冀州有九郡国，魏郡虽是治所所在，可冀州西南方向紧挨着河内、东郡；人口方面只是九郡国中游，比赵国五县二十万人口多三十多万，但远远比不上人口一百一十万的渤海。
渤海是冀州最大的郡，紧挨着的青州平原国也有百万出头的人口……所以袁绍这个渤海太守，含金量很高。
如何将冀州各郡国分配妥当，显然是一件工作量非常大的事情；这不是拿着笔在地图上画一个圈就能解决的事情，如郡王国、县侯国有改动，就要对其王、侯进行迁移。
经过魏越起草，贾诩修订的新冀州九郡国版图出现，新的冀州向北吞并了幽州的代郡，代郡太守是成矩，去年时魏氏就完成了对代郡的实际占领；西南方面割走河内西北三县，以充实魏郡邺城南面防御纵深；东南方面割走青州平原国黄河以北的七县，南三县并入济南国，青州由六郡国缩为五郡国。
冀州方面，首先是魏郡范围扩张，西南并入河内三县十万人口，东北方面一口吞掉清河国七县五十万人口，郡一级的清河国消失不见。
清河国虽然存在，可清河王五十年前谋反除爵后王位空悬，所以直接取消清河郡国建制没有多少收尾工作，不需要重新迁移、改封清河王。倒是清河国治所甘陵，有个甘陵王刘忠，就是那个被黄巾军俘虏赎回来的王。
因为亲族被黄巾军斩杀一空，刘忠并无子嗣，并在今年七月郁郁而亡，谥号甘陵献王，无嗣国除。
清河国、甘陵国的问题因为王位绝嗣而轻易并入魏郡，赵国就显得很麻烦。
赵国只有五县，人口才恢复到十五万，是冀州最弱小的郡国，可却悬在邺城北方居高临下，相当于邺城东北方向的屏障。魏越很干脆的一口气将这赵国五县并入魏郡。
原赵王刘豫迁为代王，代郡改郡为国。
原平原王刘硕是桓帝的弟弟，河间孝王刘开的孙子，是当世刘氏封王中很有地位的一位王。不过灵帝登基后，杀刘硕兄弟渤海王刘悝后，刘硕就整日醉酒不管俗务，魏越改封刘硕为渤海王，渤海郡成了渤海国。
其后又将十五县的巨鹿郡大鹿泽以南十县四十万人口划入魏郡，东边安平国南部南宫三县也并入魏郡。
新的魏郡十五县六十万人口，前后吞并河内东北朝歌三县十万人口，清河国七县五十万人口，赵国五县十五万人口，巨鹿十县四十万人口，安平国三县十万人口，还有并入冀州的平原、鬲国两县国二十万人口，前后一共四十五县，人口二百万！
一切新编魏郡范围内的县一级公国，或封在魏郡食邑的封侯一律外迁安置在冀州其他郡县。
新的冀州九郡，除魏郡之外其他郡国疆域经过进一步调整后：魏郡四十五县二百万人口；常山国向代国北移让出五县给巨鹿，常山国有九县三十万人口；代国分出南边三县给常山国，代国剩下九县十万人口；新的北移巨鹿郡吃掉常山国东南精华五县，中山国南部无极、新市两县，及东边安平国西部的堂阳、扶柳、南深泽三县，巨鹿郡将恢复到原有的十五县，同时人口由五十万涨到六十万。
受到魏郡、巨鹿郡膨胀挤压，中山国被消减到十一县四十万人口；安平国向东吃了渤海两县，将有九县五十万人口；河间国吃掉渤海北部章武县……地皮、人口相当于一个小郡的章武县足有二十余万人口，河间国成了十二县七十余万人口；渤海丢了三县，吃了平原并入河北的五县，人口维持在一百二十万，是仅次于魏郡的冀州第二郡。
第一魏郡四十五县二百万人口；第二渤海国十县一百二十万人口；第三河间国十二县七十万人口；第四巨鹿郡十五县六十万人口；第五安平国九县五十万人口；第六中山国十一县四十万人口；第七常山国九县三十万人口；第八代国九县十万人口。
新的冀州八郡国人口四百八十万，这还是并入平原七县八十万，河内三县十万，代郡十万这一百万人口后的数据。
黄巾之乱前，冀州有人口五百八十万，现在加上外来的一百万人口，却只有四百八十万人口。
其中，整整有二百万人口不见了，前后不到七年的时间里，黄巾之乱有折损，皇甫嵩当冀州牧时清洗太平道有染的百姓又死一拨，张举、丘力居抄掠冀州的时候又死一些。再加上难以遏制的疫疾造成人口连年折损，现在还能剩下三百八十万，还算是很不错了。
起码，一代人的时间就足够恢复到六百万人口。
不计已经取消的平原国、清河国和赵国，新的冀州八郡国之中，足足有六个封国，四个是河间孝王一脉，这就是河间孝王刘开一系强大之所在。可惜封王被夺了理政、治民和统兵权，否则谁能从河间孝王刘开一脉手中夺走富饶的河北？
刘氏封王中，如陈王刘宠那么神勇的强人只有一个，不得不说刘氏宗室就是顽强。
从版图上来说，魏越不喜欢太大的州或郡，他的理想划分方式应该是一郡大的十二县，小的九县人口三四十万，一州五个郡为妙，人口二百万为限。
现在的他实在是没有力量去改变太多，只能先改造自己控制范围的郡县行政编制。
魏郡得到空前的强化，先例就是帝乡南阳郡，南阳郡三十六个县，汝南郡三十七个县，都是人口过二百万的大郡。
