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桂林雁山园首次召开桂学研究研讨会，形成“桂学”大讨论冲击波，对“桂学”概念含义理解围绕“桂”与“学”展开的讨论，这既涉及桂学概念界定及其性质特征的定位，又涉及桂学研究对象及其内容范围的厘清，还涉及桂学观念、思路、目标、路径及其价值取向的确定。这场“旷日持久”的大讨论影响深远，推动了桂学研究的兴起，形成了广西学界讨论热潮。
一、“桂学”概念提出及其所引发的讨论
关于“桂学”概念的提出，庞铁坚在《关于钟文典教授提议创立桂学的一点说明》一文中谈道：“2003年中秋临近时，我们去看望著名历史学家、桂林市社科联首任主席、广西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钟文典先生。在这次会面中，钟文典先生很郑重地提出建立临桂学研究的设想。当时，我提议改为‘桂学研究’并得到钟文典先生的认可。这个最初的设想，主要是考虑系统研究桂林或者说桂北文化的成长发展过程以及特色，研究桂学的历史地位和影响。从这个语境来理解，所谓桂学，应该以中原文化与岭南文化的结合为其重要的文化特色。不久，我着手成立桂林市社会科学研究所，并同时设立了桂学研究室，也与包括祝仁兄的几位同道浅浅地研究过一些事宜，其中包括编辑桂学名著丛书和桂学研究丛书等，颇有理想的样子。因为能力不逮，加之环境约束，桂林市社会科学研究所尚未开展工作就结束了，桂学研究室也没张罗起来，只是几位热心人一直关心这个学科，并且在不同的场合提及桂学之名。”[6]从该文所见，早在2003年钟文典先生就提出“桂学”倡议，当时所指“桂学”显然是桂林之学的狭义“桂学”，其概念使用也仅仅限于桂林市社科联几位学者讨论圈子，并未在学界流行开来并形成影响。而真正将“桂学”提到广西之学的理解并在学界产生重要影响的是2009年桂林雁山园首届“桂学研究”研讨会开始，至今以学术研讨形式进行桂学的研究和讨论不仅已常态化、制度化、机制化，而且也进一步推动百家争鸣，学术交流，思想交锋，观点碰撞，由此产生火花，形成新的学术生长点。因此，首届桂学研究研讨会是桂学诞生的标志性事件。
2009年4月以时任广西文联主席潘琦为首的专家学者云集桂林雁山园，召开首次桂学研究研讨会，“桂学”作为广西区域文化学术的核心范畴在学界公开亮相，“我们正式打出了桂学的旗号，宣告了桂学的诞生”[7]，标志着广西文化学术研究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在该次研讨会上，潘琦率先提出“桂学”概念，并对其含义及其对象范围、性质特点、作用意义进行阐发，认为桂学研究具有开放性、综合性、民族性、创造性和传承性等特点。潘琦旗帜鲜明的主张，引发与会专家学者的极大兴趣与关注，也引发热烈的讨论及其不同意见的争论。张家璠认为：把桂学作为专用名词，只是学科概念，如果是一门学科，对象要十分明确，思考桂学，以学科研究为对象，要有准确的把握。王枬认为：广西本土文化汇集在一起，走向全国非常有意义，在一个大框架下形成独具特色的概念，从性质上还需要充分论证。总之，创意很好，概念需要进一步推敲。张葆全认为：广西要有文化上的自信心，不要笼统的说广西文化落后。梁启超曾说，两广在唐代以前对中国的影响不大，但宋代以后对中国的影响很大。康有为来桂林讲过学。近代以来，广西在全国的影响也很大。[8]从学者专家各抒己见的热烈讨论看，尽管见仁见智、众说纷纭，发表各自不同观点与认识，但殊途同归的是大家都表现出对桂学研究的浓厚兴趣和热烈关注，形成了桂学研究学术研讨的开放性、多元性、交流性的百家争鸣风气，为桂学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关于桂学的持续讨论与研究，吸引了更多的专家学者参与，也更多地通过论文发表方式表达各自观点和认识。
