德这时被激情与热血替代，在一部分有所图谋的人的鼓动下，暴力与冲动便很容易成为个体行动的方式。因而，对游行文化的了解和理性能力的把持是爱国游行中最为重要的基础。
【管理疏导有亮点】
自日本宣布“国有化”钓鱼岛以来，国内近50个城市出现了不同规模的反日游行示威运动，宣示了13亿中国人捍卫国土的决心。总体来看，不同城市市民还是表现出较好的理性，并恰当地表明了爱国热情。正如《文汇报》所说，一个强盛的现代国家需要强大而理性的公民社会予以支撑，需要在关乎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问题上发出理性声音、表达坚强意愿。从这一群体性事件中，我们可以看到来自官方和民间的声音聚成一股合力，这种良性的互动一方面唤起了大众对国家民族的认同和融入，另一方面是对政府制定反制措施的强大声援和支撑。我们从这场大规模游行中也看到一系列的亮点，包括群众热情的旺盛以及新的公共管理模式中传播方式的创新，同时还看到在涉及国家主权问题上，两岸所发出的一致呼声。
1.爱国热情与理性的回归
“那个胖胖的年轻人就站在那里，一脸慈相，眼神坚毅，手持一块不大齐整的纸板。上书‘前方砸车，日系调头’。若不加提醒，你可能无法认清下面那四个小一号的汉字，也许，他写这块标语之时，十分仓促，未能考虑布局——9月15日那天，这一幕被拍摄下来，传上微博，转发上万，我们只知它出自西安，尚不知那个举牌的青年名叫李昭，不知他在那半天百折千回的精神转型。我的许多友邻都转载了这条微博，有人写进：你光明，中国便不黑暗。”
这是羽戈在《中国经营报》对发生于西安的一次热心事件的描述，也许你也从微博上看到过这些转载，也正是这位青年让我们在西安狂热而暴力的反日游行事件中看到了一丝亮色。从他身上，我们看到了在集体躁动中个体理性的回归。他做的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只是尽了他的“本分”，尽量让国人在这场游行中少受侵害。他本人在全部游行事件中也历经了从躁动到反思的整个过程，当初他满怀着对日本窃岛的仇恨、对国家荣誉的珍惜、对集体行动的归顺加入队伍，但眼看着一场声称爱国的活动演变成破坏分子的乱舞时，他清醒过来，意识到这并非是爱国游行，其性质完全有悖于爱国利民的初衷。于是，他毅然做了这个看似微小的行动来表达他的立场。“当打砸抢汇成了狂乱与丑陋的主流，那块‘前方砸车，日系调头’的标语及其背后的努力和信仰，则构成了对狂潮与暴徒的拨乱反正，这是‘拐点’之‘拐点’，试图将这场社会运动拉回理性的正轨。”
当然，李昭的事件绝非个案，他代表的是一群在集体行动中有反思能力，能辨识事物发展方向，尽到自己本分的人民。当狂热占据了大多数人的脑子，他们依然有着“理性爱国”的清醒，以恰当的方式来表达自身的诉求和爱国之情。
2.新型的警民互动方式和传播模式
在这场民众自发的游行活动中，我们也看到，爱国热情席卷而来，各种表达从现实中向虚拟世界蔓延，各种论坛和网络媒体就这一事件有着充分的讨论。同时，大家也会在网络世界中进行活动的组织、信息的通报等。近来流行的微博更是成为这些消息传播最快、表达最充分的场所。参与游行的网友会将自己身边的情况用微博传播出去，而更多的信息受众也会在第一时间得知现场的状况。在这种新型传播方式面前，我们欣喜地发现一些政府机构能够合理地利用这一新形式，与民众进行较好的互动，一方面传递了理性爱国的理念，另一方面对突发事件进行了快速的线上回应。
事件发生后，及时有效的信息披露以及官方有力的表态，对于控制事情的发展有着极大的缓和作用。而权力的沉默、放任、不作为，会将事件带入越来越糟的境地。据人民网舆情监测室统计，“从9月15日0时到9月16日12时，北京、上海、成都、长沙、南京、广州、深圳等地政府新闻办和公安系统通过官方微博表态，呼吁和支持民众理性和平地表达爱国诉求，同时强调对各地出现的打砸抢烧等违法犯罪行为，将严肃查处”。与此同时，打砸抢严重的青岛、西安等地则是“未发声”地区。
这些地区微博中，深圳警方的动作可圈可点，9月16日，其官方微博深圳微博发布厅号召大家不盲从、不粗暴，“针对今日广州、深圳等地的抗议活动，广东省公安厅、广州公安局、深圳公安局均在官微强调：对借机打砸等违法行为，公安机关将坚决依法查处，追究其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责任。爱国是一种有边界的行为，我们尊重法制、理性表达，不盲从、不粗暴”。而其他多地微博也表明了这一立场。这场爱国游行事件，不仅是对民众的一次检阅，同时也考验着政府面对危机的应对水平，从部分城市的警方坦诚地与民众沟通，合理地利用新工具这点来看，确实是一大进步。
【过激爱国得反思】
经历了狂暴与理性、称赞与责怪的交织后，我们不得不反思何为理性恰当的爱国心，尤其是当集体的狂热笼罩在每个个体身上，每一步选择都成为个体与群体间互动的产物时。在当前这个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的世界里，我们也不得不反思哪种方式的爱国才是不伤害彼此，有利国民的，传统一刀切式的爱国表达是否还行得通。这些问题都值得讨论与思考。
