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气候限制和左大部贵族态度变化，王庭，张修立场先后发生变动，这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一种背叛，可王庭有王庭的根本利益，张修也有张修的理想。这种小小的背叛，在大汉帝国这个共同的体系下，并不算什么严重的政治事件，此事件性质更接近同僚之间使绊子。
在大汉帝国这一个大体系下，这种小小的意见分歧、利益冲突自然是可以调解的，也是可以谅解的，可大汉帝国若不在了呢？
中央集权制度下，地方实力派之间的矛盾几乎都是靠嘴炮、外交斡旋、利益共享妥协解决，而不是刺杀和战争这类激烈、暴力手段。
所以前脚魏越带着自家部曲挽救了危急形势，可后脚因形势变动，王庭、张修虽感激魏越，也会坦然的去追求自己的最大利益。小小的背叛、牺牲魏越的一点利益只是微不足道的小事，权当给年轻人一个经验，后续再补偿就是了。
可魏越无法接受，张举也无法接受，不将战争扩大，魏越的三个目标无法达成，而张举的军队失去战争的温养、锻打，会危及张举本人的生存。从切身、根本利益上来说，魏越、张举一定要打这场战争，哪怕颠倒黑白也要打。
张杨、黄盖也是坚决的主战派，这一战打起来，并打赢，能节省两人仕途五年的奋斗。而且已经伙同魏越篡夺了兵权，若不开战，张杨绝对会被清算，而黄盖的下场大概就是调任闲职，或下野赋闲躲避风头。
在等待长史荀攸上任的这几天里，魏越反复计算着强行发动战争的可行性。
几乎，整个塞外汉军指挥权都在自己与张举手中，包括征调动员武装后的八千匈奴义从骑士，义从骑士的指挥权在暴雪降临前，就被张修转交给了魏越。魏越手中又不缺人手，打散三百部曲充当军吏，足以完全掌握着八千义从骑士。
王庭方面目前动员了约三万骑，指挥权在于夫罗手中，会随着战争扩大而继续动员。反正匈奴军队只要有草料就能维持生活，不需要额外的粮饷支出，动员三万与两万骑兵的问题差别就在于军械够不够，而不在粮饷充足与否。
若自己及整个汉军执意要打，王庭方面只能跟着打，张修也是没办法。可这样一来，战后南匈奴人口折损十几万，必然与王庭方面决裂，别说是汉化匈奴使其成为兵源地，就连商队的事情都会告吹。
如何策动这场战争，不让自己成为战争发动者，就成了魏越近几日考虑的问题。
战争必须爆发，自己可以寸步不让的坚持主战，但决不能是自己引燃火药桶，否则王庭方面必然记恨，成为大仇。
为了尽可能的在一系列小动作中撇清自己，魏越需要一个与南匈奴各部相熟，却也一心主战的人物来执行一些必不可少的小动作，他选择了张杨。
在十年前越骑旧部入塞时，在匈奴王庭中张杨与吕布的差距仅仅是各类比武的第一名，第二名的差别，差距小的几乎可以忽略。入塞后，吕布求学阳曲郭氏，还有一个手脚通天的内弟，使得彼此之间的距离迅速拉大。
魏越相信张杨会答应下来，因为丁原给不了张杨想要的机会，而他可以，甚至此战后保举张杨一个千石军司马，一举成为中级军官。
幸好并州方面派来的是张杨，若是其他人的话，还真没法这么顺利的搞事情。
黄盖作为见证者，看着张杨答应魏越的谋划，不由思绪纷飞想起了与魏越最初见面的时刻。
那时候正是黄巾军四起，朝廷即将解除党锢的前夕，被举为零陵郡孝廉的黄盖入京接受考核，沿途与黄琬同行。黄琬还没被朝廷征辟为议郎时，魏越就上门来拜访，多么单薄的一个少年，如今不过五年时间便已手握雄兵，以佐官之职影响数郡军政，一言一行直接决定着双方二十万人是战是和。
魏越看着张杨阔步离去，收回目光扭头见黄盖沉思，就笑问：“盖叔思虑何事竟如此专注？”
“正在想长沙太守孙文台，此前隶属右路军时便知此人勇烈，未曾想今日以勇违乱朝廷法度。”
黄盖说着眯眼，微微垂头看着地上踩平的积雪：“虽形势所迫，就是不知朝廷事后如何论断。”
孙坚平定长沙区星之乱时，零陵周朝、贵阳郭石也同时起兵攻掠各县以策应区星，很不巧叛军进攻宜春县。宜春县令陆骏是魏越的老熟人了，庐江太守陆康路途遥远无法救援自己侄儿，就请托老朋友孙坚。
于是孙坚在没有朝廷及州刺史王睿等上级许可的情况下擅自出兵进剿周朝、郭石叛军，虽说救了陆骏，也遏制了周朝、郭石叛军的发展，可也极大的触犯了朝廷禁令。
