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洛甫也认清了“左”倾路线
红色教授张闻天
张闻天，1900年出生在江苏省南汇县的殷实农户家庭，原名“应皋”（也作“荫皋”），字“闻天”，取《诗经》中“鹤鸣于九皋，声闻于天”之意。他17岁时入南京河海工程专门学校。1919年，他参加了五四运动，随后在报刊上公开介绍《共产党宣言》中的“十条纲领”，可以说是在中国最早宣传马列主义的先驱者之一。
同年，他在上海入留法勤工俭学预备科，翌年7月去日本东京学习，1922年夏又自费留美勤工俭学，一年多后回国。1925年6月初，张闻天在上海入党，10月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后入红色教授学院学习和工作。因他沉着、风雅、有学识，党内很多人都称他“老教授”。他取俄文名字“伊思美洛夫”，从此即用译音“洛夫”、“洛甫”为笔名。因他在理论研究上高于留苏的其他人，王明等教条主义者大力拉拢他，而张闻天因缺乏国内实际工作经验，一时也对他们的主张表示赞同。
黑夜，戴着深度近视眼镜的张闻天，高一脚低一脚地行进在老山界的山沟里。一个多月的长途跋涉，加之深秋的连绵细雨，弄得他疲惫不堪，行动颇不方便。崎岖的山间小路，泞滑难行，配备给他的那匹马，也无法乘坐了，只得让特务员牵着，驮着他的东西，紧紧跟在他的后面。
扶着一根竹竿，张闻天默默地走着，心事重重。
三年前的一个冬夜，他和杨尚昆离开莫斯科的中山大学。归国途中，列车载着他们越过辽阔的西伯利亚，在双城子换了车，行抵绥芬河边界。在一个秘密交通站里，他俩一番乔装打扮，当晚，即由一个苏联同志带领偷越国境。他俩紧紧跟着这个不知姓名的苏联同志，心情有点紧张地默默走着，四周是皑皑的雪原，茫茫一片。凄厉的寒风打着唿哨掀掠起狂舞的雪花，不断扑打着他们的脸颊。严寒，包围着他们，他俩连眉毛上都结了霜花。
他戴的还是这副近视眼镜。三年前夜行的情景，至今记忆犹新。不同的是，那次走的是雪原，今天走的是山路。
他在国外学习、工作五六年后，奉中国共产党中央之命回国。在汹涌澎湃的革命洪流中，他大可以将他所学的知识、本领毫不保留地奉献给他所追求的壮丽的事业。归国之初，他的确也是这么想的。
他虽然有丰富的书本知识，却缺乏实际的革命经验。在极其艰难复杂的斗争旋涡里，他自觉或不自觉地参与执行了一条错误路线，犯过思想方法上的教条主义和政治路线上的“左”倾错误，成为一条错误路线的核心人物之一。这条路线给中国革命带来巨大的灾难，这是他万万不曾预料到的事。今天，这数万部队在大山沟里艰苦地夜行军，不能说与他的错误没有关系，一想起这一点，他的心里就有些难受。
他清楚地记得：三年前的那个雪夜，那个苏联同志领着他和杨尚昆悄悄地翻过一座大山，来到祖国边界。苏联同志的任务完成了，在他们一阵亲切的默默注视之后，他俩深深地道一声感谢，又继续作神秘的旅行。几经周折，抵达上海的时候，正巧是旧历新年。
张闻天没有听从博古的劝说
1931年年初，他回到上海任中宣部部长，后任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主席（相当于总理）等职。
张闻天任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后，成为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执行者。后来受毛泽东的影响，逐渐改变了立场。对此，博古很恼火，他指责张闻天有“右”倾错误，说张闻天对他的指责是“普列汉诺夫对1905年俄国工人武装暴动的机会主义思想”。张闻天据理反驳，两人争得面红耳赤。张闻天还批评博古把红军指挥权拱手让于李德，表示我们中国的事情不能完全依靠李德，自己要有点主意。博古却认为执行李德的军事指挥是正确的。
张闻天没有听从博古的劝说，仍然写文章批评“左”倾政策，这自然招致博古等人的不满。张闻天被排挤了，被毫无理由地派往闽赣省做巡视工作去了。张闻天在调查过程中更坚信了他对博古、李德做法的怀疑。
