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鲜血浇列强之恶绝，
以骨髓填世界之不平，共赴国难，
以一死不苟幸生……
1942年10月17日，农历是九月初九。按照中国人的习俗，这一天是重阳节，是攀登高山喝菊花酒避灾躲难的日子。
这一习俗的由来，相传始于东汉。当时有个名叫桓景的人，跟随方士费长房学习道术。一天，费长房突然对桓景说，九月九日这一天你家将有大灾大难降临。你现在马上回去，让全家人在胳膊上系上绛紫色的袋子，袋子里装上茱萸，然后一起外出登高，喝菊花酒，这场灾难就会躲过去。桓景听了师傅的话，于九月初九这一天，携全家登高饮菊花酒。至晚回家，发现所有家禽牲畜尽皆死亡。他们一家真的躲过了一场巨大的灾难。从此，重阳节登高饮酒的习俗便流传下来了。
为什么要喝菊花酒呢？因为在中国古代，人们坚信菊花能驱邪避灾，延年益寿。事实上，菊花也确有清热解毒的药用价值，至于能不能避邪，那是信仰问题了，与菊花本身可能无关。
据资料显示，日本人也过重阳节。他们过重阳节自然是跟中国人学的。汉唐时代的中国一直是日本崇拜的强国，他们俯首称臣，恭敬万分，大量青年男女被派往中国，学习科技、文化、礼仪、建筑、服饰、风俗等一切可以学习的东西，然后对其发扬光大，发展自己。过重阳节，大概也是这个时期学去的，目的同样是想借助菊花避邪免灾，祈求长寿。
通过一种形式避邪免灾，祈求长寿，是对生命的尊重与珍爱，也是无力抗击某些天灾人祸的一种自我安慰方式。日本人当然也不例外。但是作为侵略者的日本人，他们所做的一切却是对生命的蔑视与践踏。
民国三十一年九月九日这一天，有5000多日军肯定没过重阳节，因为他们涌向了沂蒙山区西北部的茶业口镇，要在那里制造一场巨大的毁灭生命的灾难。
茶业口，也称茶芽口，因傍茶芽河口而得名。1942年那个时候归属淄川县，后来归属莱芜市。小鬼子围攻茶业口，是要消灭驻扎在那一带的鲁中第一军分区，也就是泰山军分区。这是整个大扫荡的序幕，这场序幕之后，他们才会上演大规模扫荡沂蒙山的大戏。
事先虽有情报告知鬼子在茶业口周边的雪野、上游庄、垛庄、博山、和庄等几个据点增加了大量兵力，目标可能针对茶业口，但没想到那么快，快到如同平地刮起巨大旋风一般，眨眼就把茶业口包围了。
鲁中第一军分区政委叫汪洋，有资料显示他出生于1913年，是原山东省寿张县顾庄村（现属河南省台前县）人，原名汪之政，又名汪波。1931年在济南第一师范读书时，在中共济南地下党的鼓动下，曾带领学生赴南京请愿，要求国民政府接受共产党，团结起来共同抗日。但那个时候他还不是中共党员，直到1936年才正式加入。入党后即被中共党组织派往西安，打入到东北军中担任政治指导员，暗中针对士兵宣传共产党的抗日救亡主张。西安事变后，他离开东北军去了延安，又被派回到山东创建抗日根据地，组织鲁中南抗日独立营。1938年率部北上，与山东抗日纵队第四支队会合，合编为四大队独立团，任团长。该团曾因战功卓著，被中共苏鲁豫皖边区省委命名为“钢二团”。1940年9月，八路军山东纵队整编后，任山东纵队第四旅政委。1940年年底任鲁中军区第一军分区政委兼泰山地委书记。据资料显示，仅1942年1至9月间，处在红色游击区变成黑色敌占区、部队供给极度困难中的泰山军分区在汪洋的率领下，或与主力部队配合，或单独行动，通过地雷战、麻雀战等游击战术，开展大小战斗百余次，打死、打伤或俘虏敌军达二万余人，战功之显赫，令今天的我们难以置信。
或许这就是日军先打茶业口的原因，汪洋太厉害了，厉害得让小鬼子恨之入骨咬牙切齿，必先治之死地而后快。
但就是这样一位让敌人心惊胆寒的人，1942年10月17日这一天，却在敌人的围剿中把最后一颗子弹留给自己，结束了年仅29岁的生命。三年后，在茶业口镇吉山村西边，一个曾因传说姜太公在此钓鱼而叫钓鱼台的地方，始建于清嘉庆年间的一座古庙被拆除，建起了一座浑厚壮观的“汪洋台”，以纪念在此牺牲的英雄汪洋和他的战友们。
日军是在拂晓时分攻打茶叶口的。那正是汪洋和他的将士们睡得香甜的时候。消息传来，这个小眼睛单眼皮的政委飞身下床，立刻召集军分区首长开会，决定分路突围。但是，司令员廖容标、政治部主任欧阳平、参谋主任刘国柱等军分区首长率领的各部人马都突围成功了，只有汪洋率领的一部人马没有成功。