从2009年开始，桂学研究文章开始见诸报刊。邓祝仁《创立桂学与开展桂学研究》删节版短文发表于《桂林日报》2009年4月2日，全文发表于《中共桂林市委党校学报》2009年第3期。[9]《广西教育学院学报》也在2009年率先开辟“桂学研究瞭望”专题栏目，其后，广西各报刊、广西电视台、广西电台、广西各高校学报也相继开辟桂学研究及其相关研究专栏和专题，推动桂学研究不断拓展与深化。2010年，潘琦主编的《桂学序论》一书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汇集桂学讨论及其桂学研究论文20多篇，“这是第一本关于桂学和桂学研究的书，带有‘开荒’的性质，填补了广西文化发展史上这一空白”[10]，在学界产生重大影响。该书为“桂学文库”出版的首部著作，可谓桂学讨论与研究成果汇编，集中反映出桂学研究现状及其桂学讨论的大体面貌。
“桂”以确定其广西行政区域的地理空间及其文化空间范围。广西历代简称为“桂”，从秦始皇统一岭南设置南海、桂林、象郡始，广西便与“桂”联为一体，此后历代广西首府桂林或称桂州，都离不开“桂”，广西也就称为“桂”或“八桂”。从“桂学”概念含义及其内涵外延角度阐释桂学研究对象，则存在一些分歧。一种意见认为是指古代桂林、始安、桂州所称谓的、作为广西历史上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中心的桂林，“桂学”即桂林之学；另一种意见认为是指包括桂林在内的整个广西，“桂学”即广西之学；再一种意见认为可作狭义与广义的分别理解，狭义指桂林学，广义指广西学。潘琦明确主张对于“桂学”概念理解应该具有开放性、包容性和整体性，他认为桂学研究对象范围不应该局限于桂林，而应该是包括桂林在内、以桂林为重点的广西地域空间范围，“桂林文化是桂学研究的重点，但桂学不是单纯地研究桂林文化，一定要避免狭隘的观念”；桂学是“以广西社会、经济、文化、艺术、科技、工艺等为研究对象，具有岭南特色的一种理念、理论、学说的总和。‘桂学’是一个地域性的广义文化概念，是一种能正确地、合理地呈现社会、历史、文化和现实、现代、现代文化的系统知识的学问、学理和学说，是广西文化的名片。广西人在广西本土创造的学说，广西人在区外创造的学说，外省籍人在广西创立的学术思想、学术成果，都属于桂学的研究范畴”。[11]吕余生认为：“桂学是广西学术文化的总称，它概括和研究的对象是整个广西文化及其发生发展规律的学说。”[12]李建平则主张“桂学”概念可以分为狭义和广义，他认为：“狭义是桂林学，广义是广西学……桂学可以是研究桂林的一门学问，也可以是研究广西的一门学问，我们可以在不同学术场景中使用。”[13]黄健亦认为：“广义的桂学是指中外学者对广西社会、历史、人物等各方面进行系统研究的一门学科，包括人文学科、社会科学、部分自然科学、现代化进程。狭义的桂学是指以广西的文化为对象，进行历史性、现实性和整体性的系统研究的综合性学科。它只涉及广西的历史、文化、哲学、宗教、语言、文字、民俗和文学艺术等部分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14]胡大雷则从历史时限界定视角提出桂学概念可分狭义、中义和广义：“狭义‘桂学’概念，发端于宋代广西之正式命名，确立于宋元时期一系列对广西地域的研究论着；……中义的‘桂学’概念，有标志性的即指渊源于汉代陈钦、士燮的经学，苍梧牟子的佛学，以及酝酿形成于宋的广西地域之学，成熟并显赫成名于清季的王鹏运、况周颐的文学之学；……广义的‘桂学’概念即‘大桂学’，指的是渊源于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柳江人’的古代百越、萌发于汉而自宋以来渐渐兴盛繁荣并绵延泽惠于现当代的广西学术思想传统与人文精神传统，也涵盖有特色的自然科学传统。”[15]邓祝仁认为：“无论从研究对象，还是从研究范围抑或研究意义上考察，桂学恐怕以具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为宜，广义的桂学指‘广西学’，狭义的桂学指‘桂林学’。”[16]综合以上不同意见，其实具备许多共同点，殊途同归的是无论狭义、中义还是广义，“桂”作为广西从古至今的简称，“桂学”之“桂”理应与之对应。或者说可将桂学研究对象视为一个涵盖狭义、中义、广义的层次结构系统，既构成广西区域空间结构性与综合性的序列范围，又构成广西历代发展阶段性与整体性的时序范围。