1934年9月26日张闻天受命写出关于红军战略转移的社论，发表在9月29日出版的《红色中华》上，题目是《一切为了保卫苏维埃！》。在这篇社论中，张闻天回顾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形势，指出了在反“围剿”中存在着“在苏区内部同敌人拼命”的错误，拼命主义和逃跑主义一样都是错误的、不可取的。在社论中，张闻天委婉地说明了战略退却、转移的必要性，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这表明他的思想已有了大的转变，与王明“左”倾路线有了明显的不同。社论一发表，红军总政治部立即发表政治指令，要求全军根据社论，立即开始军事行动，“在部队中进行充分的宣传解释工作”。
1935年秋，陈云曾在《随军西行见闻录》中谈到这篇社论：
九月间在《红色中华》报（赤区中央政府机关报）登载张闻天（中央政府之人民委员会主席）之文章，微露红军有抛弃江西而到赤区以外之“围剿”军事力量空虚地区活动之可能。果然，十月中，全部队伍均行西走矣。
董必武和何叔衡读到这篇社论方知红军要进行战略转移。1936年，董必武在回忆长征的文章中称它是“一篇关于红军战略的社论”，可以说是红军长征的宣言书和总动员令。
逐渐从“左”倾路线中转向的张闻天，与遭受“左”倾路线迫害的毛泽东在观点上接近了，并且在政治局内开始了反对李德、博古的斗争。
中央队三人集团
毛泽东、张闻天和王稼祥曾被称为“中央队三人集团”。他们并没有一个公开的组织形式，却是行军途中结成的强有力的政治联盟。这也是毛泽东第一次以准领袖的姿态影响中共最高层的决策。
对于这个“中央队三人集团”有不同的说法。
当事人张闻天是这样简略回忆的：
在出发以前，最高“三人团”要把我们一律分散到各军团去，后因毛泽东同志提议未分散。我当时感觉我已经处于无权的地位，心里很不满意。记得在出发前有一天，泽东同志同我闲谈，我把这些不满意完全向他坦白了。从此，我同泽东同志接近起来，他要我同他和王稼祥同志住在一起，这样就形成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反对李德、博古领导的“中央队三人集团”，给遵义会议的伟大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
长征出发后，我同毛泽东、王稼祥二同志住一起。毛泽东同志开始对我们解释反五次“围剿”中中央过去在军事领导上的错误，我很快地接受了他的意见，并且在政治局内开始了反对李德、博古的斗争，一直到遵义会议。
对立面李德是这样回忆的：
毛把这时已经转到他一边的洛甫派到政治局。洛甫在军事上没有经验，但对军事著作比较熟悉；他盲目地接受毛的论点，而他的表达能力却比毛好，因此容易获得听众，尤其是他避免了毛在讲话中一直带有的那种民族主义语气。
在这几次激烈的冲突以后（指广昌战役等中央军事委员会的争论），大家的情绪至少在表面上平静了一段时期。毛参加军事委员会的会议越来越少了，而在暗中却继续进行着宗派斗争。他把红军政治部主任、政治局和军事委员会委员王稼祥争取了过去，王稼祥成了他最亲密的同盟者。但是王稼祥由于伤势严重，几乎很少露面；为了抑制体内的弹片所引起的无法忍受的疼痛，他不得不定时服用鸦片。毛泽东、洛甫和王稼祥组成了宗派的政治领导——“中央三人小组”。这个宗派为夺取党和军队的领导权，从这时开始进行着一场秘密的斗争。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把其他政治局委员，特别是军队指挥员拉到了他们一边。这样，毛泽东达到了分裂中央政治局和削弱军事委员会的目的，直到1934年秋长征开始时，他认为公开登场的时候到了。
李德的回忆显然是不正确的，或者别有用心地进行了歪曲。他把所谓的“中央三人小组”的形成提前到了长征前，而不是长征途中形成的；他把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反对“左”倾路线的斗争，视作宗派斗争，而不是原则斗争；他把“中央队三人集团”看作阴谋的产物，而不是由于政治思想观点接近自然形成的政治联盟。
李德对长征中的“中央队三人集团”高度关注和警惕。但他始料不及的，正是他和博古制造了自己的对立面，并为“中央队三人集团”的形成提供了条件。
长征前夕，斗争经验丰富的毛泽东，又不露声色地走了一步战略高棋。
为了战略转移的机动性，“最高三人团”决定少带机关人员，并且把非带不可的人员分散到各军团去，这样便于行军作战，也便于保护这些党和政府领导同志的人身安全。张闻天没有过多地考虑，便同意了。可毛泽东不同意，他预见到行军途中能提供许多机遇，领导同志走在一起，也便于见缝插针、不露声色地争取同情者，同时枯燥的长途行军也正是沟通思想感情的极好机会，分散到各军团互不照面，活动舞台就太小了。所以，他坚决反对把党和政府的领导人分散到各军团，主张把机关集中，编成战斗单位，这才有了中央纵队和军委纵队以及各梯队。