这件事情若在以往时期，朝廷处置起来也很简单，无非就是个情有可原法理难逃的辩论，处罚轻了就是个功过参半保留原职，处罚重了就是降职任用，再重就是夺职为白身、流放边郡，又或者斩首问罪。
但现在这种情况，谁敢杀孙坚这样的良将？
不给孙坚留活路，若孙坚一口气提上来犯了，整个荆州就会大乱，没人敢赌孙坚会乖乖束手待毙。而且尴尬的是，孙坚若被逼反，朝廷一时间很难找到一个合适的平叛主将，一来是真没有合适，并敢跟孙坚对阵的人物，二来是那种敢跟孙坚交手的人物自然也是孙坚这一档次的人物，见孙坚被逼反，自然会心寒。
当前形势朝廷不可能重惩孙坚，与其轻打板子落了面子让孙坚不高兴，不如装糊涂，就当这事情没发生过……开了这个郡守擅自率兵越界战斗却不受惩戒的很坏先例，即便天下哗然人心动荡，朝野也只能装哑巴。
除非朝廷手里还有三五个类似于孙坚一样的打手团队，否则是不敢过度给孙坚添堵的。
前后思虑一遍，魏越神色沉稳，口吻确凿：“盖叔多虑了，今各方先后造逆，朝廷正缺良将，而孙文台乃江东猛虎，如此勇烈之人必然受不得委屈。与其令孙文台气屈，不若厚赏以励其心。”
魏越说着眨眨眼，询问道：“零陵贼酋周朝，不知盖叔可曾识的？”
黄盖挤出一个微笑：“家丑而已，先父在时周朝乃我父故吏、弟子，后家中生变，周朝伙同我黄氏仆僮，夺去了家中产业。”
魏越听了挑挑眉，黄盖是以孝廉身份在右郎署为郎，自然以部属的身份跟随右中郎将朱儁的右路军作战，与右路军的总参谋长孙坚相熟也是顺理成章的。孙坚跨境击贼，不算黄盖的私仇，光是孙坚事后不受朝廷惩戒，就能让很多故意做梦不愿醒来的人惊醒……朝廷已不是当初那个说一不二的强力朝廷，世道也不再是之前那个世道了。
想到孙坚的行为，魏越还是排除了黄盖追随孙坚的可能性。因为黄盖从黄琬手中拿资源，与从魏越手中拿资源是不一样的概念，虽然用的都是黄氏资源，可前者黄盖是欠黄琬的，后者则是借魏越的。在魏越手中将分散各地的黄氏聚拢起来，是黄琬的心愿所在，其中各地黄氏多少也是赞同的。
作为当年黄氏分裂的亲历者，黄盖、黄忠等人是不会在黄琬时期回归江夏的，他们代表的不仅仅是自己，还有自己父祖的颜面。若轻易回江夏，岂不是向天下人表示，是他们服软了，是他们父祖当年错了？
黄盖已从自己手中拿到了足够多的资源，以至于现在黄盖、虎步军以及他魏越这三者已牢牢绑在一起，颇有些荣辱与共的味道。至于黄忠则有些棘手，这是个脾气不太好的人，因黄盖与黄琬一脉走得近，黄忠与自己的亲堂兄黄盖已没了走动，可见黄忠对黄琬一脉怀有多大的怨念。
两日后，长史荀攸抵达王庭，一场小规模宴会后，荀攸立刻开始系统的研究王庭内外形势。
当夜，魏越抱着一叠公函来到荀攸研读资料的书房中，落座在火塘边的胡櫈上，问道：“今左大部态度绵软，看似好欺，以至于王庭生出允许和谈，再徐徐肢解左大部的心思。然而，无我手中五万汉军做刀，王庭又该如何肢解左大部？”
“公达兄，邪利及左大部之叛，若无魏某力挽狂澜，如今南匈奴形势又该是如何？”
荀攸垂头不语，魏越抬头看着屋顶通风口，眯眼回忆：“我记得钱塘侯率右路军平叛宛城时，就严词拒绝纳降势穷之贼。所虑在于轻易纳降，会让百姓顺则为贼劫掠，逆则请降避罪。如此，百姓必然狡诈反复，见利为贼，见威则为民，反反复复成为地方祸患。如今之左大部，便是如此情况，轻言纳降一事易也，如何根除祸患则千难万难。”
“单于父子也明白如此道理，可其不愿南匈奴国力受损，不愿同室操戈……更不愿在我汉军左右下内战。他们宁愿忍受虎狼在侧之险，也不愿让我汉军梳理各部，以避免汉军立威立信立法之机会。”
见荀攸抚须沉吟，魏越又说：“至于张修赞同议和，原因也非张修无远虑，逐利于眼前。而是张修年过六旬，他等不来匈奴全盘汉化、内迁，编户齐民之时。与其耗费过来打一场胜负难料的大仗，他宁愿死前看到一个形表大致汉化的匈奴。单于父子有私心，张修年老而生私心，公达兄正值壮年，不知可会生出这类私心？”
荀攸只是轻叹一声：“扬祖，朝廷处处用兵。着眼于南匈奴，的确该打，以犁庭扫穴之势，奠定百年基业。可，南匈奴终究不过天下之一隅，其患仿佛疥癣，即便左大部、邪利谋算王庭得手，除了归附朝廷外，他们又能有神么作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