这部人马共有270人，他们杀出一条血路冲到了茶业口东南方向的西吉山和中吉山之间，本以为可以松口气了，哪知道吉山不吉，敌人在此早就设下了埋伏，汪洋他们一到，密集的火力便封锁了前行的通道及两边的山坡。汪洋指挥十团一营和教导营军事队占领山头阵地，但是敌人早把山头占领，打了几次冲锋，死了很多战士，都没有攻下来。无奈之下只好后退，一部分人进了两山之间的吉山村，一部分人散落在了村子周围的山坡上、野地里。这时，后面的敌人追来了，团团地围住了以吉山村为中心的方圆十几公里的地带。
村外的人被打乱，只能各自为战。
村内的人只能开展巷战、肉搏战。
伤亡很大。大到270人在短短的时间内死伤超过了二百。
汪洋也在吉山村里，他带领警卫人员和身边的干部与敌拼杀了整整一天时间，双腿被子弹打穿，上身也多处受重伤。最后，身边人只剩下他和一名同样身受重伤的警卫员，二人相扶相携着退守到了一座破旧院子内。他知道，自己已经不可能再有突围出去的希望了，与其束手就擒成为敌人的俘虏，不如自己结束自己，杀身成仁。于是，他安排警卫员焚烧随身携带的所有军事文件，当最后一页文件在火光中消失后，他举起手枪把最后一颗子弹射向了自己。警卫员站起来哭喊着扑向他时，由于自己失血过多，没能扑到政委跟前就一阵眩晕，昏死过去了。
中华人民共和成立后曾担任解放军总后勤部204研究所政委、总后勤部运输技术学校政委的王晓坡在吉山之战时期是泰山军分区的一名宣传队员。当时只有十八岁的他亲身经历了茶业口突围。他在离休后写了一本自传《小八路的路》，对于吉山之战有一段描述。他说，吉山之战敌人死伤二百多，而我军二百七十人，只剩下了十几个人。十团一营营长赵均牺牲了，教导营营长石新牺牲了，政治部保卫科科长孙玉山、供给处长刘术坤、一营副教导员刘汝高、军事队队长田广林、泰山地委宣传科科长李凯军等军政干部全都牺牲了。还有村里的老百姓也被敌人杀害了不下二三百人。
侥幸活下来的人，据说都是奇迹，他们或藏在老百姓的水缸里，或钻在草丛中，鬼子搜查没有搜到他们，他们也就侥幸活了下来。
有一位机枪手是蹲在一口枯井里逃出来的，鬼子从枯井的边上走了多个来回，竟然没往井里看一眼。后来，这名战士听到外面没了动静，从井里跳出来打算逃跑，结果发现远处仍有敌人活动，他便再次回到井中，索性抱着机枪睡起了觉。实在太疲惫了，既然跑不了就不如听天由命地睡一觉，能活就活，不能活拉倒。谁知这一睡竟睡到了第二天中午，鬼子们早就离去了，当地军政部门前来打扫战场发现了他，这才把他从睡梦中叫醒。
还有一位连长和通信员本来已经从村里突围出去了，但在村外的河滩上却遇到了两个鬼子。连长一枪打倒了其中一个，然后与另一个鬼子扭打在了一起。通信员在一边看着，想开枪干掉鬼子又怕伤到连长，急得团团直转。后来他急中生智，就在鬼子翻上来压住连长的时候，他把枪口对准鬼子的肛门扣动了扳机。子弹穿透鬼子的内脏，让其一挺脖子，死掉了。连长得救，握着通信员的手连夸聪明。然后，二人拾起鬼子的武器，摘下鬼子的子弹袋，找个地方隐蔽起来了。
其实汪洋也应该创造奇迹活下来。因为他和警卫员最后隐蔽的破旧院子敌人并没有去搜查。他的警卫员昏死了一夜之后，于第二天被打扫战场的人救了过来，假如他不自杀，或许也能得救。但是，他自杀了。毕竟他与一般战士不同，在那样的环境下，他需要考虑生与死的后果，他如果被俘，那和一般战士被俘的结果是大不一样的。他必须选择自杀来保持全身血液没有丁点瑕疵的红色。
假如以汪洋的吉山之战为素材拍一部电影，我想在汪洋自杀殉国的那一刻，应该用画外音在沉郁的音乐配合下朗诵汪洋在济南读书时写下的那篇著名文章《感愤》：
“……以鲜血浇列强之恶绝，以骨髓填世界之不平，共赴国难，以一死不苟幸生……”
这是多么慷慨激昂的文字，这是多么令人肃然起敬的文字，当我反复读了这段文字后，内心很久很久都没有平静，我既遗憾自己没有出生在那个时代，更惭愧缺少汪洋们的壮烈情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