值得重视和深入探讨的是，还有不少学者认为桂学研究对象的区域文化地理空间范围应该立足广西，面向全国、面向世界，充分考虑广西沿边、沿海、沿江的区位特点、历代行政区域划分沿革、人口迁徙、多民族聚居、各种文化融合，以及跨境、跨界、跨区域交往交流等现象，应该将其也纳入桂学研究的对象范围，扩展桂学研究的视野与视角。广西文化地理空间的区域与跨区域范围涵盖内容还应包括：一方面是省际交界构成的区域与跨区域文化形态，如历史形成的“百越”、“越族”、“南越”、“岭南”、“岭西”、“粤西”等跨区域历史文化，省际交界构成的粤桂、湘桂、黔桂、滇桂等跨区域文化，以及泛珠江流域、泛北部湾地区、南海地区、湘漓流域等跨区域流域文化；另一方面是跨境及其边境交界构成的文化现象，广西与越南及其东南亚地区的跨境文化现象，以及广西处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前沿位置、北部湾大开发及其广西成为西南出海大通道、“珠江—西江经济带”建设、“海上新丝路”建设，均将广西区域位置上升到国家战略及其国际战略地位，广西区域文化具有区域性与国际性交汇特点；再一方面广西因毗邻港澳，以及在台桂籍台胞较多缘故，桂港、桂澳、桂台交往范围扩大；此外，广西是客家聚居的重要地区，是仅次于广东、福建的第三大侨乡，从而也会扩大桂学研究对象范围。由此证明，桂学研究对象既需要科学界定及其范围的相对限定，又需要具有开放性、包容性与灵活性。
二、桂学学脉文脉传统及其学术精神
桂学研究在厘清“桂学”概念含义及其研究对象范围基础上，必须进一步追根溯源理清桂学的学脉、文脉及其文化传统，探究其文化渊源及其学缘关系，认清其学术肌理与知识谱系，提供桂学研究的学理依据，以利于更好地传承弘扬桂学的学术传统和学术精神。为此，专家学者进行了更为深入的讨论。
（一）“桂学”概念源头及其渊源关系
“桂学”概念的提出并非无中生有，也并非仅仅是时势造就的结果，而是有其发生的根源及其渊源传统。从目前所掌握的文献资料看，最早提出“桂学”这一概念的是清末著名学者、维新变法运动的领袖康有为。李建平指出：“在100多年前的晚清时期，当时的风云人物康有为已提出‘桂学’一词。那是1894年冬至1895年春，康有为来桂林讲学，居住于桂林叠彩山，在当时所作的《桂学答问》和《桂学答问序》篇名上醒目提出的。细读《桂学答问序》全文，不见有关桂学的任何定义，甚至没有关于桂学的只言片语。”确实，康有为篇名所使用的“桂学”一词原指在桂讲学之义，其讲学之“学”主要是孔儒经学及其读书方法内容，其中自然也包含康有为维新变法的新学思想。从这一角度看，康有为来桂讲学，确实含有宣传新学之意。由此可见，康有为所提“桂学”并非桂林之学或桂地之学含义。李建平则认为：“在《桂学答问序》里，可以发现蛛丝马迹。该文记叙写作《桂学答问》的缘由。起首一句，康有为就写‘桂山书院’，接着描述了书院悬挂的一块同治皇帝所赐的‘经明行修’匾额，又记叙了书院乃广西巡抚刘长佑和布政使康国器所建的历史。这康国器，正是康有为的叔祖。有此观感，康有为深有感慨：‘先帝教诲桂人士，训词深厚，先公教惠桂人士，手泽浓渥若此哉！’紧接着感慨之后的一句论断，值得我们重视了：‘于今二十年，桂士彬彬，其举人在今皇帝时再魁天下，而创作桂山书院以教惠之者，宜不能忘也。’这短短的40余字，包含三层意思：一是广西教育有成效；二是广西有人才，且‘魁天下’；三是要总结这段历史和这个经验，‘不能忘’。”“所以，笔者认为，康有为这里所说的桂学，并非与今天的桂学毫无关系，可以认定为桂学的源头，在100多年前就已存在。”[17]这一观点言之成理，论之有据，得到学者专家普遍认同。尽管康有为所提“桂学”含义与当今作为广西地方之学的“桂学”有所不同，但从其对广西文化教育业绩的称赞来看，“却不经意间透露出广西特别是桂林有着深厚的文化传统，而且在某个时期往往能得风气之先”[18]，包含有桂地之学兴盛之义。由此，以之作为“桂学”概念源头理所当然。当今潘琦等所提出的“桂学”概念，显然含有更为深广的含义与丰富的内容，以及现代观念与时代意识，当然也是广西历史文化传统积淀厚积薄发的产物，更是广西文化学术发展的必然结果，古之“桂学”与今之“桂学”具有一脉相承的渊源关系。同时，通过学界持续不断的桂学研究及其讨论，“桂学”含义及其内涵外延仍然还在建构及其完善与丰富过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