1.告别义和团式的爱国，爱国应是以理性和法律为基础的
尽管勒庞在《乌合之众》一书中，不无绝望地将群体描述成一个泯灭个性、以粗暴和无意识方式行事的有机体，个人的才智和个性在其中被削弱，异质性被同质性所淹没，无意识的作风占了上风。但与此同时，我们还应乐观地看到，群体下的个体并非一无是处，他依然有着自己独特的能动性，并且个体所构成的群体也不必然沦为乌合之众，只要孕育群体的土壤具有良好的法制观和底层意识，个体在群体中还是可以生发出智慧和理性光芒的。
何为“爱国”？给它一个标准的定义相当困难，但需知道，爱国不是无节制的放纵、不是毫无底线的胡作非为，它应该是以法律和理性为基础的。历史也已经给了我们深刻的教训，民粹主义的爱国心是阻碍历史发展和国家进步的一剂毒药。高涨的口号、狂欢的人群具有非常的诱惑力，也能迅速地将人群聚集起来，但义和团式的爱国只会导致民族狭隘、保守和故步自封。如今的爱国也远非百年前的爱国，需要我们思考的因素更多，更加复杂的利益结构，更多元化的思想构成，这都是爱国行动所要考虑的。
爱国应以法律和理性为基础，社会最基本的规则不应该在狂欢中打乱。民乃国之本，攻击同胞、破坏私人财产已经让爱国成为一句空喊的口号，并且走向了爱国的对立面，所以这种违反法律的行为要及时加以制裁与惩罚。守法是爱国的底线，同时，在群体的环境中保持独立性与理智也很有必要，群体活动中，行动很容易走向极端，这是因为群体中个人责任的消散使大家感受不到个体责任的重要，另一方面，一小撮意图不轨的人也会乘机传播他们的情绪。这时保持理智与思考能力成为合规行动的守护者，从这个意义上讲，爱国不仅需要热情和激情，更需要理性和智慧。
2.全球化浪潮下，更应审慎地选择爱国方式
“日本对中国的依赖程度现排最前，特别是对中国市场的依赖。如果中国人一个月不买日货，日本将有数千家企业面临破产。如果中国人六个月不买日货，日本将有一半人失业。如果中国人一年不买日货，日本经济结构彻底瓦解！”这是反日游行那些天在网络媒体上广泛传播的一段文字，号召大家用抵制日货的方式来表达对爱国游行的支持。但值得我们反思的是，在经济全球化已经扩展到各个行业的背景下，单纯抵制的方式是否真的可以避免“伤人一千，自损八百”的境地，而且更需要事先弄清的是，何为“日货”，以何种方式抵制等问题。
事实上，在中日经济互相嵌入互相依赖如此深的情况下，要区分出纯粹的日货已经很困难。呈现在消费者面前的产品很多都是“万国牌”，不同的零配件来自不同的国度，在不同的地方生产与组装。管立文曾对日货进行了一个较合理的分类，他将日货分为狭义和广义两大类。狭义的日货又可分为四大类：（1）在日本本土生产的产品，任何在日本本土生产的产品，包括其他国家品牌，都可被称为日货。（2）日资企业生产的产品，纯日资或包含日资的合资企业产品。（3）传统日本品牌产品。（4）日本文化产品。如蜡笔小新、灌篮高手、名侦探柯南都是日系文化产品。而广义的日货则分两类：（1）包含日本原件和原材料的一切产品。市场上大部分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照相机等，无论是日本品牌或是中国品牌，基本都包含来自日企的零配件或原材料。（2）和日本有生意往来的企业的一切产品。在盲目抵制日货前要有一定的区分能力，盲目地抵制日货可能带来的不仅是日企的不景气，也可能导致国内企业受损以及就业岗位的减少。因此，分清抵制的边界显得尤其重要，并非贴上日本标牌的一切商品都非抵制不可。
另外，在抵制的方式上，这次游行的事件也充分地暴露了一些人的偏激与不负责任。一看见日货就流氓式地打砸抢，这不仅是不理智的，更是对法律的践踏和对他人私有财产的不尊重。你可以选择并且呼吁抵制日货，但不可以强求他人也采取与你同样的行为。而且，很多人的日产物品都是在中日关系激化前所购买的，即便在法律上，也存在“法不溯及既往”的规定，况且购买日货这一个人行为并不被法律禁止。是否购买，需要尊重购买者的意见，旁人只有呼吁的权利，而一旦其购买成为私人物品，则应当受到法律的保护。
“我们要抵制日货，并不是砸自己的日货。我们应该在自己的各行各业，都比它做得好，还有我们的年轻人，比他们更有未来、更有希望！”从日常做起，改变这种不平等的局面，形成从政府到民间一致的爱国合力，这才是理性爱国、合理表达的基石。
社会冲突理论认为在不同的文化体以及利益体之间存在矛盾冲突时，一种社会认同的归类的机制便会发生作用。不同的社会群体通过社会比较和自我归类化，在寻找到不同群体的群体边界后，认同和冲突便在群体内部和群体外部产生。在反日游行中，有部分人将日系车车主及卖日货商店定义为对立面，通过对他们行为的污名化来达到激起群体冲突、制造混乱的目的。结构功能主义更加强调秩序与稳定，强调不同功能体间的调和。显然在这场爱国游行事件中，我们更需要的是理性行动和合理表达，偏激与不负责任的暴力行径是对社会正常秩序的破坏和对同胞利益的侵害。
1.当今时代，民众的爱国应该如何表现得更加文明、从容和理性？
2.暴力爱国到底能解决什么问题？
3.爱国情感与行动的表达需要怎样的反思？我们如何与时俱进地爱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