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环境。以煤炭为主的能源结构短期内不会得到改变，燃煤形成的大气污染将更加严重。工业化过程中防治污染的资金缺乏、技术不足的情况难以根本扭转，工业污染有加重趋势。城市化快速发展与城市基础设施落后的矛盾将长期存在，城市环境质量短期内不会有大的改观。农业生态资源过重超载局面难以缓解，农业生态环境有进一步恶化危险。瀕危物种逐渐缩小、恶化，物种消失、生物多样性的减少将难以根本控制。
显然，在未来21世纪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国经济与人口同时急剧增长将始终保持着对土地、森林、草原、能源、水资源等巨大直接的需求，这一需求已接近或超过了环境资源可供开发利用能力，自然生态链遭受十分严重破坏，从而使自然生态系统内在生存机制和良性循环机制都将不复存在。在广大地区，特别是科学技术水平和生产力条件落后的边远山区，人口持续增长对自然生态的直接破坏作用表现得尤为明显。牧业人口增长将产生扩大牲畜种群数量的食物需求和就业需求，必然超过草原生物承载能力，随即出现牲畜对草场过于频繁强烈的啃食和践踏，造成草场退化。农业人口持续增长则在另一方面引起了扩大垦荒面积的需求，毁草垦荒很快造成草原植被大面积破坏。加上易于沙化地质条件、土壤条件和干旱多风气候条件，造成草原沙化和潜在沙化。加上粗放型耕作方式，引发了严重水土流失和土壤退化。
经济与人口持续增长，造成对未来就业的冲击，使得人们不得不开发一些从长远来说并不合理的产业。特别是广大农村，人口增长数量将在一个长时期内超出农业生产对劳动力需求的临界线。即使在农业劳动生产力水平较低情况下，劳动力供给仍将远远超过劳动力需求，使很多地区农业边际生产力一直处在负产出或零产出状态。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必然导致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城市，造成城市化不平衡。由于城市无力吸收和容纳，农村过剩劳动力又转而求其次，促使农村乡镇企业勃兴。这两种情况对中国城市环境和农村环境都将产生极大负面影响。在企业管理无序状态下，乡镇企业的上马带着极大的盲目性，不考虑对生态环境影响而进行无序布局，加上乡镇企业大多资金不足、生产技术落后、设备陈旧、管理不善，又没有环境保护设施，生产过程所产生的各种废物基本不经任何处理就排放到环境之中，农业生态环境势将进一步遭受严重破坏。未来，乡镇企业将成为中国农村环境最主要污染源。
城市经济的突发性增长，以及城市本身人口自然增长率的提高和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不断涌入，加剧了城市基础设施的极大负荷，严重影响了城市环境质量的改善。随着城市化进程加速，城市建设速度将不断加强，但政府在城市建设方面的努力将会一直滞后于人口增长需求。当有限资金主要用于解决极为紧张的城市住房、供水、交通等基本设施时，城市环境建设和环境保护就不得不放缓和拖后。因此，中国城市环境建设和环境保护将长期处于较低水平。
特别是从现在起到21世纪前一二十年，中国工业化进程将进入持续高速增长、结构剧烈变动阶段，经济增长平均保持在7%-8%不等的速度上，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大幅度提高。目前，社会总产值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废水和废气排放量就将分别增加约0.26和0.59个百分点，工业总产值每增加1，工业废水和废渣分别增长约0.17%和0.44%。由经济发展对环境的压力不断增加，环境污染的趋势难以扭转。
人口增长对中国经济发展速度和效益的重大制约，使得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经济实力受到严重影响。世界各国在工业化与环境治理选择上都经历了“先污染，后治理”过程。中国环境发展问题实质上是这一道路的延伸，这是因为：
从目前国力看，中国进行大规模治理条件还不成熟，社会无力集中更多精力和资金来改善环境质量，也很难指望在短期内跨越发展治理门槛，何况中国还要兼顾基础设施建设、交通、能源、通讯等多项投资需求。