毛泽东说服了张闻天，张闻天恍然大悟，又跑去说服博古。
“波古浪也夫，”张闻天称呼博古的俄文名字，“把政府工作人员分散到各军团要重新斟酌。你不觉得这样做有欠慎重吗？董老、徐老、林老、谢老他们都是四五十岁的人了，分散了谁照顾？他们都是老弱病残，怎么能跟战斗部队跑？”
“你不是同意分散吗？”博古诧异道，“那怎么办？把他们留在苏区你又不同意，前几天你还为把瞿秋白、何叔衡留下而大发脾气呢！”
张闻天说：“不留下就没有办法啦？毛泽东同志提议把政府机关集中，便于统一照顾。”
博古紧叮一句：“你的意见呢？”
张闻天：“我同意毛泽东同志的意见，因为他是政府主席，‘三人团’应该尊重他的意见。”
之前项英多了一个心眼，在研究这个问题时他提醒过：“你们无论如何要注意毛泽东的言行，防止他对部队施加影响。”
博古犹豫地说：“我们把他放在中央纵队，跟董必武、谢觉哉、徐特立他们在一起，大概不会有什么问题，毛泽东不直接接触部队。”
项英仍是不放心：“那么，洛甫呢，王稼祥呢？他们靠得住吗？”
博古肯定地说：“洛甫同志是莫斯科来的，稼祥同志也是，可能有些问题看法不一致，但不至于太离谱。何况洛甫跟军队没有任何关系，稼祥伤情很重，能完成每天的行军就谢天谢地了。”
在这个问题上，李德同样自信：“毛泽东跟中央军委的人不可能有很多接触的机会，更何况在大军西行的连天炮火中，行军、打仗、宿营，饭吃不好，觉睡不香，能有多少时间进行政治活动呢？”
事实出乎他们的意料。长征途中，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经常住在一起，他们有时间、有机会、有条件进行政治活动。终于，“中央队三人集团”稳固地形成了。也许称作“中央队三人核心”更为准确，因为它是在长征路上，中央纵队范围里活动的，也没有一定的组织形式，只是在反对李德、博古“左”倾路线的同志中以他们三人为核心，他们也起到了核心作用。这个松散的“三人核心”，比什么“三常委”、“三人团”都更起作用，更有权威，更掌握真理，因此，更有战斗力。
四、只解决最迫切的问题
（一）博古、李德成了少数派
“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人无三分银。”这三句流传甚广的话，是当年贵州的形象写照。
贵州，全省处于海拔1000米左右的高原，山峦叠起，峭壁嶙峋。自从通道“飞行会议”通过了毛泽东的建议，红军便从通道县西行。才一天工夫，就进入贵州地界。
刚进贵州，毛泽东便失去了身上的一件毛线衣。那是一位60多岁老妇人，带着小孙子外出讨饭，饿倒在路边，冻得浑身发抖。毛泽东二话没说，脱下身上的毛线衣，送给老妇人，还叫警卫员解下两袋干粮相赠。老妇人向他跪谢，他用刚学会的贵州话答谢：“红军是干人的队伍！”
黎平政治局会议支持了毛泽东的主张。
一排白墙青瓦、前低后高、外砖内木的平房，本是商人胡序维的店铺，如今被载入史册——因为12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这里召开，史称“黎平会议”。
红军进黎平县城，待了三天，成为西征以来难得的喘息机会。
毛泽东在会上的意见归纳起来共三条：
放弃北进与贺龙、萧克部队会合及在湘西建立根据地的原计划。西进贵州，攻取贵州第二大城遵义，以遵义为中心建立新的根据地。在适当的时候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全面总结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教训。
毛泽东的意见，当即得到政治局多数的赞同，在周恩来的支持下，政治局同意通过一项书面的决议，表达中共中央战略意图的重大改变。这样，毛泽东的意见，得到政治局的正式认可。
决议通过后，出于对李德的尊重，周恩来在当天夜里拿给李德过目。不料，李德看了译文后，大为不悦，跟周恩来吵了起来。向来温文尔雅的周恩来，忍无可忍，顶撞了这位“顾问”。
12月19日下午6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出关于贯彻黎平政治局会议决议的决议，表明毛泽东得到了党和红军的支持，完全占了上风。
12月20日，中央红军离开黎平，分两路西进。红军便直扑乌江，进军遵义了……