一个四十五县人口二百万的魏郡，待封公建国后成为魏公国后，如何治理就成了一个不可拖延的大问题。
如果连魏国都治不好，又怎么可能治理好冀州，及河北？
在两汉王国官制的基础上，如何取舍、分配权力体系，就成了魏越一个人要考虑的问题。无数人眼巴巴等待着这个问题，他们再心急也不敢在这个问题上插手、进言，这是独属于魏越的禁脔，不容他人染指。
魏越特意邀贾诩来邺城，贾诩对这个问题也保持沉默，他可以在冀州新版图规划时给出适当的意见，却不会在魏公国官制建设中表态。
索性，在一众谋士刻意沉默下，魏越颁布了今后魏公国的官制体系。
不是简单的三省六部九寺制度，其中有很多问题，首先一个大问题就是三省分权后有太多扯皮的地方，权责划分不清晰，不利于政务运转。
中书省源自汉武帝时期的中书令，司马迁宫刑之后担任过中书令，中书令司马迁在朝堂集议时位在丞相之上，设立之初分的就是丞相的职权。后来发展为枢密院、内阁，干的都是议政的事情。
尚书省来源于尚书令，负责的是具体的执行工作。
门下省则是皇帝侍中、各种侍御史、谏议大夫、议郎综合发展来的，以拾遗补缺为主，纳言之官，是皇帝的侍从官。
三省制度除了尚书省有必要之外，中书省分割相权，门下省又与监察体系缠绕在一起十分混乱，隐患很大不能直接死板硬套。
再说六部，六部每一部有四司，六部合计二十四司，这每个司职权或多或少与九寺职权有重叠的地方。如刑部与大理寺，户部与司农寺，兵部与卫尉寺、光禄寺之间的职权纠葛……所以三省六部二十四司，并不适合现在使用。
自汉以后对丞相权力的各种限制、打压以至于取消丞相，根本原因在于皇权与相权的争执，以及皇室内帑财富与国家公库财产的混淆。
魏越有信心在自己活着的时候压死官员，让他们老老实实干活，不敢把手伸的太长。可他之后，官员们的手必然伸入国库，国库无法令他们满足，就会把手伸到内帑之中。而且国家盐铁税、田产收入是国税，归大司农这类衙门管理；而少府、太仆寺则管理的是皇室各地私产的经营。
政务、财产方面都分割的这么明白，更别说敏感的军权了。
三省六部制不能照搬，三省不能搬，六部更不能直接搬……而现有的公卿，尚书台模式灵活随意，让习惯了上下官位整整齐齐的魏越始终有些别扭。
不管怎么说，重设官制来说有这么几个问题先要解决：第一要不要设立一个完整的丞相机构，丞相机构上承自春秋，是国家政务拟定、执行单位；第二是税务财产分配，公室的就是公室的，国库的就是国库的；第三就是军权的分配，到底是归丞相，还是设立中尉分丞相之权，又或者中尉掌公国兵，郎中令执掌公室卫队；第四就是监察体系的建立，有御史台、都察院这类模版可以参照；第五就是侍从官，侍中、光禄、谏议大夫。
魏公国肯定要设立国相一职，总不能让重臣们集议来讨论国政吧？必须要有一个负责人站在台上，出了意外事情也好推出去背黑锅。丞相背黑锅这种把戏，汉武帝玩的非常溜。
然后是执行单位，即尚书台。尚书令、尚书仆射职权综合再平均分配后，就是后来的六部尚书，魏越准备直接推出六部尚书，也有覆盖全国军政各方面的二十四司，只是尚书台并没有议政的权力，只是一个颁布政令的平台。
董卓摄政以王允为尚书令，曹操摄政以荀彧为尚书令，这都是摆明的例子。自己不需要一个可以影响、控制尚书台工作的人，需要的只是一个能正常运转发布政令、人事调动命令的平台。给这个平台制定工作条例，可以驳回有悖常理的乱命就可以了。
所以六部尚书可以有，六部二十四司也可以有，除了驳封权力外，六部二十四司没有任何的权力。
具体的施政权力还是参考当下，以九卿来负责实际工作，改九卿为九寺。
寺者，侍也，意思是服侍国君，国君能亲自领导的。
首先是太常寺，负责祭祀，祭祀是一个国家的基础，太常寺排在九卿第一。
然后是光禄寺，因为是公国，所以可以命名为郎中寺，负责的是公室扈从、郎官、宿卫工作，郎中寺排在第二。
第三是卫尉寺，负责首都卫戍工作，是对郎中寺的补充。
正好应对‘国之大事唯戎与祀’，这三个卿位是很难动摇的。
之后的太仆寺、廷尉寺、鸿胪寺、宗正寺、司农寺和少府寺，唯一的改动就是廷尉寺改名为大理寺。
司农寺负责国库，少府寺服务于公室内库，国库、内库分开互不干扰。
然后魏公国再设立中尉负责兵役法运转，以及御史台监察上下，以及负责仪仗、特务工作的执金吾就算完事了。
如此一来，眼前所有的问题都得到了解决。
然后一个更大的问题出现了，该怎么给魏公国内的官员制定官秩，是按着一年俸禄简单、直接的以多少多少年俸来分级，还是推出九品官制？
和之前一样，这种敏感的东西影响深远，祸福就在当代，没人敢给魏越提意见，只能魏越自己来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