中国正处在从低收入向中等收入过渡时期，由于人口压力、资源条件和经济起点等因素制约，当前以至今后相当长时期内，主要战略目标仍是首先保证生存，其次是持续发展。因此，中国既不具备大规模治理生态环境的经济实力，也不具备高质量环境需求的社会基础。在刚刚基本解决温饱问题情况下，对环境改善和污染治理能力不能估计过高。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旧有的组织制度将强化上述人口一生态环境继续恶化的趋势。随着近年来改革开放，旧体制虽然被削弱，条块分割状况却仍保持着强大惯性，社会还难以组织有效而协调的环境保护工作，来弥补生态环境建设方面的欠账。而在新旧体制转换过程中，新的宏观运行机制还不健全，资源价格偏低政策环境尚未改变，长期禁锢下的企业和农户在商品经济新秩序未健全和追求高消费剌激下，不可避免地出现短期化行为，继续阻碍生态环境质量的改善。
总之，在未来两三代人口的时间范围内，中国的人口增长仍将是一个不可避免、惯性很大的过程。中国目前庞大的人口基数，特别是庞大的育龄妇女人数，加之整体上比较年轻的人口结构，是未来相当长时间内中国人口增长的基本决定因素。即使采取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人口增长和人口结构也得经过数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才可能有所改观。如果放任不管或到更加遥远的未来，为此付出的代价将会更加沉重。
作为过去人口增长的后遗症，到21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中国将进入人口、劳动力、老年人口的3大高峰，即总人口在2020-2030年达到15-16亿，劳动年龄人口在2020年达到10亿，老年人口在2040年达到3亿。上述3大人口高峰相继到来，彼此叠加，以及可供支持整个民族生存的自然资源相对贫乏，潜力有限，使这一阶段成为中国最为痛苦的时期，也是中国人口、资源、环境、粮食、能源诸因素间的矛盾最为尖锐的时期。中国庞大人口数量已经远远超过合理的资源承载能力，自然资源超负荷状况使人口对各种环境要素都产生了沉重压力，造成对环境的严重污染和自然生态破坏。由人口增长引起的困境与危机都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相互关联、相互影响、相互叠加的多重危机。如人口增长造成食物和燃料需求的膨胀，形成对土地、资源、环境的压力；过度使用和浪费资源又使生态遭到破坏；水土流失、土地退化又大大限制了农业发展；为了排除某种恶性循环中的障碍，却同时产生了第二个障碍，而第二个障碍又加强了第一个障碍，它们相互叠加，形成复杂的因果链。随着人口、经济、粮食、资源、环境间的矛盾日趋尖锐，各种问题相继出现，难以遏制。
这种趋势将因为今后相当长时期内的大规模经济建设和国民经济高速发展而不断加剧，同时，由于从根本上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经济、技术等方面条件、能力尚不具备，加之环境资源的外部性和生态恢复的长期性，中国生态环境不断恶化的趋势难以根本扭转。中国在其经济起飞过程中正承受着空前庞大的人口压力和前所未有的生态环境问题，面临有史以来最严重的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双重挑战，以相当脆弱的生态环境支撑着大规模经济建设和“赶超”的宏伟目标，从而使自然资源的人口承载力变得更加脆弱。
中国面临着生存与发展的双重问题。所谓生存，就是必须在今后三四十年内、甚至更长的时间内，为持续增长到至少15亿人口提供吃饭、喝水、生活能源、住宅等基本需求的条件，以及享受就业、教育、社会保障等基本权益的机会。所谓发展，就是实现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但是，在未来长时间内，中国始终处在生存与发展的双重压力以及两难选择的困境之中。中国经济发展的起飞时间与经济发展的资源承载条件是被严格框定的。在3大人口高峰彻底来临以前的二三十年里是中国未来生存与发展的关键时期。历史与未来留给中国及后代的回旋余地是狭小的，调整时间是短暂的，基础是苛刻的，发展的机会是最后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